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按原定计划，我们在莫斯科只待三天，之后紧急赶往布加勒斯特。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布加勒斯特方面将要接待我们的鲁米尼察小姐8月底要飞往北京，她是去进修中文。

我们必须赶在她飞往北京之前到达。

到布加勒斯特的国际列车是17点发车。

我们早早就来到火车站候车。

但是17点过了，没有消息。

19点过了，仍然没消息……

21点左右，有消息了。火车晚点。原因是乌克兰边境的摩尔多瓦地区正在打仗，火车只好绕行。

我们多少有些紧张。苏联解体后，说不清是怎么回事，这个国家变得随处都有民族主义抬头的倾向。摩尔多瓦已经打了好长时间了，如今还在打，越打越红了眼。过去，我们是在遥远的地方得知这种消息，它对我们不构成任何威胁；而如今，我们要从摩尔多瓦穿过……

大家议论纷纷。

由于列车严重晚点，所以候车的人全挤在大厅里。一个壮实的欧洲汉子在面前摆了个收钱的小盒子，开始卖力地拉手风琴。拉的曲子全是传统的，其中好几首我都非常熟悉。

贺鹏来送我们。虽然他定居俄罗斯才短短几年，但已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他帮我们找好候车的位置，又跑前跑后地询问列车消息。一切就绪，我们又将没用完的卢布交给他保存。说好了，20天左右回来。

在候车室里，意外地又碰见了金龙。原来他和我们买的是同一天的车票。他也是去布加勒斯特。他身旁还有一位送行的小伙子。一聊起来，是四川人，俄语很好，是四川南德公司的。那是一家民办贸易公司。他告诉我们，他们不久前做成了一笔很大的生意，是有关飞机的大生意。又说他现在住在“四海”旅馆。这是中国人办的，收费很便宜。在莫斯科，中国人办的旅社已经有不少家了。他欢迎我们从罗马尼亚回来后到“四海”住宿……

一会儿，又有中国人凑上来，说着结结巴巴的普通话，语调中带有明显的南方口音。一问，是福建的。他到匈牙利去，也在候车。问他去匈牙利干什么，回答做生意。问他什么时候去的匈牙利，说已经几年了。我告诉他，我们也准备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但人生地不熟，希望他介绍点儿情况。于是他告诉我们，布达佩斯很好，风景很美。商品供应很充足，比莫斯科强多了。当然，布达佩斯的东西比这里贵，住宿吃饭都比这里贵。如果到布达佩斯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他。

一边说，一边拿出纸张，认认真真地写下了地址：坐蓝地铁到H字打头的地铁站下车，出口直走别转弯，上去后坐50路电车。坐两站下车后，朝后侧右边找红色的四层楼。3层1131号。中国人方良瑞。

又用英文写下他的名字。

又想想，叮咛说：如果去找他，他不在，那么肯定会有一个匈牙利姑娘接待我们。语言不通，就讲找“方”好了。实在不行，就把这个英文名字指给她看。她就会明白并及时通知他。

正说着话，电子显示牌上打出了开往布达佩斯方向的列车已经放行的消息，于是他急急去上车。

我们便又和金龙聊。

由于之前已有了一次接触，更由于他知道了我们是几位作家并已经证实（在候车过程中，贺鹏想要我写的一本小说，我就将随身带的一本签上名送给他。金龙目睹了这一过程，并且很感兴趣地拿起书看了看。书上不仅有我的照片，并且有关于我的简略情况的介绍），所以他比上次初识时随便多了。一问一答，天南地北，谈得很融洽。

我们问他为什么出国，出来做什么，目前生意做得怎么样。

金龙告诉我们，他是1955年出生的。家在南京（为什么出国来做生意，他始终未讲，只能由我们乱猜），目前在布加勒斯特办了个公司。但实话说，在那边没做成什么。生意主要是在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上做，是做皮夹克生意。他认为自己“倒”皮夹克最顺手的是去年4月。一次出手800件，净赚上万美元。问他怎么带得了这么多，他笑了，说一次就买了四张车票，把一个包厢全包下来。又给了北京站的装卸工人500元钱，请他们帮忙，将一个包厢塞满了。

