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灾害史研究中如何应用新文化史？

从文化史看爱尔兰大饥荒（1845—1849）

自1990年代起，欧美史学家开始利用新文化史方法研究饥荒、洪水等重大灾难。西方近代最著名的饥荒是1845—1849年间的爱尔兰大饥荒。在此期间，据《1800年合并法案》，爱尔兰仍正式隶属于强大、富裕的联合王国。13然而，一场前所未有的枯萎病五年内先后四次（1845、1846、1848、1849）毁灭了爱尔兰的土豆收成，并造成当地以土豆为生的民众遭遇灾难性的食物短缺。当时，英国辉格党政府坚持认为，政府在饥荒期间应充当极为简单的角色。该政党执政于1846年6月至1852年9月。14自1846年夏季上任后，首相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与其行政机构停止向爱尔兰西部郡县以外的所有地区进口食物，因为那里的饥荒最严重。他们通过了新的立法，强迫爱尔兰土地拥有者通过市政工程来负担赈灾的主要经费，而非英国政府。1846年秋天，爱尔兰土豆产量再次遭遇更为严重的下降。即便如此，英国政府仍坚持明显的不干预态度，从而导致了以工代赈需求的剧增，以及价格迅猛上涨、大量民众挨饿等严重现象。15正如财政部助理秘书查尔斯·特里维廉（Charles Trevelyan）在1846年10月坦率地写道，“这种态度使政府在提供食物或增加土地生产方面没有发挥任何作用”。16饥荒结束时，约100万人死于与之相关的疾病、饥饿，这几乎是爱尔兰灾前全部人口的八分之一。此外，近150万人在大饥荒期间移居国外。17饥荒对爱尔兰产生了巨大、持久的人口影响和经济影响，时至今日，爱尔兰的人口仍只是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四分之三。这场大饥荒在1840年代被媒体密集报道，形成了为数众多的档案资料。而且，饥荒期间及之后移居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许多爱尔兰人都可以讲出生动形象的灾难故事。所有这些方面在塑造本次饥荒成为“最负盛名的历史灾害”中发挥了作用。18

对饥荒的文化反应：过去几十年间，爱尔兰学者俨然成为利用新文化史来分析爱尔兰大饥荒的先行者。首先，通过考察1840年代英国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彼得·格瑞（Peter Gray）、帕特里克·奥沙利文（Patrick O’Sullivan）、查理德·克里斯汀（Richard Lucking）等学者提出，英国无法利用自身重要的金融、组织资源有效缓解爱尔兰的饥荒问题。他们解释道，颇具影响力的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人的著作,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学,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批评政府的干预行为。19在爱尔兰大饥荒期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支配地位促使许多英国评论员认为经济增长是处理危机的最佳办法，而不是政府的援助或基督教的博爱。格瑞称，这在英国产生了一种公众舆论，认为“即便是发生严重灾害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同样优先于灾害救济”。利用这种氛围，英国政府要员争论道，即使不干预主义政策在短期内的确会导致更大范围的饥荒，但从长远来看，严格遵守自由贸易政策才会让爱尔兰摆脱灾荒和经济衰退。20

英国不干预主义者也赞同马尔萨斯理论，认为饥荒是上帝或自然解决过剩人口的途径。他们问道：如果现在免受饥饿之苦的灾民往后还会遭受更多痛苦，如果过剩人口的增长不能得到制止，那么，为何还要损害英国经济来挽救灾民呢？21宗教信条教导我们，为了使人性向善，人类事务由一种神灵掌管。除了天意，它还支持这样一条广为流传的信仰，即上帝出于自我目的给人间送来马铃薯病疫。22不仅英国的政策制定者指望马尔萨斯主义和天意观念能使人们理解大规模饥荒的意义，就连许多英国神职人员也这么认为。克里斯汀写道，将爱尔兰饥荒解释为“上帝的判决”，这是所有教派神职人员和政界要员普遍接受的。只有苦难和赎罪才能从上帝那里带来拯救。这就意味着，即使一场灾难制造了悲惨的大饥荒，那么它也可以“从正面被看作神灵鼓励改革和趁早救赎的标志”。23

