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历史方位
——首都文化设施建设的扫描与沉思

谈起北京，人们如数家珍的有闻名中外的故宫，有八达岭长城，更有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等10大建筑。这些文化设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新中国50年代建设成就的骄傲。

然而，当人们谈到近10年的北京文化建设，便会生产生许多困惑和遗憾。北京的文化设施建设虽然也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但总体上看，落后于上海、广州等省市，与首都“文化中心”的地位相距甚远，不那么相称。

旧的在消失　新的难上马

剧院、影院是现代城市最基础的公共文化设施，是人民群众社会艺术、文化生活最主要的场所，是文化城市的标志之一，城市影剧院的数量、水准和作用直接反映民族文化和艺术事业的发展状况与水平。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的影剧院在50、60年代和80年代初都有过阶段性发展，但“八五”以来，呈下滑趋势。集中表现是：老、旧、停、拆多；合资企业在城市改造中拆迁、挤占、改用多；政府投资少；改造、新建少；拆迁恢复少。

据统计，1949年北京地区对公共开放的影剧院有26家，1980年多达154家，1985年减少为100家，到了1995年只有49家。1949年北京的新华书店有307家，1985年减少到155家，1995年仅存140家。在1980年以来停业的58个放映场所中，停止开放的有20家，改做舞厅、家具展销和商场的有8家，拆除6家，另做他用8家，其他有的在重建中。北京市文化局所属的8个剧场，目前只有一个能做剧场使用。

北京有3000多年的建城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又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能展示这一历史全貌的首都博物馆却筹建了近30年，至今仍暂借于孔庙。最近，北京市的一些政协委员前去视察，看到由于地方狭小、设备落后，许多馆藏精品得不到合理保护，有的竟然被露天存放，委员们无不痛心疾首。

北京群众艺术馆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综合性群众艺术活动中心，现在仍旧在一条偏僻的胡同内，只有几十间平房，不具备正常开展活动的必要条件。新馆建设已酝酿十多年了，至今杳无音讯。北京市少儿图书馆已有近50年的历史，现有藏书47万册，许多图书、资料只能堆积存放，图书利用率只占全部馆藏的1/20。

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呼吁尽快建设新馆，市领导也曾许诺“八五”期间基本建成新馆，但至今尚未迈出选址的第一步。首都图书馆现借馆舍于古建筑国子监，新馆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于1993年在远离市区的南磨坊举行了奠基仪式，然而，至今因经费不落实，不能开工。

标志性大型文化设施太少

北京市历届市委、市政府在文化设施建设上都做出了努力，尤其是区、县文化设施增加较快。“七五”期间，重点抓了区县文化馆、图书馆建设，新建了14个区、县的文化馆、图书馆20处，总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基本实现了区、县有图书馆的目标。还陆续建设了中国评剧院、东单体育馆、北京电视台大楼、北京日报办公楼、抗日战争纪念馆（一期工程）等。1996年建成使用的长安大戏院，位于长安街光华长安大厦一层，是一座融古典民族建筑风格与现代化科学技术于一体的高档次剧院。不仅地理优越，剧场设施和舞台设备在全国剧场中也堪称一流。

专家们认为，从总体上看，北京除历史文化遗迹、博物馆外，现代化的公共文化设施很少，尤其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能代表国家形象和首都形象的标志性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如国家大剧院、国家艺术宫、音乐堂、马戏场等就更少，以至于国际大型歌舞、音乐表演团体来京演出，只能用非演出场所的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馆等作为演出场所，实在有损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形象和我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形象。

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吴江说，东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是北京城市的标志，在这条十里长街漫步，可以看到一座座现代化的办公楼、宾馆拔地而起，原有的公共文化设施却几乎消失殆尽，如青艺剧场、儿童剧场、吉祥戏院、西单剧场等均被拆迁，新建的文化设施凤毛麟角。这条街应该成为展示代表国家水平文化设施的大街。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认为，北京城的发展有三个里程碑，一是建国以前的故宫等，它是以皇权为核心的建筑；二是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的天安门广场及“10大建筑工程”，尤其是天安门广场，它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象征；三是1990年亚运会带来的“中轴线”向北延伸的建筑工程。前两个里程碑可以找出代表时代特色的建筑设施，改革开放以来却很难找到高水平的现代化大型建筑设施。