回忆起那次倒皮夹克，他说：“当时包厢塞得只剩最上面一点儿缝隙，只够一个人钻进去躺下，我买了酒和烧鸡，晚上吃饱喝好，然后钻进去睡觉。第二天正好到苏联了，于是开始卖……”

金龙还告诉我们，他在南京已花了35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准备再买一辆小汽车。他准备趁年轻时多挣些钱，40岁以后就不再倒腾了，安安心心过日子。具体打算是在国内开一家饭店。如果可能的话，再雇用几位罗马尼亚姑娘担任女招待……

聊到22点多，电子显示牌上终于打出了开往布加勒斯特的列车已经到达的消息，于是匆匆提着行李去上车。列车员是两位俄国人。一位年纪大些，很胖；另一位很年轻，也很英俊。他们为我们指示了包厢位置。贺鹏就用俄语与他们交谈，请他们沿途多照顾我们。

天气很热，车厢里又没开空调，我便站在月台上歇凉。眼看着旅客们络绎上车，月台上已没几个人了，突然一眼望见远处吴翔正推着一辆装卸工人推货用的小车匆匆赶来。小车上是几箱东西。他匆匆把东西卸下，说：“你帮我看一下好吗？”又折身匆匆再去推。

我有些担心，列车马上就要开了，他还能来得及吗？

正在担心，老远处又跑来了小黎。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色全变了。有好几次，她眼看着跑不动了，却停顿一下后又咬着牙坚持。一直跑到我们这节车厢，浑身一瘫，倚靠着箱子大口喘气，又对我说：“麻烦你，帮我把东西搬上去——”

我答应了，帮她将那几个纸箱搬上车。这一搬，才发现纸箱真重！一箱至少有一百斤！没搬两箱，我便浑身冒汗。

小黎不歇气地骂：“他妈的这些老毛子！真不是东西——”

听了半天，我才终于听明白。电子显示牌上明明没有显示开往布加勒斯特列车的任何消息，但转眼便打出了开车时间。而开车时间距电子显示最多不超过5分钟。毫无疑问，5分钟的时间对乘客来说是太紧张了，尤其是她又带着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根本无法搬动，必须找车推运，偏偏推车哪儿也找不到。

她急得直跳脚。

多亏吴翔精干，用最快的速度找来了推车，又急急往列车上推货。一切都用闪电般的速度进行。即使这样，能不能赶趟还在两可。

正骂着，吴翔推着第二批货赶到了。他赶到得实在是及时。卸了货，搬上车，一脚踏上车厢，列车便启动了！

我和吴翔、小黎在同一个包厢。

我问小黎：“这么重，是什么东西？”

她回答：“清凉油。”

“带这么多清凉油干什么？做生意？”

她承认了。

我觉得很奇怪。去年我曾访问过罗马尼亚，知道罗马尼亚人很喜欢中国的清凉油。但这种喜欢在我看来是非常盲目的。大使馆的人告诉我，罗马尼亚人并不真正懂得清凉油的用途。不少人把清凉油作为治疗关节炎的药。关节痛起来时，马上抹点儿，于是收到了消痛的效果——如果这情况是真的，那么清凉油运往那里会有多大的意义呢？何况，以往这里的清凉油都是中国人来时作为礼品带来的，是免费赠送给有关人员的。既然免费，是否有实效就可以不去管它。而现在却是作为商品带来的。罗马尼亚人肯出钱买吗？

小黎却很自信，说：“没问题。”

原来，有两位在罗马尼亚进修语言的中国人已经帮她联系好了，货到后一次批发出去。批发价是每盒50列伊（约折合人民币1元钱）。这样，她和吴翔带的货一次可赚到9万多元钱。当然，这9万多元钱还要与那两位中国进修生分成。

