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和仪式象征意义

当心理分析学者如西奥多·莱克（Theodore Reik）、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或者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lheim）分析初民社会和古代社会的仪式象征符号的意义时，把注意力集中在象征符号的外在形式和感觉极的意义上，而倾向于把意义的意识形态一极看成不相关的，他们认为，象征符号的大多数本土解释——这些解释构成了理念极的主要部分——几乎与神经病患者对自己的怪异行为进行合理化的解释相同。而且，他们倾向于将仪式象征符号等同于神经质和精神病症状，或者认为它们与西方欧洲人梦里的符号具有同样的特点。从根本上来说，他们采取的方式正好和与纳德尔和威尔逊观点一致的社会人类学家的做法相反。这一将被铭记的流派的人类学家们认为，只有那些有意识的、被表达出来的、本土的对象征的诠释才与社会学相关。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被用来考察民族志学者所描述的形式、内容以及象征性的行为和物品相互联系的模式，用基于西欧临床试验而发展起来的一套概念来解释它们。这一类精神分析学家宣称，在仪式象征符号的结构和行动语境中，能够识别出那些他们所认为的来自人类童年期在家庭场景里的普遍经历的材料。例如，费尼切尔（Fenichel 1946：302）认为，父子关系中普遍存在两种相反的心理倾向，即顺从和反抗，它们都来自俄狄浦斯情结。之后，他争辩说：

由于大部分男性家长式宗教信仰同样是在对一个家长式人物的顺从和反抗（顺从和反抗都具有性特征）之间摆动，每一个神，恰如强制性的超我，许诺在服从的条件下给予人们保护，强制性庆典和宗教仪式由于其潜在冲突的相似性而在表层图景上有许多相似处。

作为对这种观点的反驳，我们已经表明，恩登布仪式中连续的符号行为如何被那些明确表达了的仪式目的赋予了顺序和结构。我们不需要援引潜在的大量冲突来解释它们显而易见的规律性。精神分析学家们可能会说，父系社会的仪式会表现出比实行母系继嗣制的恩登布社会中的仪式更多的刻板性和强制性品质。换句话说，正式的模式会被潜意识的父子冲突“多元决定”（over-determined）。民族志比较似乎是反驳这种观点的，对于比较宗教学的学生来说，他们所知道的最刻板的形式主义来自普埃布洛印第安人，而普埃布洛印第安人实施比恩登布人更严格的母系继嗣原则；尼日利亚人中的努佩人，一个强父系的社会，却拥有“不固定的”和“不过分严厉”形式的仪式（Nadel 1954：101）。 ^[4]

其他的精神分析学者自称在象征形式中发现了口欲侵略性，口欲依赖性，肛交施虐狂和受虐狂这类观念和冲动的痕迹。事实上，有几个人类学家在读了有关精神分析的文献之后，已经试图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仪式现象。

也许最近最引人入胜的著作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象征的伤口》，这本书尝试用精神分析的概念对仪式象征意义作一个综合的解释。四个分裂性人格的青少年组成了一个秘密社会，贝特尔海姆观察了他们的行为之后，认为他们的行为中隐藏着一个线索，可以让我们理解原始入会仪式的许多特点。根据这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表现，他推断，男性入会仪式的（潜意识的）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声称男人也能够生孩子，“通过切口这一类的操作，男人试图得到相当于女人的性器官和功能的那一套东西”（1954，105-123）。在贝特尔海姆看来，对子宫的嫉妒和潜意识里保留的婴儿期时与母亲的认同，不管是对他的四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所举行的特别仪式，还是遍及世界各地的男性割礼仪式而言，都是有助于这些仪式形成的强有力的因素。

贝特尔海姆的观点在一些重要方面和许多正统的弗洛伊德派对立。后者认为，组成了这些仪式的象征性事件主要出于父亲对儿子的嫉妒，仪式的目的是制造性（阉割）的焦虑，使得乱伦禁忌得以保持。在精神分析学家产生分歧之处，在一个他既没有受到系统的训练，也没有得到深入的实际经验的充满着疑问的领域里，不幸的社会人类学家该以什么样的标准对他们之间的不同解释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