一些专家反映说，北京不仅文化设施少，已有的分布也不合理，条条块块管理体制使仅有的文化设施很难发挥综合效益。如中国剧院建在西北三环，国安剧场建在北四环，21世纪剧场建在燕莎商城以东。周总理生前亲自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为国家大剧院选址，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大剧院至今仍是一个待立项目。北京的文化设施既有部委办的，又有市、区县办的；有军队管理的，还有街道办事处管辖的，如举世闻名的卢沟桥，即由丰台区的一个街道办事处管理。

悬殊比例　差距惊人

1996年3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派出6名研究人员分别到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地调研、考察文化建设情况。考察归来，感触颇深，突出的感受是：北京近些年的文化设施建设与上海、广州等地差距太大了！

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钱光培研究员介绍了这样一些比例悬殊的数字：在北京“八五”期间文化设施建设没有大的举措的时候，上海则完成了规模与设计接近国际水平的“10大文化设施建设工程”。“八五”期间，上海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投资共50亿元，相当于“七五”期间投资总额的9倍多，北京市在此期间则总计投资4.7亿元，只比“七五”期间投资增长0.2亿元。为了把上海建设成国际一流中心城市，“九五”期间计划文化设施投资60亿元以上，其中“东方音乐厅”10亿元，“八万人体育场”12亿元，“龙华烈士陵园”6亿元。而北京“九五”期间文化设施建设投资则无具体规划。

惊人的差距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北京平均15.9万人拥有一个影院，平均160人拥有一个座位；上海为5.4万人一个影院，平均67人有一个座位；天津为6.6万人一个影院，平均64人一个座位。北京市少儿图书馆的藏书为上海少儿图书馆的两倍，而馆舍只有300平方米，不足上海少儿图书馆的1/10。天津少儿图书馆的面积近3000平方米，是北京少儿图书馆面积的10倍。北京少儿图书馆人均占有面积居全国倒数第一。北京平均每8万~9万人有一个新华书店，人均占有仅高于西藏和青海，居全国倒数第三。

“城市功能定位”看差距

专家们在分析北京文化设施建设现状时指出，导致落后的深层次原因包括财力的制约。北京市的年财政收入仅相当于上海财政收入的1/3。当然，北京市多渠道筹集资金做得也不够。但是，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没能随着中央对北京城市功能定位而实行战略转变，没有及时确立全国文化中心的“文化发展”在整个城市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钱光培、吕智敏、高长印等研究人员介绍说，作为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后，对北京的城市定位虽然有不同的提法，如“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生产，服务于中央人民政府”“首都应该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等，但是，从1983年起，中央对北京城市功能的定位有了重大变化。同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原则批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正式确定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1993年国务院在批准修订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时，又进一步明确了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地位。1994年、1995年，中央又多次对北京城市的性质、功能的定位做了重要指示，再次突出强调了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并明确提出了北京要更好地为党政军首脑机关正常开展工作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教育、科技和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专家们认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们关于北京城市发展的总体思路没有及时得到调整，中央关于北京城市定位的一系列指示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许多领导干部没有注意到中央对北京城市定位和功能的调整已把首都文化建设推到了整个城市建设格局中的一个极其突出、极其重要的位置；文化建设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使命，它不仅要满足首都市民日益提高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的需要，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还需要在教育、科技、文化方面对全国具有辐射力量和影响力量，成为最能代表与体现社会主义中国文化水准的国际交往的窗口。

新世纪的招唤

一些专家介绍说，近10年来，北京关于城市功能定位的研究明显落后于上海、广州等地。80年代初，北京与上海、广州等地的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同时起步，别的城市坚持下来了，北京却在1985年以后停歇下来。从1985年到1994年的10年间，北京的报刊上虽然还偶有谈论北京文化发展战略的文章出现，但没有一个职能部门或研究机构在集中关注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事宜。上海在1983年至1985年、1993年至1994年两度开展大规模文化发展战略研究的基础上，最近又召开了10余次文化问题调研，并形成了一个新的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提纲。深圳在创建之初就把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时纳入城市建设规划。

