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本个性的发现

《泗州大水记》，唐吕周任撰，《文苑英华》卷八三三、《唐文粹》卷七六、《全唐文》卷四八一均载，但文字略有出入。该文详记德宗贞元八年（792），泗州地区发生特大洪水，刺史张伾携官民抗灾一事，同时亦有作者的议论。以下将《文苑英华》所载《泗州大水记》全文迻录如下，并参校《唐文粹》、《全唐文》，187进而讨论相关问题。

《春秋左氏传》曰：“天反时为灾（《粹》‘灾’作‘妖’），地反物为妖（《粹》‘妖’作‘灾’）。”其于水也，反利为害矣。在唐尧时，包山陵而若漫（《粹》、《全》‘若漫’作‘浩滔’）天。在汉武时，浮啮桑而浸钜野，皆震荡上心，昬（《粹》、《全》‘昬’作‘昏’）垫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诚也。

皇唐贞元八年，岁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罚兹东土，浩淼长澜，周亘千里。请究其本而言之：是时，山泐桐栢，发谼歕涌，下注淮渎，平湍七丈。浮寿踰濠，下连沧波。东风驾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溅涛倒流，矗缩回薄，冲壅汴（《粹》、《全》‘汴’作‘淮’）泗。积阴骤雨，河瓴建，不舍昼夜，至于旬时（《粹》‘时’作‘浃’）。乾坤合怒，云雷为屯，以水济水，吞洲漂防。走不及窜，飞不及翔，连甍为河海（《粹》‘海’作‘宫’），噍类如鱼鳖。事出虑外，孰能图之？

开府议（《粹》、《全》‘议’作‘仪’）同三司、校检（《粹》、《全》‘校检’作‘检校’）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泗州刺史、武当郡王张公（《全》‘公’后多‘伾’字），以其始至也，聚邑老以访故，搴薪楗石以御之。其渐盛也，运心术以驭事，维舟编桴以载之。遂连轴（《粹》‘轴’作‘舳’）促橹，敛邑之惸嫠老弱、州之库藏图籍、官府之器，先寘于远墅，军资甲楯、士女马牛，遽迁于水次。将徤丁壮，遏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迨（《粹》‘迨’作‘逮’）数日而计行矣。洪波汗漫，不辨（《粹》‘辨’作‘测’）涯涘，惊飙皷涛，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圯。崇丘（《全》‘丘’作‘邱’）如岛，稍稍而没；厦（《粹》‘厦’作‘夏’）屋如杳（《粹》、《全》‘杳’作‘查’），況況（《粹》、《全》‘況況’作‘汎汎’）相继。天回地转，混茫其中。公独与左右十数人，缆舟于郡城西南隅女墙湿堵之上，以向冲波而（《全》‘而’作‘之’）来，不亦危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辞请移。公曰：“伾，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难而违之，若王（《粹》‘王’作‘君’）命何！且南山隔淮，几五六里，吾能往矣，况是别境，‘离局，奸也’，虽死不为。”公于是使部内十驿迁于虹城西鄙而南，傍南山（《粹》无‘山’字）而东四百里，达维扬之路，俾星邮无壅；石（《粹》、《全》‘石’作‘又’）东北直渡，经下邳，五百里，至于徐州，通廉察之问；又移书（《粹》无‘书’字）淮南城将，令断扁舟往来，立标树信，以虞寇贼之变。公毎端拱对水而诉曰：“伾奉圣主明诏，司牧此州，以亲（《粹》‘亲’作‘观’）万姓，河公何为不仁，降此大沴，伾之罪也。”厉声正色，阽危不挠，历数（《粹》‘数’作‘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抽（《全》‘抽’作‘耗’）。

自水始至，及水始耗，已一（《粹》、《全》‘一’作‘六’）时矣。又一时而复流，郊境之内，无平不陂，郛郭之间，无岸不谷，尺椽片瓦，荡然无所有。可异者，惟（《粹》‘惟’作‘唯’）公之露寝与内寝岿然存焉。岂不可浮而往，盖（《全》‘盖’作‘抑’）不可颠而坏乎？斯则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遗已；神赏公之忠，临大难而守节；神高公之义，动适权以成务。故保其听政养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邵（《全》‘邵’作‘召’）伯之理也，人爱甘棠而勿剪（《粹》、《全》‘剪’作‘翦’）。方兹神灵支（《粹》、《全》‘支’作‘扶’）持，不亦远乎！公乃舍车而徒，弃而泥，吊亡恤存，绥复军郡。远轸圣虑，诏左庶子姚公吊而赈之，至于修府署，建城池，诏有司计功而偿缗。立廛（《粹》‘廛’作‘鄽’）市，造井屋，公申劝科程，以贯（《粹》、《全》‘贯’作‘贳’）以贷，纔踰年，而城邑复常矣。其于缩板为垣，树柳为丽，端衢四达，廨宇双峙，即公之新意也。

