2．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过去20年来，有关家庭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影响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仍有诸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以便进一步深化我们对青少年网络成瘾成因的认识。

2.1 注重研究内容的拓展和深化

未来研究应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研究内容，避免低水平重复先前的研究。

2.1.1 应注重理论模型的建构和检验

目前有关家庭因素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研究多是借鉴其他成瘾或问题行为中的理论来指导有关研究和实践工作。未来研究应致力于比较不同理论所关注的关键变量和过程在青少年网络成瘾领域中的适用性，尤其应注重提出和检验专门针对网络成瘾的独具特色的理论模型。这类模型中应该纳入适合多种问题行为的一般性家庭因素和作用过程，也应纳入专门针对网络成瘾的特异性家庭因素和作用过程。

2.1.2 应综合考察多种家庭因素的作用

不同家庭因素彼此间相互联系，家庭因素与非家庭因素间也往往相互联系，因此有必要在控制其他家庭因素以及非家庭因素后考察特定家庭因素的独特效应。这样有利于识别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关键家庭因素。另外，也应重视不同家庭因素所构成的形态的研究。例如，采用潜在剖面分析等个人中心分析方法，可以揭示不同家庭因素所构成形态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

2.1.3 重视家庭因素中介机制的研究

部分家庭因素可能并不直接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而是通过对个体因素、学校因素、同伴因素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青少年网络成瘾。未来研究可以通过纵向研究检验中介过程特别是级联中介变量（cascading mediator），更好地揭示家庭因素的效应怎样逐步“溢出”到青少年网络成瘾这一发展问题上来。目前尽管已有不少研究发现家庭功能不良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风险因素，但几乎没有研究探讨家庭功能“怎样”或“为什么”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问题。

2.1.4 重视家庭因素调节机制的研究

有必要考察不同家庭因素之间以及家庭因素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具体而言，不同层次的家庭因素之间、家庭因素与人口学因素（如性别和年龄）之间、家庭因素与个体因素（如基因和气质特征）之间、家庭因素与学校因素（如学校联结）之间以及家庭因素与同伴因素（如友谊质量）之间在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时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使得同一家庭因素的作用可能随其他家庭因素、人口学因素、个体因素、学校因素以及同伴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实际上，家庭系统理论也强调家庭逆境中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个体对家庭逆境的不利影响非常敏感）和“韧性”（resilience；个体经历家庭逆境但适应良好）现象的研究，而对各种交互作用的探讨有助于回答哪些个体更容易或更不容易因家庭风险因素影响而沉迷网络的“个体差异”问题。这类研究有助于将家庭因素与个体因素和其他生态因素联合起来，更加完整地揭示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形成机制。例如，金盛华和吴嵩[180]对1219名青少年研究发现，家长网络关联度（指网络对家长是否重要以及家长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较高网络关联度的家长可能因对网络认识更到位，更能有效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网络）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关系受到家长网络监管的调节。当家长网络监管较弱时，家长网络关联度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当家长网络监管较高时，家长网络关联度不能显著预测青少年网络成瘾。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个体因素和性别等人口学因素的调节作用。然而，随着年龄增长，个体越来越多待在学校、接触更多同伴，那么家庭因素的作用会否因为学校因素和同伴因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便值得探讨。

2.1.5 探讨家庭因素与网络成瘾的双向关系

理论上讲，家庭因素会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但青少年网络成瘾也可能反作用于家庭因素。在发展心理学领域，传统研究往往关注“父母驱动的效应”（parent-driven effect），而近年来的研究也强调“儿童驱动的效应”（child-driven effect）。遗憾的是，在青少年网络成瘾领域，目前绝大多数研究都是横断设计，且只假定家庭因素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因此，迫切需要开展纵向研究，对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可能的双向关系进行检验。这类研究将有助于揭示青少年怎样塑造自身所处环境进而增加其网络成瘾的风险。

2.1.6 重视家庭因素累积效应的研究

可以基于多种家庭风险因素构建累积风险指数（cumulative risk index），也可基于多种家庭保护因素构建累积保护指数（cumulative protection index）。这类指数假定，不同风险/保护因素具有“殊途同归”的非特异性，因而具有一定的互换性，风险/保护因素的总数目而非特定风险/保护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产生具有决定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探究随着家庭风险因素总数目的增加，青少年网络成瘾呈线性增长、正加速增长抑或负加速增长？另外，累积保护因素是否可以调节累积风险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不利影响？具体模式呈“压力缓冲模式”（stress-buffering effect；又称“雪中送炭”模式），还是“反转的压力缓冲模式”（reverse stress-buffering effect；又称“杯水车薪”模式）？

