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敞篷马车[1]

司令部派给我一名马车夫，或者如我们这儿通常说的，赶车的。他姓格里修克，三十九岁。

他在德国俘虏营待了五年，数月前逃出了俘虏营，经立陶宛、俄罗斯西北部来到了沃伦。在别廖夫，他被世界上最没脑子的动员委员会抓住后遣送来服兵役。别廖夫离格里修克出生地克列梅涅茨县只有五十俄里。在克列梅涅茨县有他的妻子儿女。他已有五年零两个月没回过家了。动员委员会派他给我当赶车的，而我也不再是哥萨克中的贱民了。

我拥有了轻便双马敞篷车和马车夫。轻便双马敞篷车！这个词语成了我们生活三角形的基础：砍杀——轻便双马敞篷马车——鲜血……

教士和会议用的最普通四轮轻便马车在内战的风云变幻中突然成了宠儿，成了可怕的、机动的战斗工具，创造出新的战略战术，扭曲了战争的习见面孔，造就出马车上的英雄和天才。马赫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马车变成自己那神秘莫测的狡诈战略的轴心，撤销步兵、炮兵甚至骑兵，而代之以这些粗笨的、配备有三百门机枪的庞然大物。马赫诺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像大自然一样变化多端。载着干草的大车排成战斗队列攻占一座座城市。婚礼队伍行进到乡执委会门口，便集中火力开火。一个病弱的教士挥舞着无政府主义的黑旗，要求当局交出资产者，交出无产者、酒和音乐。马车大军具有前所未闻的机动性。

布琼尼在这方面表现得也不比马赫诺逊色。消灭这支军队非常困难，捕获它则更是不可思议。机枪，埋藏在干草垛下，马车，拖进农家棚子里，它们已不再是战斗单位。这些被隐藏起来的星星点点，藏而不露，可以推测其存在，它们合在一起便构成不久以前的乌克兰村镇——残暴、叛逆和贪婪的村镇。这样的军队和分散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的装具，马赫诺可以在一小时内令其进入战斗状态；而使其恢复到平时状态的时间则更短。

在我们这里，在布琼尼的正规骑兵部队中，轻便双马敞篷车并不具有如此特殊的统治地位。不过我们所有的机枪队都只乘四轮轻便马车。按哥萨克人的想象，轻便双马敞篷车分两类：移民型和会议型。当然这并不是臆造，而是确实存在着的分类。

坐着会议型四轮轻便马车，坐着这类摇摇晃晃的、缺乏热情和创造力制造出来的大车，酒糟鼻子的穷官员们颠簸在库班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他们睡眠不足，赶着去验尸和侦查案情。而移民型四轮轻便马车则是从萨马拉和乌拉尔伏尔加河一带的景区、从肥沃的德国移民区来到我们这里的。在移民型轻便双马敞篷车那宽大的柞木椅背上绘着彩色家庭生活画——一串串粉红色德国花的丰满花纹。坚实的底部包钉上铁皮。车轮上装有令人难忘的弹簧。我从这些如今在弹坑累累的沃伦大道上跳动的弹簧上感受到许多代人的热情。

我尝到了初次拥有马车的喜悦。每天午饭后我们便去套车。格里修克从马厩里牵出马。它们一天天地上了膘。我带着自豪的喜悦发现，在它们擦净的两肋出现暗淡的光泽。我们给马揉摩微肿的腿，给它们剪鬃，给它们套上哥萨克式马具——一张乱成一团的干硬的细皮带网，我们一溜烟似的驶出了院子。格里修克侧身坐在车夫的座位上。我的座位铺着花粗麻布和散发出清香和静谧气息的干草。高大的车轮在白沙石路上发出吱吱声。一片片盛开的罂粟花给大地披上了彩妆，遭到破坏的天主教教堂显露在小丘上。在大路高高的上方，在被圆形炮弹打坏的壁龛里立着一尊圣乌尔苏拉裸露双臂的褐色雕像。在山墙发黑的金匾上歪歪斜斜写着一串细长的古体字母……“为了颂扬耶稣和圣母……”

死气沉沉的犹太人小镇子紧靠着地主庄园。在砖砌的围墙上闪动着一只预兆吉凶的孔雀，这万里蓝空中恬淡的幽灵。湮没在一大片简陋小房子中的犹太教堂紧靠着贫穷地区，没有一扇窗户，遍体坑坑点点，圆鼓鼓的，像顶哈西德派教徒的帽子。一伙窄肩膀犹太人愁眉苦脸地站在十字路口。脑海中忽然闪现出南方犹太人的形象：一个个油光满面，大腹便便，鼓鼓囊囊，宛如廉价酒冒的泡。而这些瘦骨嶙峋的细长脊背、这些悲惨的黄胡子的不幸的傲慢神态则无法与他们相比。那一张张痛苦刻出的充满激情的面孔上毫无油光和血色。加里西亚和沃伦的犹太人感情激烈，易冲动，他们受尽凌辱，而在他们深沉的悲痛中充满朦胧的伟大，他们内心对地主极度鄙视。望着他们，我明白了这个边境地区苦难深重的历史，明白了有关犹太教法典学者承包小酒馆、有关拉比放高利贷、有关波兰兵强奸妇女和波兰大封建主因为这些士兵而遭枪杀等传说。

[1]　这里说的是乌克兰的一种轻便双马敞篷车，内战时曾用来载运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