天灾流行，何代无之？逢昏即盛，遇贤即退。故刘琨（《粹》、《全》‘琨’作‘昆’）返风而火灭，王尊临河而水止。盖忠诚之至也。公尝领羸兵守孤城，以百当万，俾国家全山东之地。名载青史，公即国之长城也。今以一苇之航，挂（《粹》、《全》‘挂’作‘絓’）于危堞之上，以当涨海之势。城颓而一块不倾，水止而所济获全，公即国之贞臣也。固知明主之委任于公也，皆感而通焉。

周任不敏，学于旧史氏，借古人以谕公，未（《全》无‘未’字）或曰（《粹》无‘曰’字，《全》‘曰’后多‘未’字）同年矣，谨述而记（《粹》‘记’作‘纪’）之。时贞元十三年，岁在丁丑，清和之日（《全》‘日’作‘月’），哉生魄，勒于石。（《粹》无‘时……石’之句）188

《泗州大水记》的叙事背景是德宗贞元八年夏泗州地区发生的一次水患，文章的第二段重点描述了此次水患的情况及破坏程度。实际上，贞元八年的水患并非仅仅是泗州的局部性灾害，而是一次全国性的大范围水患。《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载贞元八年七月，“辛巳，大雨。八月乙丑，以天下水灾，分命朝臣宣抚赈贷。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余州大水，漂溺死者二万余人”。189此次水灾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大，190么振华曾对唐代水灾溺死伤亡情况进行总结，在其所列表格中，贞元八年的水灾伤亡人数在唐代居第一位。191至于此次水灾的具体情形，《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三》：“（贞元）八年秋，自江淮及荆、襄、陈、宋至于河朔州四十余，大水，害稼，溺死二万余人，漂没城郭庐舍，幽州平地水深二丈，徐、郑、涿、蓟、檀、平等州，皆深丈余。八年六月，淮水溢，平地七尺，没泗州城。”192《新唐书》卷七《德宗纪》：载贞元八年，“六月，淮水溢。”193《新唐书》中特别记载了“淮水溢”、“没泗州城”，可见在这次大规模水患中，泗州城的确是重灾区。194

《泗州大水记》的主人公泗州刺史张伾，《旧唐书》卷一八七下《忠义下》、《新唐书》卷一九三《忠义下》有传，因德宗建中初固守临洺，以功迁泗州刺史。据郁贤皓考证，其任泗州刺史当在贞元八年至二十一年（792—805）间，195在州十余年，后死于任上。《泗州大水记》的作者吕周任，据《全唐文》卷四八一作者小传：“周任，德宗朝，官侍御史。”《全唐文》小传所载目前仅为孤证，暂且存疑。同时，吕周任与张伾之关系，亦史载无文。但吕周任愿为张伾歌功颂德，表明其二人当具有密切之关系。观其文字之生动翔实，推断吕周任曾亲历此事，时或任泗州僚属，亦未可知。就目前存世的唐文而言，如《泗州大水记》以地方官应灾为核心题材的长篇文章实不多见。文章不仅描述了水灾发生时的情况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同时还详细记述了泗州刺史张伾在水灾前后的积极应对措施，包括灾前访问耆老、修筑防御工事、转移百姓与官府财产，灾后保障交通与联络通畅、防止民变、赈恤灾民、重建州城等具体而实际的行为。此外，还叙述了朝廷派遣使臣到泗州赈灾，并拨专款协助地方重建州城诸事。若从灾害史研究的史料角度讲，该文记载了此次水灾的时间、地点、灾害程度、影响以及应对措施，是研究唐代后期区域水灾史的重要且完整的个案资料。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泗州大水记》所载刺史的一些应灾行为以及作者所表达的灾害观念，实际上仍然是以往灾害史研究的传统课题。虽然该文本内容翔实而完整，但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从史料到史实”的灾害史研究方法对其文本进行解读，便会有题无剩义之感，其史料价值亦会随着研究理路的僵化而被湮灭。鉴于此，我们研究工作的起点应当是挖掘《泗州大水记》的文本个性，进而提取文本中暗含的别样历史信息。

幸运的是，围绕贞元八年水患，除去两《唐书》的概略性描述以及《泗州大水记》之外，尚有三份相对完整的文本存世，分别是陆贽、权德舆的状、疏以及德宗的诏书，从而为我们进一步讨论问题提供了史料支撑。实际上，就在贞元八年水患发生后，德宗并没有立即下诏遣使赈灾，而拜相不久的陆贽曾围绕此事上奏皇帝，德宗亦有回应。陆贽的奏文是《请遣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县状》、《论淮西管内水损处请同诸道遣宣慰使状》两篇，196《资治通鉴》卷二三四简明扼要地记录下了这次君臣对话。