文化史学者也探讨了饥荒期间爱尔兰人对英国的认同感是如何影响英国政策制定的。爱德华·伦格尔（Edward Lengel）认为，1846年以后，“英国民众对爱尔兰的情绪日益敌对化”，从而强化了英国反对政府大规模救援爱尔兰的观念。这种广泛的敌对情绪主要来自英国民众对天主教的反感，而天主教却是爱尔兰居于支配地位的基督教派，这使英国人对爱尔兰抱有道德过失的成见，并以此来责备爱尔兰人所遭受的饥荒。1846年年底，大饥荒进一步恶化，而此时的英国报纸如《泰晤士报》（Times）、《笨拙》杂志（Punch）却愈发谴责爱尔兰人的贫困，指责他们“斤斤计较、忘恩负义”。至1847年夏，伦格尔总结道，“部长们似乎确信，公众反爱尔兰的情绪早已刻骨铭心，甚至妨碍到开展进一步的实质性救援。”24总而言之，爱尔兰大饥荒期间，英国政府并没有向爱尔兰提供有效的援助，即使它有办法这样做。在该案例中，仔细考察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可以帮助历史学家更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

饥饿符号学：爱尔兰饥荒的研究者还利用解构、符号分析等文化史方法，解读了从那场大饥荒中得到的重要口述与图像资料。例如，爱尔兰文学教授克里斯·茅斯（Chris Morash）研究饥荒文献并非主要为了论述饥荒的真实过程，相反，他是为了寻找反复出现在英国饥荒中的叙述模式和关键词，并通过探究这种模式告诉我们，当时的评论员是如何解释饥荒的。在研读有关爱尔兰饥荒的文学、历史、宗教、经济学著作中，茅斯注意到英国人不断指责爱尔兰当地缺乏铁路的这一事实。其实，引发爱尔兰饥荒的主要因素并非交通匮乏问题，因为爱尔兰国土面积小且灾区多为水运便捷之地。因此，茅斯进一步探究为何饥荒文本如此频繁地将话题转向铁路。他确信，对于当时的英国评论员们来说，饥荒造成的死亡和疾病是对进步理念的一种攻击，这种理念通常以绵延不绝、闪闪发光的铁轨为象征。茅斯认为，进步理念对19世纪中叶的许多西方人而言是神圣的。当英国民众看到爱尔兰灾区成片的集体墓地与贫瘠土地时，他们根深蒂固的进步理念受到了冲击，因为他们原本以为进步是无处不在的。茅斯写道，“随着铁路、环境卫生这些可见的物质进步以及公民社会中宗教仪式的消失，进步理念本身也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对于当时的英国评论员们来说，饥荒中的爱尔兰是“进步的敌人”，令人恐惧、迷惑。25可见，通过批评爱尔兰缺乏铁路并（错误地）坚持铁路能够缓和饥荒形势，当时的英国评论员们既捍卫了进步理念，又回避了对解救爱尔兰深重苦难的责备。

茅斯和另一位爱尔兰饥荒研究者玛格丽特·凯莱赫（Margaret Kelleher），也利用新文化史方法分析了特殊的图像资料，这些图像显示了大饥荒的悲惨画面。在讨论爱尔兰饥荒的文学表现时，茅斯假设“作为文本事件的饥荒”由图像组成。“作为游离、孤立的苦难象征”，这些图像的意义主要源于“它们自身的奇异与悲惨”。茅斯指出，一场大饥荒通常会扰乱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知，从而妨碍其形成具有连续性的叙事能力。由于饥荒的残暴性难以用语言进行充分描述，进而造成文学传统的中断，所以饥荒文献常常被建构成“拥有独立符号的档案，能融入许多持续性的符号体系中”。爱尔兰案例中，关键的图像包括母亲没有能力为饥饿的孩子提供食物，“皑皑白骨”，以及死尸发绿的嘴巴证明了他们为求生存而吃草这种徒劳的挣扎。26

玛格丽特·凯莱赫的灾荒史著作表现出对性别和形象的浓厚兴趣。她分析了在爱尔兰饥荒和20世纪孟加拉饥荒（1943）中苦难深重的妇女形象。她认为，饥荒叙事呈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传统案例，即由于妇女拥有更显著的力量来感动读者或观察者，因此她们的形象通常被用作“意义的载体”。她写道，“妇女的形象被反复用来塑造崩溃或危机的时刻——在社会团体、政治权威的话语或叙事本身之中”。凯莱赫断定，女性的挨饿形象预示着“保护主要对象”和生计的失败，从而表达出人们对饥荒最深层次的恐惧。关于爱尔兰饥荒的描述屡次使用了这些形象，如一位饥肠辘辘的母亲让她奄奄一息的婴儿吮吸自己干瘪的乳房，或饥饿的孩子还在吃着已过世母亲的奶水。27凯莱赫追随朱丽娅·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和沃纳（Marina Warner），将母乳视为“生命源泉的主要象征”，所以，母亲干瘪的乳房是“饥荒中最为可怕的现象之一，表达了一种原始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中，‘生命的源泉’如今已死。”28其他史学家中，欧葛拉达（Cormac O Grada）和大卫·菲茨帕特里克（David Fitzpatrick）试着考察那些家庭成员——男性或女性、年轻或年老——最可能或最不可能在饥荒中活下来，但关于年龄和性别的特定文化信仰无疑会影响此问题的答案。29

