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尽心：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

现在来看《集注》阐发的功夫论主张：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行，去声。居深山，谓耕历山时也。盖圣人之心，至虚至明，浑然之中，万理毕具。一有感触，则其应甚速，而无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1]

朱熹在此章的解释中着重提出了心的看法，他认为圣人之心，有几个特点，一是虚明，指心的能力；二是万理皆具，强调心不是空的；三是应感而通，对外感的反应很快。

其实，在朱熹看来，这三点不仅是圣人之心，也是所有人心的本来状态：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学》之序言之，知性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谓操而不舍；养，谓顺而不害。事，则奉承而不违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寿，命之短长也。贰，疑也。不贰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则事天以终身也。立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张子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愚谓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养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则亦无以有诸己矣。……^[2]

孟子只讲尽心，没有对心下定义。朱熹在这里对心的解说典型地代表了他对心的看法，心者人之神明，是说心指人的感觉思维活动能力；其次强调心不是空洞的知觉，心中具备众理，心中所具的理就是性；最后指出心的功能是应接事物。朱熹认为每个人的心本来都是虚灵神明，都具备众理，都能应万事，这叫莫非全体。但人心为物欲所蔽，心的神明及其具理而应事的能力无法全体地发挥出来，所以要“尽心”。朱熹把“尽心”解释为极其心之全体，就是把心本来具有的全部能力都彻底发挥出来。要克服去除心所受的偏蔽，先要穷理，达到对事物之理无所不知，这就是“知性”的境界。对事事物物的理都能知晓，也就对理之所从出的根源“天”有清楚的了解，这就是“知天”的境界。

由于孟子以“尽心知性”和“存心养性”相对，所以朱熹把它们看成二元互补的功夫，一方面是致知，一方面是践行，前者是格物以知，后者是存养以行，前者是知其理，后者是行其事，朱熹以理事、知行二元互济的角度对孟子知、存对举进行了诠释。

这种解释的方法也见于对“明”“察”的分析：

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物，事物也。明，则有以识其理也。人伦，说见前篇。察，则有以尽其理之详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伦尤切于身，故其知之有详略之异。在舜则皆生而知之也。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则仁义已根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非以仁义为美，而后勉强行之，所谓安而行之也。此则圣人之事，不待存之，而无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圣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义行，存者能之。”^[3]

明是识其理，察是尽其理，朱熹主张格物穷理。但朱熹也指出，理有物理，有人理，物理固然需要去穷，而穷人伦之理更切合自己的身心修养。这都说明，虽然朱熹重视格物致知，但在人理和物理两方面，还是有明显的侧重的。在仁义之行方面，朱熹借中庸来区分“由仁义行”和“行仁义”二者，由仁义行的由表示内心本有仁义，行仁义则把仁义作为外在规范，朱熹以中庸的生知安行解释“由仁义行”，用中庸的勉强二行解释“行仁义”，本无不可，不过朱熹把“由仁义行”说成是圣人之事，引尹氏语，以行仁义为君子事，明显表达出朱熹对生知说的警惕和对存之功夫的注重。

如本文开始所说，《集注》不忽训诂音读，这是朱熹的自觉，他曾说：“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一句之义系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时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者，间附一二条焉。”^[4]这其实也是《孟子集注》的基本作法。可知朱熹论孟注释著作的方法是一贯的。所以《语类》中也记载了不少朱熹自己的表白：“某所集注论语，至于训诂皆仔细者，盖要人字字与某着意看。”^[5]他在《论语精义》序中也说到：“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说，则亦何以用力于此？”^[6]这都说明朱熹批判地吸取了汉唐经学的有益之处，融入他自己的解经著作。

但朱熹虽然兼顾训诂等，仍是以义理解经为主，而他的义理解释既在思想上继承了二程，又与二程在解释方法上有别，他曾说：“程先生解经，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之内。”^[7]这是说，二程所阐发的义理是对的，但他们解经时阐发的义理往往脱离经文的本文；而朱熹自己也注重义理，但他的《集注》在主观上力图使读者切就经文来理解经文的义理，引导读者就经文而理解其义理，是即经求理，不是离经说理。其实，朱熹的解经在很多地方也是发挥或加进了经文中没有说明的义理，这从我们在本文所述的朱熹以其哲学解释文本的例子可明显看出。这是一切义理派解经学共有的必然趋归。但朱熹不忽视训诂音读名物，注重经文自身的脉络，确实使得朱熹的四书著作能够经受得起汉学的批评，而又同时彰显出义理派的优长。

总之，朱熹的《孟子集注》，在大力提高《孟子》书的权威的同时，通过对于《孟子》书的注释，全面阐发了仁心说、天理说、性善说、浩然之气说、尽心说等儒学思想，使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1] 《四书集注》，第353页。

[2] 《四书集注》，第349页。

[3] 《四书集注》，第294页。

[4] 《论语训蒙口义序》，《朱文公文集》七十五，第1317页。

[5] 《语类》十一，第191页。

[6] 《语孟集义序》，《朱文公文集》七十五，第1324页。

[7] 《语类》十九，第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