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石破天惊

● 老天漏了，长江疯了。

● 悬河长江，不堪重负。

● 洪魔出笼，顿时石破天惊。

● 大战一触即发！

1.防汛第一号令

1998年6月26日，在日历上只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又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

这天，美国总统克林顿与夫人希拉里一行，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国事访问。25日夜抵达中国古都西安。26日，他们参观了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和陕西历史博物馆，访问了兵马俑博物馆附近的下和村，沉醉于5000年灿烂悠久的华夏文明。

全国各级党报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美国总统访华的新华社通稿，而细心的读者发现，唯独《九江日报》对这条新闻的处理稍有不同，头版头条位置赫然刊登了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长的《第一号令》，署名为刘积福。

《第一号令》宣布九江全市进入防汛抗洪紧急状态，斩钉截铁地连续用了“七个必须”：

各县（市、区）特别是沿江滨湖地区，所有市属机关、驻市单位、驻浔部队，必须服从命令，全力投入抗洪，务必确保大小圩堤和水库安全度汛；

所有防汛责任领导、巡逻队、抢险队，必须在6月27日8时前到岗到位，加强巡逻查险，落实报险信号；

所有沿江滨湖圩堤，必须在6月27日18时前每公里搭好一个防汛值班棚，划分好责任段，落实责任人，突击队由乡、村干部带班，住棚待命；

所有防汛物资必须按标准备足备齐，险工险段的抢险物资要立即到位；

各级防汛指挥部必须做到昼夜值班，领导带班，风雨无阻，上传下达，联络畅通；

各级纪委、监察机关，必须加强监督检查，设立举报电话，对违抗命令、玩忽职守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

广大党员、团员、干部必须身先士卒，带领广大群众奋勇抗洪，做到水涨堤高，人在堤在，誓夺今年防汛抗洪工作的全胜。

这“七个必须”仿佛部队上前线时的动员令，让人听了有一种大战将临的热血沸腾。在6月下旬就宣布全市进入防汛抗洪紧急状态，这在江西省乃至全国都是最早的。

这个第一号令，挤占了国家重要外交活动新闻稿的位置，使敏感的九江市民感到了一丝不安。广播电视和报纸在不间断喊的“狼来了”，可能真的要来了。

军令岂是儿戏。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这道过去只有军队才使用的命令，不是拍脑袋的决策，而是建立在多年水文气象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特别是深刻把握当年全国汛情而作出的慎重决定。

山雨欲来风满楼。1998年，是厄尔尼诺现象最为猖獗的一年，水灾、旱灾、虫灾、沙尘暴、森林大火等肆虐全球，我国也不例外。春节刚过，本该属于枯水季节的长江，水位却比往年高出好几米。罕见的早汛引起了水文气象专家的警觉，4月底，他们深入分析有记录以来的水文气象数据，详细起草了一份《九江市1998年5—9月降雨趋势预报》，提出警告：今年我国大气环流变化异常，将会造成长江流域大范围持续降水，要做好防大汛抗大洪准备。此报告送到了九江市委书记刘上洋、代市长刘积福案头。

刘上洋和刘积福，是分别从江西省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宜春地委书记任上同时调任九江的，时间是1998年2月。虽然是平级调动，其实质上是重用。九江市在江西这个内陆省份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既是省域副中心城市，昌九一体化的双核之一，也是开放的港口、改革的样板、发展的引擎，地位作用相当于江苏的苏州、浙江的宁波、安徽的芜湖。

上任伊始，他们还来不及细细勾画九江发展的前景蓝图，就遇上了百年不遇的汛情，一头扎进了防汛抗洪的战斗中。6月中旬接连发生的两次大范围集中强降雨过程，更是向他们发出了强烈的示警信号。

6月17日，九江市委召开防汛紧急会议研究应对之策。会上，听取了气象、水文专家和防汛指挥部汛情预测报告，刘上洋书记要求各级把防汛抗洪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迅速组织动员力量，以临战姿态投入防汛抗洪工作，不能大意失荆州，不当历史的罪人。并对市委领导作了分工，刘上洋负责全面工作，刘积福任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长，市委常委、农工委书记张华东任常务副总指挥长，副市长吕明任副总指挥长。

危难之际走马上任的总指挥长，迫不及待地向全市干部群众及驻浔部队发出了防汛抗洪的总动员令。

透过历史的天空，可以清晰地看到，九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区，其中洪水就是九江人的无尽梦魇。