复原遗失的声音：过去几十年间，文化史学者已利用种种非传统资源，去充分了解遭受饥荒或洪灾的贫困乡村的悲惨景象，但这些灾区却很少能留下关于灾情的文字记录。例如，另一位爱尔兰大饥荒的研究者卡瑟·鲍尔替尔（Cathal Poirteir）利用民间记忆来探讨爱尔兰农民如何解释、经历、记住这场饥荒。他认为，尽管在爱尔兰大饥荒结束一个世纪后，饥荒幸存者的后辈儿孙向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民间调查委员会所作的口述访谈，存在着一些事实误差与年代错误，但是，关于饥荒的民间访谈，仍提醒我们应留意政府报告与其他精英资料中常常忽视的声音和议题。卡瑟发现，受灾最重的民众常常将引发饥荒的马铃薯枯萎病解释为上帝对灾前人们浪费行为的惩罚。他们对饥荒的记忆集中于文字材料中极少讨论的议题，如人们吃替代性食物求生，偷窃和暴力行为的增加，新教团体试图以食物诱惑爱尔兰天主教徒皈依新教，将移民海外作为关键求生途径的人数大幅增加，灾赈官员所建救济院之恐怖形象，无法为众多饥荒遇难者提供最起码的葬礼，以及善有善报的离奇故事。30

从文化史看非洲和美国的灾害

当爱尔兰大饥荒的研究者率先运用新文化史方法研究灾害史时，世界其他地区的灾害史学者也发现了文化史研究路径的优势所在。例如，历史学者梅根·沃恩（Megan Vaughan）利用非传统资料研究了20世纪非洲饥荒中的性别遭遇。当搜集完有关时为殖民地的马拉维1949年大饥荒的有限文字史料后，沃恩利用对年长的饥荒幸存者的访谈，创造性地发现并利用了当地非洲妇女捣玉米时所唱的“击打歌曲”。她发现，那些歌曲给出了关于饥荒的性别描述，这是文字资料中所没有记载的。妇女们的饥荒记忆显示，饥荒期间，许多丈夫抛弃妻子，独自逃荒至其他地区求生，却没有寄给灾区家中任何食物，并在逃荒地与其他女子结婚，最终也没有返回老家。这些歌曲同样表明，稀缺的食物资源在家庭内部没有得到平均分配。因为自身行动受限，携带小孩的妇女比她们的丈夫更容易挨饿。31

另一个运用文化史方法分析灾害的案例，则是美国历史学者理查德·米泽勒（Richard Mizelle）利用非裔美国人的布鲁斯音乐来勾勒黑人灾民的饥荒经历，这种音乐创作于1927年密西西比河大洪水之后。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灾害之一，1927年大洪水是由于强降雨冲毁大量用于控制河流的水坝和防洪堤所引起的。由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种族主义环境，洪水对贫穷的非裔美国社区产生了毁灭性影响。这些社区通常位于低洼或被忽视的地区，无法得到防洪堤的保护。然而，仅含极少黑人一手文献的1927年洪水档案资料，将灾害原因部分归结于20世纪20年代非裔美国社区的高文盲率，从而忽视了寻找更为重要的非裔美国人的声音，即便有也是由白人官员与历史学者编写书面材料来呈现。因此，米泽勒转向了黑人布鲁斯音乐家所记录的歌曲，以弥补“那些颠沛流离、被边缘化的人们”的经历。他发现，在洪水过后的几年间，名声大振的布鲁斯歌曲记录了黑人在枪口下被迫修建堤坝的遭遇，而这些堤坝却通过将洪水排入贫困的黑人社区，来达到保护富裕白人社区的目的。其他布鲁斯歌曲显示，黑人遇难者因不被重视，甚至未被统计在官方的洪水死亡人数之中，同时，还明显暴露出当时的赈灾过程存在针对白人和黑人难民的严格种族隔离现象。32

总而言之，自1990年代以来，通过复原那些因阶层、种族或性别而最易遭受饥荒或洪水损害的群体的经历，文化史学者已经在灾害史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至少能够列入文化精英所记录的灾难叙事之中。他们运用符号学、解构方法等文化史工具，更深层次地考察精英和平民如何解释、描述并寻找饥荒、洪水等灾害出现的原因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