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新文化史？
作为对社会经济史支配地位的一种反动，新文化史肇兴于20世纪70年代。自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达恩顿编著出版《新文化史》一书后，它在欧美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近些年，该方法已获得一些中国学者的好评，但尚未得到中国灾害研究者的广泛应用。
新文化史专注于“如何呈现”、“意义的解释”以及塑造人们经历的文化背景。1它探讨语言、符号、仪式、典礼、性别规范、表现、集体记忆、文本、言语交流等文化现象。文化史学者通常将文化定义为“社会演绎而来的解释机制与价值体系”。2他们拒绝唯物主义史观，认为“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并不优于或决定文化关系；它们本身就是文化实践和文化生产领域。”3换言之，集体共享的社会精神结构不能被简化为物质要素，而且，当民众的信仰、仪式活动与其所处社会经济形势相互作用时，它们就不只是社会经济等级的反映。
文化史学者强调，人类理性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发挥作用，人们通常在一定的精神世界内思考。该精神世界由其文化临时界定而来。因此，人类行为取决于文化或精神形态。人们利用这些形态来理解自我世界。文化史学者认为所有意义都取决于文化背景，他们的目标是了解特定时期、特定文化中人们归咎于自身经历的内涵。文化史学者在文本中寻找人们用来交流其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代码、线索、暗示、符号、姿态、工艺”。4
虽然文化史并不局限于“底层历史”，但许多文化史学者仍致力于找回遗失的声音，或找到研究普通人群历史观、意愿、阅历的方法。政治精英或经济精英的著作通常忽略了这些内容。他们创造性地扩展了资料范围，并以此找回上述声音。例如，部分文化史学者着重于考察人体本身的变化，另一些则将历史展品、验尸报告、手稿或绘画作为解读文本。一些文化史著作还将民族主义或女性美学思想视为文本。5
虽然文化史的兴起对经济史和社会史的优势地位形成了挑战，但文化史方法也可以用来研究其他史学家讨论的众多话题。确定一部著作是否为文化史并非重点，相反，重要的是如何落实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例如，当人口史学者专注于特定时空内的平均结婚年龄或家庭规模时，文化史学者则更倾向于探讨在那个时代和那种文化中婚姻对普通人有何意义，或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人们认为抚养几个孩子是合适的。6同样，政治史学者可能研究某一帝国政府的内部运作，而文化史学者则可能专注于当时绘画所展现的宫廷女性日常的生活经历。
文化史鼓励跨学科研究。它在某些重要方面受到人类学、文学、语言学、性别研究、文化研究的影响。例如，许多文化史学者追随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关注非精英群体所共有的公共信仰、节日、表演等现象。他们效仿琼·斯科特（Joan Scott）等性别史学者，也探索不同时空范围内妇女生活中的臆想和期盼。文化史学者还受到法国后现代文化批评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他们追随福柯反思史学的路径，反对元叙事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和福柯一样，他们认为历史变迁不是进步的或理性的，强调历史的矛盾、碎片、非持续性以及集体记忆。与宏观史学相比，他们通常对微观历史更感兴趣。7
新文化史善于利用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概念和方法论工具。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工具便是解构主义，这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于1960年代晚期提倡的一种阅读方法。德里达认为，文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解读，而如何被阅读或被记住会随时间而发生改变，所以在文本的表层下常常掩盖了更深层的含义。为了找到许多不同的历史和声音，德里达鼓励学者阅读文本而不是注重结论。8文化史学者的实践已证明，解构文本作为一种有效的阅读工具，有助于获得受压制的、非精英的底层声音及视角。例如，印度殖民史学者已经能“解构”英国政府关于印度起义的报告，从而获得未曾接受教育的印度农民的声音，而这些农民不可能记录自己反抗的动机。同样，性别史学家通过“背道而驰”的方式阅读了男性描述女性的文本，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妇女们的经历。9
新文化史也运用符号学方法解释特定的符号与图像，这些内容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产生多重意义。符号学注重研究符号、标志在语言与社会中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涉及如何赋予意义、如何呈现现实等内容。10作为符号学分析的创始人之一，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强调象征意义与象征实体、词语或图像与其所指概念之间联系的任意性。哲学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已证明，符号和关键词是“文化单元”。这些文化单元能够在其存活的社会或文化体制中呈现出多重意义。格尔茨将符号与象征定义为“意义的媒介”，而这些媒介在给予其生命的特定社会中扮演着与众不同的角色。他写道，个人和团体建构并解构了符号系统，正如他们努力使“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各类事件”富有意义。特纳也倡导研究者去探寻符号的意义如何在其文化背景中发生改变。11
文化史学者利用符号学方法来考察个人和团体如何建构、解构从而使其日常事务都富有意义的符号系统。他们进而追踪特定符号的意义如何使其文化环境发生改变。例如，欧洲巫术史学者探讨巫婆的视觉形象以及相关的事实报告和小说故事，以此来分析术语“巫婆”的多重意义，并说明“巫婆”如何表现出对性别的恐惧和欲望。12同样，灾害史学者密切关注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灾难与其受害者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描述和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