公元421年，鄱阳湖边繁华的枭阳县，一夜之间淹没于湖底；

公元425年，拥有600年历史的海昏县神秘消失，有民谣“沉掉海昏县，吴城立起来”为证；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夏大水，桑落、封郭二洲堤溃，灾民多乞食于市；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六月连日大雨，山洪陡发，白鹤、甘泉、楚城等乡冲毁民房千余间、民田700余亩；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九江德化夏秋雨，江水陡涨，郡城西门由舟出入，秋季始落，严家闸溃，大小民房尽被摧毁，淹毙无数；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五月积雨，平地水深数尺，城内水高齐屋檐，居民逃亡，淹毙者无数；

1926年，内涝成灾，九江西门外正街全淹，水深4尺，街上行船；

1931年，出现特大洪涝，长江水位高达20.71米，全县大小圩堤30多座溃决，破口120多次，农作物颗粒无收，溺毙1810人；

1935年，6月下旬江水泛涨，赤心堤等圩堤溃决22座；

1938年，国民党军队为阻止日军入侵，在永安徐家湾地段挖开长江大堤，农田受淹4000余亩；

1947年，长江水位比1931年仅低0.1米，受灾面积3.63万亩，灾民2.32万人；

1949年，长江水位升至21.09米，全县圩堤溃尽。

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特大洪水5次，尤以1954年为甚。从4月14日至7月19日，境内平均降雨量高达1375.3毫米，长江水位最高至22.08米，对岸的黄广大堤和同马大堤相继溃决，九江市的街道几乎都遭水淹，西门口以西街道行船。全市大小圩堤漫溢崩溃，受灾人口8.8万余人，淹没农田12.78万亩。6月27日江新洲洪水漫顶。7月4日赤心堤上2000米长泡泉塌坡溃堤。

说起1931年、1954年这两场特大洪水，老一代的九江人记忆犹新。被当地群众称为“逸事华佗”的李金彪老人，是锁江楼塔一带小有名气的个体医生。谈起1931年那场大洪水，仍心有余悸，他说：“记得1931年九江发大水时，我才13岁，懵懵懂懂的。洪水漫堤后，城里乱成了一锅粥，就像到了人间末日。我父母相信迷信，拉着我的手说：‘儿啊，别怕，没事儿，江边的锁江楼、镇江塔会把洪魔镇住的，上天会保佑我们全家的。’话没落音，大水已冲到家门口，父母拉着我赶紧跌跌撞撞地上了二楼。不久，二楼也进水了，只听到周围的房子在大水里轰隆隆地倒掉了。父母极为后悔没有及时跑走，只得下了一块门板，把又冷又饿又害怕的我放了上去，我才捡回一条命……”

历史是否将在这里重演，所有九江人的心也都是悬着的。

2.女娲在哪里

天昏地暗，盆泼桶倒。用这八个字来形容1998年入夏以来，发生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暴雨，一点也不为过。

在九江，一位耄耋老人，站在城防大堤上，望着持续上涨的长江江水，喃喃地说：“天漏了，老天漏了。”

可炼石补天的女娲娘娘，又在哪里？

这年，汛期要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刚进6月，长江沿线省市的天空，犹如被捅漏了一般，先后有两股强降雨集中在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支流大雨，湖泊水涨，百川汇流，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如出林巨蟒，从四面八方涌入长江，聚成一江狂澜怒涛，九江水位站测得最高水位达23.03米，超历史最高水位0.83米。长江干堤、支流河堤、孤岛圩堤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岌岌可危，险情不断。

昔日千帆竞渡的长江，一夜之间变成了张牙舞爪的洪水猛兽；昔日养育华夏子孙的母亲河，甘甜的乳汁变成了浑浊的黄汤。

洪水气势汹汹，一路攻城略地，九江市德安县、湖口县、都昌县、星子县等没有设防的县城相继陷落。

6月27日凌晨5时，洪水呼啸着闯进了德安县城。德安成为洪水攻入的第一个县城。德安县城北门桥下游标尺水位不断上蹿，至22.95米，超出警戒线3.95米。其时，北门桥上游水位已近29米，城郊已是一片泽国，位于传说中的大禹劈山疏水处的乌石门村在水中消失了。

素有“江湖锁钥”之称的湖口县紧随其后，县城所在地双钟镇水深处达1.8米，沿街店铺，包括县委县政府在内的县直48个单位全部泡在水里。渡口停渡，出门靠舟，可以用作涉水工具的小船、木盆、门板布满了街头巷尾，脑子灵光一点的人还做起了水上生意。

紧挨鄱阳湖的都昌县更是损失惨重，32个乡镇全部受灾，其中22个乡镇交通中断，被洪水围困的村庄有956个，灾民达21.8万余人，大部分住在堤坝上临时搭起的各式棚子里，缺食无电，生活十分艰苦。

