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深化灾害史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通过现有的灾荒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日益注重对灾荒进行长时段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对于灾荒的长时段研究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将灾害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再现历史中的灾荒；二是系统地考察灾害发生的整个过程（灾前、灾中、灾后），深化拓展灾害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社会重建与影响等深层次的研究。同时，各学科与史学之间的对话增强，灾害人类学、灾害经济学、灾害心理学和灾害生态学等多学科领域蓬勃兴起，极大地拓宽了灾害史研究的视域。

同时也应看到目前灾害史研究的局限和不足，新视域下的灾害史研究还处于发展壮大阶段，仍有许多地方有待提升和完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界限仍然较为明显，新学科理论建设尚未成熟，区域灾害史的研究拘于“区域”，缺乏与整体史的统一等问题尚待解决，且区域间的比较研究开展较少。笔者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反思与借鉴，希冀对灾害史的再发展提供一些思考。

首先，注重和加强灾害史的学科交叉研究，特别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与统一。必须改善两者之间长期各自为营的局面。探讨灾害发生的规律与周期，并结合人在灾害中的主要活动分析其社会影响，是灾害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前者倚重自然科学，后者倚重社会科学，两者研究的结合构成了灾害史研究的主体。李文海早些年就曾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倡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之间在研究内容、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上的交叉与渗透。127大数据和计量史学的发展，不失为两者的结合提供了较好的范式。例如夏明方正在进行的清代灾害历史数据库建设，便是生态史研究范式出发，借鉴大数据思维的重要成果。128

其次，突破区域灾害史研究的“地方区域”界限，注重研究的跨地方性和整体性。区域灾害史的研究不能就区域谈区域，必须突出地域的典型性，同时要有整体史的关照理念。注重跨地域的比较方法或是将其纳入国际视野中进行考察，都将深化灾害史的研究。在区域灾害史研究盛行的大形势下，如何保证呈现区域个体性的同时又能够统一于整体，是我们需要为之努力的方向。如艾志端就采用跨文化比较方法，将清人对“丁戊奇荒”的讨论与19世纪英国人对中国、爱尔兰及印度大饥荒的解读进行对比，从而解读文化给予灾难的意义。129

再次，深化和丰富理论研究，培养壮大新的研究队伍。作为灾害史研究的新视域，相关学科理论建设尚未健全，因此深化和丰富学科理论成为当务之急。不仅如此，培养和壮大新的研究队伍，特别是对青年学者的培养，对于灾害史的研究意义重大。2016年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了第一届“灾害与历史”高级研修班，就灾害史研究的学术脉络、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灾害史的前沿理念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学术交流，为高校青年教师与研究生搭建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这为青年学者加强理论学术修养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是一次值得借鉴的良好开端。

最后，重视旧史料的再利用和加强新史料的新发掘。若要真正实现灾害史研究“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则必须切实开展灾荒民间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可以说，多个研究视角的转换，造就了史料解读的多样性，为旧史料的再利用和再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对于新史料的发掘也同样重要，不仅要利用官方文书，民间文献也应得到重视。要重视普通人的灾荒经历，搜集官方文献的同时，更要深入挖掘碑刻、契约、家谱和口述等民间文献，要尊重每一个文本的独特性。当然，不论是新旧史料，都应该充分重视其历史语境。

总的来说，在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视野下，灾害史的研究已经逐渐脱离“就灾言灾”的固有模式，成果多是各学科交叉研究下的产物。而不论是基于人与自然的互动研究，还是基于人与社会的互动研究，都越来越注重研究人在灾荒中的影响和意义。学界目前致力于探讨灾荒深层次的社会内涵，要做好这一点，不应只局限于对灾荒和救荒本身的研究，而要关注灾荒背后的东西。须将灾荒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研究灾荒中的历史。广泛收集材料并尊重每一个文本的独特性，注重多学科多方法的结合及学科理论的建设，都将深化灾害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