2.1.7 开展基于家庭因素的青少年网络成瘾干预

Liu等人[193]以家庭治疗理论为基础，采用多家庭团体干预来减少青少年网络成瘾。结果表明，该干预方案有效改善了亲子关系、促进了心理需要满足，进而减少了青少年网络成瘾，且干预效果具有一定的长期性。这类干预实验除了直接减少了青少年网络成瘾，也能更加有力地确定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的因果关系，还可以通过纳入有关变量来揭示家庭因素影响网络成瘾的中介过程和调节过程。未来需要开展更多这类干预研究。

2.2 注重研究方法的完善

2.2.1 改进家庭因素的测量

在家庭因素的测查方面，部分研究采用单个项目[4]或未经严格心理测量学检验的工具进行研究，这可能降低测量工具的信效度。

另外，现有研究几乎全部通过青少年自我报告测量有关家庭因素。通过青少年自我报告进行测量有其独特价值。首先，青少年通常是基于长时间的亲子互动来进行评价，减小了只在特定时间点和特定情境/任务下进行观察存在的偶然偏差。其次，青少年更可能报告出某些不当的教养行为，而这些行为在父母报告或情境观察任务进行测评时容易受社会称许性影响不被报告出来。最后，研究表明，青少年感知到的教养行为要比实际的教养行为对他们的发展影响更大。尽管如此，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和社会称许效应，也为了更准确地测评有关变量，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尽可能采用多方法和多报告者更好地测量各种家庭因素，从而提高变量测量的准确性。例如，对父母冲突的测量若能结合父母报告和青少年报告则能提供更加全面和丰富的信息，有助于消除测量误差，有助于在不同方法之间进行结果的比较。

再者，不少研究只是笼统考察父母因素或主要照料者因素（没有同时考察父亲和母亲因素）的作用，这不利于揭示非主要照料者的作用，也不利于比较父亲和母亲在青少年网络成瘾中是否具有不同的作用。实际上，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近年来高度重视父亲在子女成长中的作用[194]。

2.2.2 不应忽视基因因素的作用

在家庭因素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研究中，应注意排除基因因素的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换句话说，有必要确定家庭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确实是由家庭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由于“基因与环境相关”所带来的混淆作用。基因与环境相关（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s）是指个体受基因所影响的行为特征（如网络成瘾）由于被动的或主动的基因机制而与环境因素（如父母教养方式）存在相关。被动的基因与环境相关（passive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s）是由于生父母将基因遗传给后代，同时也给后代提供与生父母基因相关的环境。例如，特定基因因素可能既让父母倾向于使用不当的教养方式，又使青少年倾向于网络成瘾。在不控制基因因素的情况下，可能得到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虚假相关。相比之下，主动的基因与环境相关（active 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s）是指具有某种基因倾向的后代的行为表现唤起或引发了相应的环境反应。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基因与环境相关，都表明原本以为是家庭因素对青少年网络成瘾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是由基因因素的遗传所导致的结果。尽管这类问题在发展心理学研究中备受重视，但目前在青少年网络成瘾研究中却很少受到关注。

2.2.3 注重开展实验和追踪研究

目前有关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研究几乎全是横断研究，实验和纵向研究极度匮乏（少数研究例外[97,114,159]）。横断研究可以在短时间内对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年龄的个体进行比较，从中获得大量数据并分析其内在规律。但是，横断研究只能考察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难以阐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稳定性与变化性，难以回答家庭因素与网络成瘾的时间先后顺序、家庭因素与网络成瘾的关系是否动态变化以及家庭因素与网络成瘾之间是否存在双向作用等关键问题。相比之下，纵向研究是对个体进行较长时间的追踪，从而获得同一个体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资料。理想的纵向研究应在每个时点对所有关心的随时间变化的变量进行测量，这样才有利于检验发展级联效应和双向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例如，父母对青少年上网的控制与青少年网络成瘾之间就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方向：父母的控制行为可能影响青少年网络成瘾，而青少年网络成瘾也可能反作用于父母的控制行为，这类“鸡与蛋”的问题亟须开展纵向研究加以检验。另外，对家庭因素和网络成瘾进行操纵的干预实验特别有助于回答变量间的因果关系问题。

2.2.4 重视临床样本的研究

现有家庭因素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研究大多针对普通中学生（普通人群），较少涉及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的青少年患者这类人群（临床样本）。对普通中学生进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研究结果推广至该类人群，并促进普遍性预防干预工作的开展。相比之下，对临床样本进行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研究结果有利于推广至该类人群，并促进选择性预防和指示性预防工作的开展。特别地，临床样本大多具有严重的网络成瘾问题，迫切需要对其进行干预。前述两类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各自均不能被对方所取代。现有研究多基于普通中学生进行风险因素研究，而干预研究却是直接在临床样本中开展，研究结果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