星子县虽有庐山背靠，但其大部分区域也是临湖襟水，受灾同样严重，灾民大都被转移到了大堤上。无家可归的灾民们，除了脚下踩着的堤坝是陆地外，四周都是茫茫的洪水，满眼无助地望着天！

不设防的城市无一幸免，设防的永修县也未能逃过此劫。7月31日至8月1日，永修县的立新圩、三角圩和东风圩，在历经多月高水位浸泡后，先后漫堤溃决。白浪滔天的修河水、鄱阳湖水猛兽般涌向堤外，淹没了良田，冲断了道路，吞噬了村庄。

大灾将临的阴影笼罩着整个九江。

作为属地最高军事机关的九江军分区，从汛期一开始就定下了防大汛、抗大洪的决心，从人员、装备、预案、组织机构等多方面做好充足准备。4月初，军分区党委作出四项决定：

紧急收拢外出打工的民兵1.6万余人，并以营连为单位组织点验，成立突击抢险队、护堤巡逻队、打桩队、应急小分队4支队伍，并区分责任地段，组织防汛应急演练；

组建江西省首支民兵舟艇分队，协调市里投入25万元，购买6艘冲锋舟，抽调40名民兵，到南昌预备役师水上训练基地苦练一个月；

建立了军分区、人武部、基层武装部三级抗洪领导机构，中止所有人员休假和双休日休息，防汛值班人员全时在职在位，确保上下信息畅通、指挥不断；

向市委、市政府请战，率领10多万民兵日夜坚守在长江大堤和鄱阳湖圩堤最危险的地段。

军分区司令员吕录庭、政委马永祥不分白天黑夜，展开了大战前的各项准备，从舟艇部队的训练，到防汛器材的购置，从值班值勤的安排，到巡堤查险的落实，一件件、一桩桩地督促到位。身体上的连日劳累，精神上的巨大压力，使他们两人变得又黑又瘦，都像换了个样。参谋长黄蔚桂分工负责坚守指挥所，根据险情调动民兵、协调部队。一个个不眠之夜，使患有高血压的他经常头晕目眩，但他一步也没有离开值班室，实在太困了，拉过椅子拼起来靠着躺一会儿，饿了泡袋方便面填填肚子。说起这种难熬的日子，黄参谋长说：“这是职责所在，如果可以选择，我情愿上堤扛沙袋。”在抗洪进入最紧张阶段的时候，政治部主任秦仕学远在南京的妻子被诊断患有鼻咽癌，需要到北京一家专科医院去复查。于情于理他都应该赶回去，但眼看着抗洪任务压顶，这里更需要他，秦仕学没有声张，始终坚持在抗洪一线。

6月30日下午，九江长江大堤闽赣供应站附近出现险情，大堤部分江岸崩塌，堤内出现10多处泡泉，此处一旦决堤，九江市河西地区将变成一片汪洋。此时，九江灾情尚未引起外界注意，当然谈不上有援兵帮助，抵御洪魔的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九江军分区的肩上。他们立即组织市民兵应急营和浔阳区400余名民兵火速赶到险段，轮番上阵，昼夜奋战，在险段内侧重新构筑起一道长120米、高4米、宽3米的防护堤，确保大堤安然无恙。

7月27日下午6时，在第二次集中雨汛的末期，位于九江长江大桥下的56号闸门突然断裂，江水夹带着泥沙从裂口喷涌而出，情况万分危急。军分区立即派遣民兵应急营600余人紧急出动，半小时就赶到指定地点，立即扑向闸口，与武警九江市支队、海军后勤部武汉办事处的官兵们协同奋战，肩扛手提，将一袋袋沙包垒在新筑的堤坝上。

一波未平，一浪又起。就在同一天，长江大堤益公段出现一个泡泉群，面积约20平方米，并伴有多处渗流，像刚煮开了的稀饭直冒泡。险情出现后，军分区迅速调集了500多名民兵赶到险段，会同刚刚赶来的南昌陆军学院117名学员，运土石，压泡泉，打坝撑，筑子堤，做围堰，连续苦战18小时，使益公堤在超警戒线3.42米的巨大压力下渡过险关。

属地作战的基层武装部干部和民兵，大堤的背后就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在洪水面前义无反顾，交上了一份合格答卷。

都昌县北山乡武装部副部长于冠智，心中装的只有大堤。7月中旬，他受命担任民兵突击队队长，领着300名民兵日夜守护在矶山堤上。27日父母亲住的房子被水淹了，他捎信让双亲住到亲戚家。两天后，自己的小家也进水了，妻子又急又怕，哭着打电话来要他回去。他说：“我走不开呀，你先回娘家避避吧。”没承想5天后岳父家也淹了，妻子和岳父一家又要转移，他还是没能帮上一把。说起这事，于冠智这个铮铮铁汉子内疚得掉下眼泪。