第二天一早醒来，列车已经奔驰在乌克兰境内。

金龙已经与那位年轻的俄罗斯列车员混得很熟了。我问他混熟的诀窍，他笑而不答。

一会儿，年轻列车员又来找他，邀他一起去喝酒。

又过了一会儿，先是年轻列车员，后是年老列车员，相继来找我们，问我们有没有“伏特加”，我们答没有，他们便很失望，一副伤心而又无奈的样子。

这真是好笑！从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起，就几乎每天都能够碰见醉汉。过去，我总是不理解苏联政府何以花那么大的力量来反对酗酒。只有亲自到这里看一看，才明白俄罗斯人喝酒是到了必须节制的时候了。在地铁上，我看见一个醉汉手里抱个西瓜，一脚踏入车门，闭着眼就咕咕噜噜对我们大说特说。说了半天一睁眼，不对，是外国公民！于是换个位置又对别人说。一边说一边用手撑着额头，好像头痛得厉害，又好像瞌睡已极。说了一会儿，睡意终于上来了，于是头深深地垂下去，又猛地抬起，看看是否该下车了。那种稀里糊涂又天真可爱的样子，令人忍俊不禁。昨天我们在火车站等车时，同样看见一个醉汉，是一个小伙子。当时，他从一辆停靠在路边的公交车上下来，下到一半，用肩膀和头死抵住车门，好像是车门坏了，他正使劲儿让它恢复原状。最初几分钟，我确实以为他是维修车门的。但再往下看我就明白了，他是喝醉了！他抵了一会儿车门，又开始继续下车。那种抓手抓脚、飘飘欲仙、踉踉跄跄、头重脚轻的模样，实在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他摇摇晃晃走到我们身边的长椅上，身子一歪，顿时瘫软如泥……

而想不到的是，国际列车上的列车员也如此喜欢酒。

再想想，金龙之所以和他们混得那样熟，恐怕也是用酒“搭桥”的。

金龙非常聪明也非常能干。他在莫斯科买了架照相机，带有50米的长镜头，算下来总共花了1万多卢布，折合人民币不到500元。他担心过海关时海关人员对他携带美元和照相机进行刁难，所以买通了列车员，请列车员帮他携带。

在动身赴俄之前，我曾叮嘱同行的作家们务必带上自己的书，最好是带有作者照片的。原因在于我听说过海关会遇到很多麻烦。万一过海关说不通时，我们可以用这些书来证实自己的身份。起码，护照上姓名一栏中有汉字填写的名字。如果这名字和书上作者的名字一模一样，那么很可能会产生某种效用——想不到的是，这几本书过海关时没派上用场，倒是沿途有力地做了我个人的“介绍信”，使我得以顺利地接触许多人。

小黎是其中之一。

早上，我从行李包中取洗漱用具时，她看见了我写的长篇小说《远山几道弯》，于是拿过去翻看。车上闲着无事，一看就看了好长时间。这本书我是以第一人称来写的。客观地说，书中所写确有一些内容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以多少从中找到一些作者的影子。

读完这本书，小黎马上有了感兴趣的话题。

她问我：“你和庄莲莲最后怎么样了？”

庄莲莲是书中的女主角，是“我”的恋人。

我回答：“散了。”

“怎么会散了呢？”

这倒让我难以回答。显然，她已经完全把眼前的我和书中的“我”融为一人。

于是我告诉她为什么要“散”。这中间免不了要夹杂纯属我个人的生活观点。说到最后，我简直分不清自己是在阐述理论，还是在虚构历史。

她倒听得很认真。听完之后，表示理解。

她也打开了话匣子。

她告诉我，她是个干部子女。从前在部队上搞文艺。之所以辞掉公职出来，是想挣些钱。如果再朝深里说，是她想换个环境。她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波折，丈夫背叛了她，不仅如此，还为非作歹，坑蒙拐骗，做了许多善良人想也不敢想的坏事……

趁吴翔不在，她又简单地告诉我，吴翔之所以出来，原因固然很多，但和她一样，他也在感情生活上遭到了打击。他的家庭已经破裂……

如果不是伙伴们从其他包厢来找我，我一定会对她了解更多。但可惜，她的谈话被打断了。

这是一个让我倍感遗憾的事情。在国外，我有一个十分明显也十分强烈的感觉：中国人碰在一起，都寡言少语，十分谨慎，相互之间从不随意打听，更不轻易透底。无论个人身份、出来的目的、有谁接待或怎样安排等，都闷在心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很不安全。这是一种本能的防卫。我和金龙、吴翔、小黎在列车上相处了40多个小时，但就是这样，我至今也不知他们住在国内何处、是以什么身份到国外去的。当然，如果我坦率地问，他们未必遮掩，尤其是相互熟悉了以后。但作为我，总觉得那是一种冒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