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干预抑或听其自然：南宋和盛清荒政中的市场意识倾向
［澳］邓海伦（Helen Dunstan）
（悉尼大学历史系）
【摘要】本论文联系宋朝主张市场力量调整粮食市价，因而保护脆弱消费者的一些故事和论据，评价了南宋董煟对一位学者所称“自我调节过程”的论述，然后讨论了清朝乾隆朝初叶的民食政策论战，并对过分干涉行为所引起的更详尽的有关利得动机功能的论据进行了调查。中国式经济自由主义的假定遭遇到乾隆十一年的江北水灾，结果如何？
【关键词】荒政原则；古代中国经济思想；对市场力量的认识；宋清比较
据常理，灾害政治的基本原则应该是非常简单的：灾害要预防，人饿要给饭，人临死要援救，灾完要善后。想认真地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有救荒机构、救荒政策、救荒计划以及救荒手续，还必须掌握相关的数量信息，如某个地方灾民多少，官方手边的救荒物资多少，收获比常年减少十分之几，从外地可获的物资几天才会到，等等。据他自己的记载，北宋熙宁八年（1075）越州遭遇旱灾的时候，知州赵抃成功赈灾的第一步正是从所属知县收集数量信息。赵知州 “问属县灾所被者有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兴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其几具存?” 221 这不是认真着手制订救荒计划的典型吗？
让我们来听一下明代一位中级地方官讲他对备荒任务的看法。时间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皖北宿州的新知州崔维岳正在查看被水田野的荒芜景色。旱灾、蝗灾接踵而来，以致“其流移号呼之状，辗转殍饿之夫，盖塞涂横野，有不忍言者”。222 这时候预备仓分仓四座很可能都已“飘没”了，万历八年以后为“复业”流移人而立的营田仓四座大概也被放弃了，只剩下州预备仓和卫预备仓二座，但预备仓“所以为国计军需者计，而非所以为民计也”。223 过了一年，积蓄了白银“若干”两以后，崔维岳就“尽召诸七乡父老，谋其地之适中可便于转发者……概为之贸基拓土，各创厅三间、仓廒六间、大门三间，瓦覆砖甃，蔽以墙垣” 。224 后来，他反思自己的行动，写道：
窃闻之，治郡者如治家然。治家者悉家之人计口而食，又计口而备，然后家无冻馁而家之人安。治郡者悉郡之人编户而田，又编户而备，然后郡（无）凶荒而郡之人安。225
乍一看，崔知州的义仓是“官督民办”的，但其实，我们也许应该说是“官有民办”的，因为一方面崔知州从宿州居民内每仓委派“殷确……二人主其事”，另一方面他论述储备谷物的用途在于“丰年则蓄之官，凶年则给之民”。226 在以上所引段落里，崔知州表达了官有备荒储备政策内在的带有家长主义味道的基本假定，还把家长作风的理由解释得非常清楚。这种态度历史悠久，大多体现在王朝统治讲道语言使用的常见修辞手段之中，例如把平民叫做“赤子”。
按崔知州的描述，家长最典型的活动是制订数量化的计划。制订数量化的计划也许可以说是王朝统治下官界最根本的习惯之一，而清朝常平仓制度就是这一习惯的典型体现。虽然常平仓这一名称使人想起每年青黄不接时期的“平粜”措施，但清朝常平仓有更重要的一个作用，即储备粮食以应紧急救灾的需要。227 正如众所周知，清朝常平仓系统很明显是官办的；是在户部财政统治之下，有一系列中央政府颁发的规矩，虽然在执行方面“因地制宜”的意识相当高，但每一个知县都清楚，在县城一定要有常平仓，有盘查也有交代，如果发现有什么亏空或差额现象，则惟父母官是问。228 但是，在包括荒政在内的各种经济政策上，相反的态度——一种“听其自然”态度，岸本美绪教授所谓“不干涉论”——间或有其提倡者。229 笔者从前的研究对象正是这种简单的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在具体政策问题讨论中的表现，尤其是乾隆初期某些官僚对两条具有干涉主义含义的养民政策所提出的批评。乍一看，这两条政策好像各不相关：（甲）为严禁谷物所有者的所谓“囤积居奇”行为；（乙）为尽可能扩大集聚在常平仓的储备。230 但是，在这两种干预政策的后面存在着理论上的根本问题，即国家最好是为老百姓储积农业剩余，还是应该听任私人为营利而保护谷物的库存，然后对价格刺激做出灵敏的反应，因而导致农业剩余的合理再分配。如果公家积贮政策的结果没有私人经营那么理想，国家何必扩大常平仓的储备，以致有人怀疑粮食市价的高昂正是对国家不受约束地囤积的直接反应？
在本文之中，笔者想考察某些针对粮食市场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典型表现，然后用一个具体例子一方面探索乾隆初期信任市场力量的激进派的救荒药方在实际执行中所遭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介绍一下清朝中叶荒政的中间道路。这条中间道路并非清朝才发现；正如下面所讲卢坦的例子所表明那样，它可以追溯到唐朝。救荒技术成熟以后，走中间道路的典型地方官，一方面怀着根深蒂固的必须制订数量化计划这类干预主义的意识，另一方面也具有相当发达的市场意识，把牟利动机 (profit motive) 的功能估计在其干预计划之内。王朝统治下的经济自由主义萌芽这一研究主题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通过针对干预主义政策的批评和挑战，我们可以发现理智独立性在官界存在的明显证据，也可以考察昔时人物如何了解市场的作用机制。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看作是分析清朝荒政政策讨论的十全概念框架，因为忽视了计划干预主义和市场意识交融在一起的中间道路，就很可能忽视了清朝中叶荒政的主流。
还有一件事必须弄清楚，即在古代文献中找到经济自由主义态度的证据，并不等于找到传统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一般来说，经济自由主义的表现都是由特定的、产生负面效果的政策所引起，但并不意味着对这一政策建构带有经济自由主义味道之论据的官僚或知识分子反对所有的积极荒政政策。大多数讨论救荒政策的人是讲究实际的，注重实效的；哪里会有一位有意识地以创建一系列互相连贯一致的经济自由主义论据为目标呢？因此，如果现代的研究者想了解在这些作者的论述中潜在的理论，只能试图从片言只语之中重现未曾详尽阐述的中国本土的经济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