九江钢铁公司武装部部长刘家明，右脚踝关节曾经受过伤，里面还留着两根钢筋，仍坚持带领民兵昼夜奋战在抢险第一线。单位经济效益不好，资金困难，抢险紧要关头那几天，他自己向亲友借来钱，为参加抢险的民兵买盒饭和饮料。为了抢险，他无怨无悔。

九江国棉一厂处于半停产状态，工人只能拿到一半工资，厂里平时召集开会没几个人搭理。可是这一次，军分区一声令下，全厂散居在城区的100多个民兵一个不少，仅一个小时就齐刷刷地站在武装部部长卢玉居面前。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国防后备军，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

贡献岂止在大堤，关键时刻，九江军分区充分发挥了军事机关的独特作用。

7月中旬以来，面对不断升高的长江水位、全面告急的城防大堤、险情不断的江湖闸口，九江防汛指挥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到处都要人力，到处都要麻包，到处都要沙石。各市县的机关干部都放弃了双休日，基干民兵和预备役官兵已全员集结，但撒在300里干堤、84个闸口上，还是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有过作训处长经历的吕录庭，敏锐地感到四面出击、平均用力是兵家大忌，“撒胡椒面”必定“按下葫芦浮起瓢”，便及时向九江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议：变全面设防为重点设防，变发动民众上堤为调集突击力强的部队上堤，全力以赴做到“三个确保”，即确保长江大堤不倒，确保九江城区不进水，确保京九大动脉不中断。

7月24日，九江军分区向江西省军区和九江市委、市政府郑重提出：根据当下险情，应立即请求南京军区派兵增援，并对部队到达兵力如何部署、如何搞好各种保障等拿出了具体建议方案。

正是九江军分区的及时建议，南京军区才提前预置两个步兵师的兵力到九江和南昌，确保了当九江长江大堤4—5号闸口决堤后，抢险部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战场瞬息万变，快人一步者胜。事后，一些地方领导深有感触地说：“假如军分区不及时提出调兵建议，大部队晚来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3.谁来缚住“苍龙”

8月7日13时许，九江大堤上没有一丝风，闷热得使人发狂，无数蜻蜓低飞盘旋，遍地都是爬坡的蚂蚁。

“指导员，有泡泉！”九班长刘意疾步跑向指导员胡维君，神色既疑惑又显得有点慌张。

有点防汛知识的人明白，防洪守堤最可怕的就是遇到泡泉，它有“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功力，潜伏在几米乃至十几米深的堤脚下，悄无声息地把堤坝一点一点地掏空，进而发展成管涌。泡泉是溃坝的祸根之源，神出鬼没，防不胜防。

胡维君所在的反坦克连，隶属驻浙江金华的陆军第三师。该师由红军第二军团在山西境内组建，以“中国工人旅”为主体，起初叫120师独立第一旅，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因培养军地两用人才闻名全军。因为江西省没有野战军部队，而该师是离江西最近的一支拳头部队，又紧靠浙赣铁路。江西境内一旦有险，该部队必将冲在前头，所以南京军区就把支援江西方向抢险救灾作为该师的重要任务。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相当英明的，在关键时刻起到了关键作用。

反坦克连的任务是负责九江城防大堤3—8号闸口，也叫官牌夹的江堤巡查排险，连队就驻守在大堤百米开外的一处民房里。

胡维君急急抵近一看，在4号闸口以东约200米处，堤坝内侧底部杂草中有个泡泉，直径为3—5厘米，差不多鸡蛋那么大，正在咕咕地往外冒水，水有些浑浊。凭着这些天积累的防汛知识和军人的敏锐直觉，胡维君感到这是一个重要险情，必须马上上报和处理！

他迅即命令战士刘松波到离现场最近的炊事班驻点，向在连队蹲点的团副参谋长王耀报告，并让炊事班人员停下手中活计迅速赶来，又命令战士徐俊跑到4号闸口向负责守护这一堤段的地方责任单位——九江水泥造船厂防洪办公室罗主任报告险情。

险情很快上报到九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九江军分区作战值班室。而这边，长时间泡在高水位的大堤早已不堪重负，险情的升级速度远远超过常人的想象。最早赶到现场的是副参谋长王耀和反坦克连连长贺德华带领的70名官兵，时间是13时13分。兵贵神速，一直在驻地蓄势待发的官兵们，赶到出事地点仅仅用了3分钟。

