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中国灾害史研究在国内外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任何研究领域都能从新路径、新方法中受益。新文化史方法已颇有成效地运用于爱尔兰大饥荒的学术研究中。笔者坚信，将文化史方法运用于中国灾害史领域，能为研究者提供宽广、深入的新思路，并在许多重要方面使该领域得到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