河南、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余州大水，溺死者二万余人，陆贽请遣使赈抚。上曰：“闻所损殊少，即议优恤，恐生奸欺。”贽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徇谄谀，揣所悦意则侈其言，度所恶闻则小其事，制备失所，恒病于斯。”又曰：“所费者财用，所收者人心，苛不失人，何忧乏用！”上许为遣使，而曰：“淮西贡赋既阙，不必遣使。”贽复上奏，以为：“陛下息师含垢，宥彼渠魁，惟兹下人，所宜矜恤。昔秦、晋仇敌，穆公犹救其饥，况帝王怀柔万邦，唯德与义，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八月，遣中书舍人京兆奚陟等宣抚诸道水灾。197

就在陆贽上奏的同时，时任左补阙的权德舆亦上《论江淮水灾上疏》，请求德宗尽快遣使赈济。198《新唐书》卷一六五《权德舆传》略载其事。

贞元八年，关东、淮南、浙西州县大水，坏庐舍，漂杀人。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今霪雨二时，农田不开，庸亡日众。宜择群臣明识通方者，持节劳徕，问人所疾苦，蠲其租入，与连帅守长讲求所宜。赋取于人，不若藏于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抚。199

陆贽、权德舆所上的状、疏全文至今依然传世，足见其二人的上奏行为对于此次遣使赈灾的重要意义。而就在陆、权上奏之后，德宗才最终发布了遣使赈灾诏书。200诏书对于遣使作出了具体的分工，《册府元龟》卷一六二《帝王部·令使二》：“（贞元）八年八月诏曰：‘……宜令中书舍人奚陟往江陵、襄、郢、随、鄂、申、光、蔡等州，左庶子姚齐梧往陈、许、宋、亳、徐、泗等州，秘书少监雷咸往镇、冀、德、棣、深、赵等州，京兆少尹韦武往杨、楚、庐、寿、徐、润、苏、尝、湖等州宣抚，应诸州百姓因水不能自存者，委宣抚使赈给。……’”201据《旧唐书》卷一四九《奚陟传》：“贞元八年，擢拜中书舍人。是岁，江南、淮西大雨为灾，令陟劳问巡慰，所在人安悦之。”《泗州大水记》：“远轸圣虑，诏左庶子姚公吊而赈之。”此姚公即为姚齐梧。从《旧唐书》、《泗州大水记》的记载看，此次遣使赈灾的确是得到了实施。然而，如果将上述德宗对此次水患的反应与陆贽、权德舆等人的上奏联系起来考察的话，我们发现德宗对于救灾的态度明显是消极和被动的。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再来看一看陆贽《请遣使臣宣抚诸道遭水州县状》：

右频得盐铁、转运及州县申报，霖雨为灾，弥月不止，或川渎泛涨，或谿谷奔流，淹没田苗，损坏庐舍，又有漂溺不救，转徙乏粮，丧亡流离，数亦非少。……前者面陈事体，须遣使抚绥，陛下尚谓询问来人，所损殊少，即议优恤，恐长奸欺。臣等旬日以来，更审借访，类会行旅所说，悉与申报符同。但恐所闻圣聪，或未尽陈事实。……初闻诸道水灾，臣等屡访朝列，多云无害于物，以为不足致怀，退省其私，言则顿异。霖潦非可讳之事，搢绅皆有识之人，与臣比肩，尚且相媚，况乎事或暧昧，人或琐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于情实，固不易知，如斯之流，足误视听。所愿事皆覆验，则冀言无诈欺，大明照临，天下之幸也。……202

当贞元八年水患发生后，陆贽“前者面陈事体，须遣使抚绥”，而德宗的反应则是“询问来人，所损殊少，即议优恤，恐长奸欺”，并没有立即遣使赈济。同时，对于割据的淮西镇，德宗亦无救济之心。与此同时，朝臣一般的反应则是认为“无害于物”。可见，在朝廷的角度，从皇帝到臣僚均对此次水患持消极态度。这一反应当与唐代的灾害奏报体制、君臣关系以及淮西吴少诚割据等问题紧密相关。而就在朝廷消极应对的氛围中，《泗州大水记》所载泗州刺史张伾积极主动的应灾行为便显得尤为耀眼，与德宗君臣的消极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本的流传固有其复杂的原因，但目前存世的关于贞元八年水患的四份相对完整的文本，则具有一定的历史逻辑在内。其中，陆贽、权德舆与德宗的言论代表朝廷，而吕周任的文章则代表地方。如果略去陆贽、权德舆的名人效应，前三者文本的流传与德宗的消极应灾态度密切相关。而就在这一朝廷应灾背景下，吕周任的《泗州大水记》作为孤立文本得以流传，不能不说这是对朝廷消极应灾政策的一种反应。而就上述列举的奏文、诏书而言，此次全国大范围的水患记录，中央的记录相对较多，而地方的应对记录目前则只有《泗州大水记》最为翔实。当然，我们决不能据此认为其他地方官在面对水患时毫无应灾举动，但《泗州大水记》所具有的孤立文本特性，却可以为我们重新发现历史提供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