王耀当即命令连队分成3个小组：第一组由他自己带队，在大堤内侧用沙袋堵泡泉眼，减少江水穿越堤坝的冲击量；第二组由贺德华带领13名战士跳入江中，在堤外侧寻找泡泉口；第三组由胡维君带队，组织人员装运沙石，配合第二组堵住泡泉口。数分钟后，九江水泥造船厂的工人们也陆续赶到险情现场。

矢在弦上，一触即发。

波涛汹涌的长江中，连长贺德华和13名突击队员，与造船厂的10名工人一道，冒着随时被洪水冲走的危险，在水中手牵着手摸索着寻找泉口。突然，一名队员在离防浪墙五六米的水中呼叫：“这儿有吸力！”贺连长马上游过去，但穿着救生衣无法下潜，他把救生衣一脱，就要往3米多深的水底下钻。见贺连长这样不顾死活，旁边的一名群众忙抓住他：“救生衣不能脱，脱了更危险！”贺连长挣开他的手，毅然向江底钻去。可是，由于江水浑浊、水流湍急，江底全是淤泥，贺德华根本无法确定泉口的具体位置。无奈之下，只能指挥岸上的官兵朝他的身体方向，大致瞄准快速抛掷沙袋，试图通过高密度大面积的覆盖实现堵口的目的。浑浊的江水溅得贺德华全身是泥水，眼睛里也进了水，又酸又痛，而这些酸痛贺德华此时已完全顾不上了。

江中的突击队员在拼命堵漏，堤坝内侧堵压泉眼的战斗也在紧张进行。5名战士在王耀副参谋长指挥下，先筑起了一个小围堰，然后往里倒磷矿石，试图压住泡泉眼。开始还有点效果，水逐渐变缓，正当大家认为可以松口气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不好！坝上喷水了！”只见大坝腰部冒出一个直径约一米、高六七十厘米的水柱，江水夹杂着泥沙向外喷涌。情况危急！王耀又急忙带大家冲上去用沙袋封堵。

逆水堵口，如果在内外高差不大的情况下，可能还有点作用，现在高差悬殊已起不到任何作用。顷刻间，水柱越来越高，水流越来越急。

“快回去拿被子！”王耀一边命令几名战士们回驻地抱被子，一边果断地挥挥手：“跟我跳！”说着，第一个冒着生命危险跳进齐腰深的管涌中。刘意、陈志辉等5名战士也紧跟着跳了下去。岸上的群众急得直跺脚：“太危险，快上来！”实际上这时坝底已被江水掏空，一旦塌陷，6个人都将被埋进坝底。但是突击队员们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心里只想着：赶快将管涌堵住！堵住！堵住！

很快，40多床军被抱来了。突击队员们拼命用自己的身体堵压水流，使劲把沙袋、棉被往脚下踩。就这样与激流搏斗了六七分钟，忽然一股强大的洪流猛地喷射出来，把6个人翻滚着冲了出去。然而他们谁也没有退缩，奋力从激流中游回爬上大堤，准备向管涌展开新一轮冲击。正在此时，坝顶出现直径约两米的塌陷，探头往里一看，里面的空洞已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像一个直立的纺锤形溶洞，上小下大，洪水在洞中发出恐怖的回声。

驻扎在九江市农业学校的炮兵团指挥所接到九江军分区作战值班室的求援电话后，团长洪永生和政委王申东一碰头，决定带一营和二营两个营，拼命跑步前进。13时50分，400名官兵到了现场。官兵们从附近找来一块大篷布，4个人拽着一边，另一边抛入江中，然后拼命向篷布上丢压沙袋，再拉着篷布一步步朝洞口移动。距离越近，拉力越大，眼看着可能连人带布就要被拖入洞中，王耀只好命令松手。篷布转眼就被卷入黑洞。

在洪永生、王申东的指挥下，战士们连续往洞里投床板、扔棉被、抛石料、填沙袋，但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王耀向刚赶到现场的师长裴晓光、政委邹海清和九江市副市长吕明建议：一是迅速增加抢险兵力；二是调船到附近水域，增加土石备料。

13时56分，尚克忠副师长率领刚从永安大堤撤下来的步兵第七团官兵上来了，他们一出门就遇到了齐腰深的洪水，全团官兵用翻越400米障碍高墙的速度翻围墙冲上堤坝。邢胜利副政委把在家的炊事员、驾驶员全部集中起来，奔赴12—13号闸口处理另一个险情。

13时58分，堤坝外侧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漩涡，打着顺时针的圈，发出有些刺耳的嚣叫声。不一会儿，坝体开始出现整体塌陷。为防止发生意外，王申东命令大坝两侧的突击队员们撤离上岸。战士们刚刚上岸，几乎在同一瞬间，大堤中央突然下陷，洪水咆哮着从洞口向外喷涌。