恰恰在这10年里，文化发展问题日益成为世界持续发展潮流中最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8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文化发展十年》规划，明确指出：“要对构成21世纪特征的重大世界挑战做出应答，就必须在发展中更加强调两个主要目标——发展中的文化尺度和人的文化生活。”钱光培研究员认为，展望21世纪的世界经济，环境、文化、旅游将是三大支柱产业，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已证明，没有文化、科技的因素，经济很难走在前列。以机械、化工为主导的时代潮流已经过去。

首要任务是走出误区

许多专家指出，北京要改变落后面貌，必须从战略高度深刻理解中央对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的重要意义，走出一些观念上的误区。

抓经济工作就是抓汽车、电子、化工等工业的单纯经济观念是误区之一。北京城市功能的定位决定了北京需要重构或调整城市发展的蓝图，在城市发展的方向与道路上实行新的战略转移，文化产业应该成为这个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

英国的文化产业年收入170亿美元，仅次于汽车工业，美国电影和音像制品的出口值仅次于航天工业。国内深圳华侨城的“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文化村”等文化旅游景点与康佳等高科技企业，以及文教与商贸、宾馆等服务业，经过10年努力，到1994年收入已超过40.5亿元，相当于改建前的17倍。上海、广州等地以文化产业为轴心形成的多种产业综合体也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搞文化建设就是花钱的狭窄观念是另一个误区。有的同志以为，文化建设完全是一种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公益行为，把文化投入当成包袱。他们看不到文化建设本身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种投资。

以上海“八五”期间“10大文化设施工程”为例，中国人从中看到的是祖国的强盛、国力的增强；外国人从中看到的是中国政局的稳定、社会文明的进步，从而增强的是投资信心。此外，文化设施的建设又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上海的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以东方明珠电视塔为轴心带出的传播公司、娱乐公司等15个文化产业，现有资产已逾10亿元。

要把文化设施建设与“楼堂馆所”区别开来。北京市政协的同志反映，有的领导把文化设施建设与兴建“楼堂馆所”等同起来，北京群众艺术馆馆舍建设酝酿十多年，在“七五”期间本已列入市基建规划，却被误定为“楼堂馆所”而被迫停、缓建，至今艺术馆仍在一条偏僻的胡同里。

他们说，近10年来，北京高档豪华商厦、宾馆接连拔地而起，真正的“楼堂馆所”没有被限制住，文化设施却被“管”住了。从资金投入看，“八五”期间北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资484亿元，为“七五”期间的4.2倍，在道路扩建、改造及立交桥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是，同期用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投资仅比“七五”期间增长0.2亿元。北京市1995年财政收入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增长21.8%，1996年财政收入计划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2%，但用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经费投入实际处于减少状态。王宝森以预留资金的方式隐瞒财政收入高达183亿元，现已查明并拨付的基建资金为37.72亿元。

在他隐瞒财政收入期间因无资金而化为泡影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不止一个。钱光培研究员说，一个时代的文化得以流传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典籍、碑文；二是文化设施，它凝聚了一个时代的科技、文化水平。各级领导在文化设施建设上要有远见，不要为眼前利益所困。

地方与中央　一篇大文章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央对北京城市功能定位，把文化产业放在北京城市发展的突出位置的要求，已经引起北京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市领导到理论工作者，从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民主党派人士，都看到了北京在文化设施建设方面的落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1995年3月，有关部门成立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开始对北京的文化建设进行调研。1996年3月，他们又兵分两路，到上海、广州等地考察，并写出考察报告。1996年6月，市领导及文化宣传、财政、税务、建委、规划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听取了考察汇报。

8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了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在10月召开的市委七届八次全会上，有关人员讨论了《关于加快北京市文化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加快文化建设与发展的20条意见。目前已正式下发执行。近日，北京市文化发展基金会宣告成立。市委书记尉健行等领导同志在一些会议上指出，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要把文化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北京市在文化建设上出现了良好的态势，是令人欣喜的，但从宏观决策的角度来看，北京在落实中央关于北京城市功能定位指示、抓好文化建设时还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北京的文化建设与中央及各个部委的关系。北京作为首都，文化建设既有有利条件，又有不利因素。在北京地区，有3个方面的力量在从事文化建设工作。一是北京市所属的宣传、文化、科教系统；二是中央各部委及所属单位与部门；三是在京的各类企业。多种力量并存造成条块分割、力量分散、各行其是，影响文化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造成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

