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写作本书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对人在世界中之锚定（Verankerung）的现象学解释，更准确地说，是在胡塞尔1主体间建构之生活世界的意义上来解释人在世界中的存在。另一个目的涉及基本精神分裂的本质变化，正如它在症状贫乏型［简单型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 simplex）］与温和的青春型精神分裂（Hebephrenien）中所特别表现的那样。

这两个问题分属于专业与方法相异的科学研究领域。第一个处于现象学人类学框架中，而第二个属于临床精神病理学。第一个是本质程序，第二个是经验程序。从表面上来看，它们是彼此分离的，而且每个都是纯粹和自我封闭地运行着的。尽管如此，这本书不会一分为二，因为这两个问题之间存在着重要的联系，而且表现了已有研究中的根本主题。大略地来讲，它们的共同点源于“共感”（common sense）的病理学；这个很容易被披上平庸外衣的基本功能，非常自然而然地不受重视，然而，它既在哲学上，也在经验上有最高的意义。本质科学和事实科学问题框架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相互支持。本书的目标不只是简单地混和不同的问题框架，更是要让它们相互澄明和解释。

我与亨利·艾伊（Henri Ey）2（1968，第264页3）一样认为，精神分裂错乱的问题不只是人类的一般问题，还特别地根植于人类意识的主体间性。笔者同时确信：这里存在的差异长期以来没有在根本上得到正确地认识，正如这种差异产生的背景还没有被充分阐明一样。实际上，在这个方向上除了迄今为止所做的，只取得了少许进步。很多问题都是开放的。还有更多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由此，笔者有了写作本书的意图。读者不应该期待这本书以封闭的精神分裂理论为前提。如果人们也只是专门地从现行的视角出发考虑症状贫乏形式，那么就会产生片面的图景。然而，当人们充分意识到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这两个问题域之间的紧密联系时，人们就既能为一般现象学人类学，又能为精神分裂的精神病理学提供重要的新视角。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的相互澄明关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值得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