紧接着，“轰隆隆……”一声雷鸣般的巨响，长江大堤混凝土防洪墙轰然断裂，江水夹着泥浆、水泥块，倾泻而下，浊浪翻滚，惊涛拍岸。正站在水泥堤坝上指挥部队上岸的王申东，眼看不对，说时迟那时快，奋力一跃跨上了东侧大堤，但右腿还是被断裂的水泥墙刮出了一道14厘米长的口子，鲜血直流。

险情发生后，九江的电视、广播连续发出警报，要求住在24米水位以下的居民必须全部撤离。离决口最近的七里湖火车货运站，闻讯后把一列货车开到江边，用来紧急转移灾民。

反坦克连通信员王晓，立即奔向附近居民区报警，顺手捡起一块铁皮，使劲地敲打，大声呼喊：“洪水来了，赶快撤离！洪水来了，赶快撤离！”

小车班长郑志国这时正在洪永生团长身边，一看情形不对，跳上自己开的吉普车，拉响警报器，向居民区疾驶。郑志国一边大声呼喊让大家撤离，一边开着车在没膝的洪水中穿行拉人。忽然，一堵几米高的围墙轰然倒塌，溅起的泥浪迎面扑来，一个泥块重重砸在他的额头上，顿时鼓起了一个大包。他没有理会疼痛，继续边开边喊。待撤到安全地区，郑志国一清点，小小的吉普车竟然走出了5名妇女和5名小孩。

反坦克连官兵们在大堤决口面前，临危不惧，英勇奋战，想尽了一切办法，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但因为决口下面曾是一条古河道，坝基不实，所有的努力并没有挽回大堤溃决的后果。然而由于官兵们及早发现、及时报告和奋勇抢险，不仅使大堤下的群众无一伤亡，而且使大部队能迅速投入堵口抢险，首功应该记给反坦克连，记给炮兵团和三师。

谁又能想到，这支从7月26日晚上紧急赶赴九江，昼夜奋战在大堤上的部队，正面临着撤并降改的命运，有相当一部分官兵要在这次调整中脱下军装，但官兵们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而是以对祖国的绝对忠诚，履行着保卫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神圣职责。

决口越撕越大，情况万分危急。

此时长江第5号洪峰即将来临，九江段水位处于23.03米的历史最高位，超警戒线3.68米，超历史最高水位0.98米。在内外高差压力的引领下，洪水如脱缰的野马，裹挟撕扯着两侧的防洪堤，肆无忌惮地向九江城区狂奔猛泄。这个最初仅3米左右的决口，如洪魔的血盆大口，越张越大。6米、10米、20米、40米……长江大堤很快被洪水撕出一个60米宽的大豁口。

浑浊的洪水，转眼间吞噬了九江水泥造船厂和田比邻的九江市国棉一厂等几家企业，漫过了铁路涵洞，停在路边的大小车辆顷刻间被淹没，冲得七零八落。

看着狂欢奔腾的洪水，九江市代市长刘积福和九江军分区政委马永祥心急如焚：人算不如天算，两个月的严防死守、日夜操劳，最终还是没有换来九江的平安。

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留给刘积福和马永祥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尽快堵住这个决口，不使九江城区失守，不使京九铁路中断，不使长江主流改道。

电波划破长空，迅速地将决堤的信息传报给了江西省委、南京军区，惊醒了中南海的红机电话。

当天晚上，党中央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听取国家防总的工作汇报，并作出《关于长江防汛抗洪抢险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要把长江抗洪抢险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全力以赴抓好，并指示中央军委迅即调遣更多部队支援九江抢险。

中央军委首长专门给南京军区陈炳德司令员打来电话，传达党中央指示，下达增兵九江的命令。陈炳德和政委方祖岐迅速赶到军区作战值班室，通过电话实时了解一线灾情和部队抢险情况，就地紧急召开党委常委会，学习领会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号令指示，决定把抗洪抢险作为当前军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向全区部队下达紧急动员令，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先后派出董万瑞副司令员、雷鸣球副政委率前指加强九江地区抗洪抢险的指挥，其他常委分片到江苏南京、镇江和安徽安庆、铜陵等重点地区检查指导。是夜，董万瑞带着精干的指挥小组乘坐军区值班飞机先行抵达九江。

4.大煤船斗法“乾坤袋”