处理好与这些单位及部门的关系，化弊为利，理顺管理体制，是北京市要在中央的支持下花大力气解决好的问题。还应看到，首都城市功能的定位，本身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有利于荟萃全国一流的文化科研人才，使首都文化显示出国家级高水平；有利于增强首都文化的权威性，增强首都文化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有利于从多渠道为首都文化建设与发展获得资金，进行投入。

借鉴外地经验与突出首都特色的关系。在文化建设方面北京落后于上海、广州等地，应该虚心向它们学习，例如：它们在发展经济时把文化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的思路、建设世界一流的城市必须有世界一流的文化的思想等。但是，北京是世界文化古都和首都的地位，决定了它与其他城市有明显不同。

作为目标是“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上海尚能把文化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更应在文化建设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中央给北京的定位是“两个中心”“四个服务”，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不仅调整了北京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指明了北京迈向21世纪的发展目标。北京的特色是各种人才密集，发展文化产业有良好的基础。

要着重发展报刊发行业、影视业、音像业、演出业、展览业、广告业、文化娱乐和文化旅游业，同时要大力推动现代信息业、电子出版业等具有前瞻性的现代文化产业，使之成为北京经济工作的重要产业支柱。以旅游业为例，目前每年来北京的外国游客达到200万人次，是美国、西班牙的1/25，不到马来西亚的1/3。旅游资源的潜力是巨大的，如果外国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国内旅游业收入将达到100亿美元，相当于1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目恰恰是目前北京全市的年国民经济总产值。

宏观决策呼声急

专家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北京的文化建设涉及面广，情况较复杂，真正改变目前落后面貌并非易事，需要中央从宏观上予以支持。

在全市范围开展一场关于首都城市功能定位认识的大讨论。尽管中央为北京城市定位的“两个中心”“四个服务”已十分明确，但距离真正理解并贯彻到具体行动中还有很大差距。应该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体，在干部群众中展开讨论，就北京城市的发展、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文化建设各抒己见，广开言路，献计献策，使中央关于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的决策深入人心，使领导干部充分认识首都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尽快实现北京城市功能定位的战略转移。

尽快制定《首都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鉴于北京的文化建设涉及中央和地方、中央部委和北京市条块分割、体制不顺的现状，亟待借鉴国外一些国家首都管理的经验。组织有关专家经过深入调研，起草一部我国首都管理的法律，提交全国人大通过立法。

要在这部法律中明确中央和地方、各个部委以及企业在首都建设尤其是文化建设资金投入中的法律责任。北京市还要完善首都的文化立法，明确界定法规的适用范围是整个首都，而不是北京市地方所属单位，对公益性文化机构的政府拨款应以立法形式加以固定等。

成立首都文化发展委员会。首都文化建设与发展不单纯是一件地方性的事情，而是全国的大事，应该尽快成立由中央以及各部委领导和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组成的首都文化发展委员会，共同制定首都文化发展规划，共同承担文化建设的责任，共同研究协调解决文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快首都文化建设的发展步伐。

制定优惠政策，加快首都文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上海的经验值得学习，上海市政府支持44家银行联合向东方明珠电视塔贷款，开了全国的银行向文化事业巨额贷款的先河。上海还无偿向文化建设单位拨地、支持文化产业股票上市等。北京应该从自身实际出发，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解放思想，制定一系列文化经济政策，吸引外资、金融界和各部委、企业的资金，用于文化建设，使首都教育、科技、文化的优势真正发挥出来。

中央和地方通力合作，近期落实了一批反映综合国力、具有时代标志的大型文化建设设施。已经确立的国家大剧院、国家博物馆要加快建设步伐，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的力量与智慧，规划一批高水平标志性的大型文化设施，像50年代北京的“10大建筑工程”一样，反映时代特色和首都气派，以改变首都文化设施落后的局面。

面对世纪之交，北京需要按照中央对北京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方位，需要振奋精神，迎头赶上。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党和全国人民的厚望，才能无愧于辉煌的21世纪！

（1997年秋写于北京，与张选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