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多学科视域下的灾荒

与历史学范畴的灾害研究相比，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是当前灾害史研究的一个大趋势。学界从人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角度推进灾害史研究，为研究灾荒提供了多种路径，极大地拓宽并丰富了当下的灾害史研究。

1.社会学科与灾害史研究

灾荒与人类学。系统的中国灾害人类学研究源于汶川大地震之后，人类学学者李永祥认为，中国灾害人类学是一种新的学科理论建设，而灾害史应为灾害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93近期，灾害人类学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主要集中于群体灾害记忆及其文本建构的分析，并力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揭示文本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如王田以1933年川西叠溪地震的灾难叙述为个案，分析了特定时代不同人群对这场灾难的叙事方式，认为通过对灾难叙述文本的阐释可获悉书写者对灾难本身的情绪、企图与立场，深刻理解文本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与历史语境。94张文以宋人的灾害记忆为切入点，考察了灾害作为一种群体性的文化创伤对宋代社会的影响，他认为由灾害记忆引发的宋代士大夫与民众的两种不同指向，反映了文化创伤的两种不同宣泄途径和文化建构取向。从文化意义上体现了“体制失范”与“阶层违和”、“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元分立。95郭建勋以1786年四川大渡河地震为例，认为西南地区多元生态环境、多族群的活动及地方知识与灾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96目前尚缺乏从灾害人类学角度探讨灾害史研究的系统理论构建。从灾害人类学的角度推进灾害史的研究，需要重视长时段、区域性及群体性等，希望未来能够引起史学界更广泛地关注。

经济学与灾害史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研究灾区的经济水平、粮食价格和对外贸易等主要问题上。刘志刚从灾害史的视角，对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体系的脆弱性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盛衰演变与气候的周期性变动有着密切的关联，明后期的商品经济仍是“靠天吃饭”的经济。97佳宏伟以天津口岸为中心，通过考察区域灾荒与口岸贸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认为灾害作为区域结构变动中的主要因素之一，直接影响着贸易结构和趋势的演变。98在粮食价格方面，以清代山西为例，李军的《自然灾害与区域粮食价格——以清代山西为例》99和郝平的《“丁戊奇荒”时期的山西粮价》100均从内地区域的视角呈现了清代灾害时期的粮食价格在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和独有的历史特点。关于灾荒时期的银钱比价变动问题，韩祥以“丁戊奇荒”中山西银钱比价变动为例，发现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呈现出钱价明显上升的激烈变动，但其上升幅度远不及物价，且灾区钱价的涨幅水平与灾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同时他认为发生“丁戊奇荒”的1877年才是中国19世纪后半期全国性“银贵钱贱”现象出现的时间节点。101此外，李军以《1690—1990年间华北的饥荒：国家、市场与环境的退化》一书为中心，借此阐述灾害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并就灾害史研究的方法和趋势进行探讨，认为灾害史研究不仅需要传统历史主义的方法，经济学的思维模式、计量方法和环境史观的研究理念都应该值得借鉴。102

文学与灾害史研究。成果主要是对灾害的文学书写进行研究。王立认为《聊斋志异》中的灾荒瘟疫描写是在一个丰富深远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对古远而来的灾荒瘟疫现象及其与人类的关系进行的较大范围的探索。103王昕则以1703年至1704年蒲松龄的创作为中心，分析认为农村的自然灾荒和民生的困苦影响了其创作的风格与基调。104张堂会通过研究清诗中的自然灾害的书写，认为其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自然灾害下的经济与民生，揭露了赈济中的贪污腐败等人祸因素，反映了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105

此外，刘斌从心理学角度论述了晚清直隶灾荒与民众心理的变迁，指出频繁的灾荒导致当地迷信崇拜心理进一步发展，造成“安土重迁”传统心理的变迁，也造成民众社会秩序观念的变迁。106游红霞从民俗学的视角切入，以旱灾为例，论述灾害是一个包含语言、民俗行为、物象景观等多元叙事形态的综合叙事体系，既是对灾害文化记忆的构建，又蕴含着基于灾害“文化化”逻辑的民俗应对路径。107

2.自然科学与灾害史研究

自然科学下的灾害史研究，是气象学、地理学、地震学、海洋学、农学和科技史等学科交叉下的研究。通过整理和分析历史文献资料，采用数理统计、量化定级和建立数据库等方式，集中对灾害发生的周期性规律和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探讨。

程民生的《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从气象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探讨了开封的气象变迁及其规律。108陈业新从灾害学的研究角度，根据档案关于1736—1911年洪涝灾害史料的记载，以州县为空间单元，对清代淮河中游皖北地区的洪涝灾害进行初步的研究，建立了一个洪涝灾害的灾害学等级划分体系，并对皖北地区洪涝灾害进行了逐年等级划分，分析结果表明：洪涝灾害发生具有普遍、连年和集中的特征；灾害的年际、年内持续时间起伏较大；灾害空间分布有明显的区际间不平衡性等特征。连年范围广大的洪涝灾害，对皖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109王涌泉从灾害链和灾害史角度探讨1841—1843年连年大水与地震问题，对地震与洪水的关系以及震洪关系的物理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地震对大洪水影响的可能物理机制主要是密集大地震加强了一定地区对流层大气活动性，规范和稳定主雨带和主要暴雨中心，集中增大水汽含量。110

蔡勤禹从海洋灾害史的角度出发，以自然原因引起的海洋灾害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探讨民国时期应对海洋灾害的主要措施，认为民国时期防御海洋灾害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有效地降低了灾害损失。111王保宁从气候和农学的角度研究乾隆年间山东省的番薯推广和种植规模，提出“灾荒——番薯引入”的新模式，认为作为救荒作物的番薯，并未融入当地农作物种植制度。进而指出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经济价值方面，番薯都需要通过在良好气候条件下与其他新作物的搭配才能融入当地的种植制度，甚至替代原有作物形成新的制度。112

3.灾害史料的建设

公开出版的灾害史料主要有《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113、《中国荒政全书》114、《中 国荒政书集成》115、《清代奏折汇编——农业·环境》116、《清光绪筹办各省荒政档案》117、 《中国历史大洪水调查资料汇编》118、《康熙朝雨雪粮价史料》119、《清代干旱档案史料》120、《民国赈灾史料初编》121、《民国赈灾史料续编》122、《上海地区自然灾害史料汇编》123、《云南省历史洪旱灾害史料实录》124、《清代台湾自然灾害史料新编》125、《中国灾害通史》系列丛书和《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各省分卷等，为灾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基础。

更让人欣喜的是，学界已出现建立综合性中国灾害历史数据库的努力。其中，以夏明方领衔的《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设》研究团队为杰出代表。该团队以清代为例，尝试突破以往以单一灾害、单一灾种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汇编形式，在大规模扩展、辨析灾害史资料的基础上，力求将历年各省区各类自然灾害包容其中，揭示各灾种之间的关联，为更加准确、清晰地揭示灾害的生成、扩散与演化规律提供尽可能丰富的资料基础，从而打造一个服务于国内外中国灾害史研究者的可持续扩展的公共学术交流平台。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