灾情十万火急，堵口刻不容缓。

危难时刻，刘积福、马永祥和先期到达的南京军区军训部副部长王平，组成三人临时指挥小组。

面对撒开缰绳的洪水，战士们拼了命地往决口处投掷沙包。可是，任凭战士们投多少石料、沙包，都被洪水席卷而去。这时，有人眼尖，看见大堤下停着一辆运送石料的跃进牌货车，便招呼人员齐力将车推上坝顶、推入决口，但根本就不顶用，货车如狂澜中的一只火柴盒，在水中打个滚就淹灭在滔滔洪流中。

战士们用尽了十八般兵器，但决口像《西游记》中那黄眉老怪的乾坤袋，将石料、沙包、货车等一一收入囊中。

“赶快沉船！”曾有过11年戎马生涯、与共和国同龄的刘积福果断地大吼了一声。决战时刻，容不得指挥员有半点迟疑。

江堤决口，沉船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封堵方法，但船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堵口的船必须要重载，这样才能吃水深、锚得住；二是船身要长，大于决口的宽度，才能横跨在决口上。沉船堵口的风险，在于必须在激流中控制好船体的移动方向，保证船体与大堤平行，如果错位顺流，可能会反受其害，决口会被船体撞得更大。

而此时，茫茫的江面见不着一艘船，这样的船又到哪里去找。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下游隐隐约约有一艘船正缓缓地向上游行驶。见有船来，大堤上的人群兴奋极了，拼命地挥舞着帽子和救生衣，向船只方向大声高喊：“快开过来，快开过来！”或许是距离太远，也可能是决口洪水倾泻的声音太大，船只没有理会，仍然不疾不徐地向上游驶去。

时间不等人，洪永生团长没有丝毫迟疑，派出军务参谋陈民和五连指导员陈鹏飞带两名水性好的战士，“扑通扑通”跳下水，准备强行截船。

此时江水澎湃、大浪滚滚，陈民和陈鹏飞等4人在湍急的水流中时隐时现，大堤上的人都为他们捏了一把汗。水性再好，横渡此时的长江，真的是“刀尖上的舞蹈”。

多年以后，问起已任衢州军分区副司令员的陈鹏飞当时怕不怕，陈鹏飞说：“当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尽快把船拦截住，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生死。”

近了，近了！当他们终于抓住货船的防撞轮胎，奋力爬上船时，船主惊呆了，连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怎么游过来的？”陈鹏飞顾不得喘气，急切地说：“快，快，把船开往4—5号闸口！”看船主有些迟疑，他急了，提高嗓门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现在长江大堤决口，紧急征用你船！”

看着浑身湿漉漉的4名军人急切而又坚定的眼神，船主知道这道征集令里面的分量，毅然掉转船头驶向决口。驶到离决口50米处，陈鹏飞他们把货船与另一小组征集到的一艘水泥趸船用缆绳捆在一起，组成连环船体。

在大家充满期望的目光中，两艘船一步步靠近决口，还没等调整好船体方向，就在洪水的巨大吸力下，像两叶扁舟被冲出堤坝。上百吨的水泥趸船和货船一下子被冲出七八十米远，一头撞倒了九江水泥造船厂的一栋二层楼房，船头死死地嵌进了楼房的墙体中。看着漂走的两艘船，堤上众人瞠目结舌，顿时变得沉默起来，洪魔的威力超乎想象。

这边，江水依然以每秒4000立方米的流量急速倾泻，如果不加以有效控制，七八个小时后，九江就将变为一座“水城”。

大家把目光再一次聚焦到刘积福身上。

“小船不行，必须找大船！”烈日炙烤下脸色血红的刘积福眉头紧皱，带着沙哑的声音命令在一边的九江港监局局长陈纪如。

如果在平时，叫陈纪如调几艘船，就像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可早在长江第4次洪峰到来之前，九江港监局协调周边市县统一发了禁航通告，此时江面上并没有大船。突然，陈纪如拍了一下脑袋，急急说道：“刘市长，马政委，走！跟我走，我知道哪里有船。”

港监局的042号快艇带着刘积福、马永祥、洪永生、陈纪如等人，如离弦之箭向下游飞驶而去。

不出所料，下游的九江姚港锚地里停泊着不少船，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一艘长75米、吃水2.5米，且满载着1600吨煤炭的长航武汉轮船公司的甲21025号大驳船，不禁大喜过望。

今日长缨在手，缚住苍龙待何时。

当听说价值300多万元的大船将被沉入江底，船长面有难色。

“我是九江港监局局长，现在抗洪任务压倒一切，我命令你把船开到上游决口处，沉船堵口！”陈纪如的话掷地有声，不容置疑。

刘积福接着给了船长一颗定心丸：“我是九江市代市长刘积福，船的损失我们政府会负责赔偿！”说完还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船长，叫船老大抗洪结束后找他。

大义面前没有退路，船长在请示了长江航运集团领导后，答应积极配合行动，只是表示自己的船没有动力，需要用拖船牵引。

陈纪如又迅速调来两艘动力船，一艘是重庆奉节的“奉港501”号，一艘是湖北襄阳的“鄂襄阳012”号，加足马力将大煤船拖至决口附近。

机会可能只有一次，怎么沉成了一个大问题。

15时15分，在现场的军地领导、水利专家以及3艘船的船长登上大煤船，进行紧急状态下的作战会议。在综合分析了堤情、流态、水深和驳船吃水等因素后，大家认为驳船前行速度如果太快，很可能造成船翻人亡，还会把决口撞得更大；船行驶得如果太慢，急流会顺势扳正船头，大煤船极有可能像前两艘船一样，从决口顺流而下。这两种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讨论中，大家迅速形成共识：控制驳船靠近决口的速度是关键所在。

紧急关头会议越短，往往做出的决定越重大。5分钟的会议，就形成了施堵方案：两艘动力船分别在驳船首尾，开足马力向两边拉，锁定驳船横移的方位；驳船到达决口上方约30米处抛下首锚，控制船下淌的速度，两艘动力船则分别绑首锚和尾锚，形成“∩”形；到达指定位置后，迅速采用氧焊切割的办法，在船底切开一个口子，引水入船，使大煤船恰到好处地沉在决口处。

用这么大的船只，封堵这么大的决口，在世界抗洪史上都是第一次。谁也没有干过，谁也没有把握，但洪水滔滔，前面纵使是地雷阵，也只有闯一闯了。

为了使操船的人都了解意图，使沉船一举成功，刘积福想画一个方案草图，因当时没有粉笔，作训股长李蔚然将随身带的工作手册递给刘市长，刘积福就在笔记本上勾勒了煤船航行示意图，把这张草图交给了经验丰富的陈纪如。

受命于危难之际，时年53岁的陈纪如深感自己肩头的压力巨大。1967年，他从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轮船公司，干了8年的轮船驾驶员，在万里长江中犁过浪，在茫茫大海中闯过关。今天，他要经受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考验，在长江大堤上孤注一掷。作为共产党员，生死面前他没得选择。

15时25分，在上千名官兵和群众的注视下，大煤船这头钢铁“巨鲸”，在一左一右两条动力拖船的“护卫”下，鸣着笛向决口处开进。半小时后，三条船在决口上游30米处抛锚。

刘积福用高音喇叭反复喊叫：“大家配合好，一定要一举成功！”

30米，20米，10米，大煤船的逼近加大了堤坝内外的水压差，洪魔疯狂地发起反扑，意图迫使船体转向成顺流方向，无奈左右两条拖船拼死拉住，加上大煤船本身的千吨重力，想要扭转方向并不容易。

水是柔软的，可以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又是坚韧的，可以滴水穿石而不惊。这次的较量，是水流与沉船的较量，是推力与拉力的比拼。擅长打持久战的水，虽然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但终究还是败下阵来。

大煤船按既定的方位一点一点地向决口处挪动，左右两条拖船步步为营，稳扎稳打。16时40分，大煤船稳稳地停搁在了离决口7米处，正好横搁在决口正面。

船一到位，由中铁七公司的鄢怀斌担任队长的焊割突击队立马展开工作。鄢怀斌身绑麻绳潜到船底，熟练地把船切割出一个口子，水一冒进来，岸上人员赶快把他拉了上来，大煤船就此沉了下去，牢牢地卡在决口外侧。紧接着，九江港监局又指挥拖轮牵引了6艘驳船和一条拖轮，沉没在煤船周围，形成沉船围堰。

洪魔的咽喉被卡住，决口的流量顿时减小了许多。原来“直捣黄龙”的江水变成了“迂回侧击”，怒涛被“巨鲸”阻挡，狂澜被“铁壳”隔离，顿时收敛起嚣张的气焰。堤外的洪水也从二楼门框高度，渐渐回落到了一楼楼顶。

“九江有救了！九江有救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在大堤上响起，洪永生团长激动地说：“这艘船是功勋船、救命船！”刘积福代市长握着陈纪如的手不放，连连说：“陈局长，你这个沉船指挥长立了大功，你们港监局立了大功，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感谢你们。”

大煤船的自我牺牲为封堵决口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成为’98九江堵决战斗的关键转折点。煤船可能也从来没有料到，自己会以如此悲壮的方式载入历史，成为永恒。

8月8日清晨，《北京青年报》在头版头条第一个向全国读者报道了九江溃口的消息。就在许多读者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大批勇士正在向九江集结，海量物资正在向九江汇聚，一场艰苦卓绝、惊天动地的堵口战斗即将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