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犯罪整体的纵向态势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刑事犯罪方面也表现出了与1978年前不同的特征，犯罪数量急剧增加。根据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将1978年以来我国刑事犯罪态势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至2000年为刑事犯罪的快速增长期；二是2000年至2010年为刑事犯罪稳定期；三是2010年至今为刑事犯罪种类复杂多样期。具言之，1978年以后，国家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使得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受此影响，暴力性犯罪总体呈下降趋势，金融财产类犯罪增多；进入21世纪后，发案率虽然仍维持较高水平，但总体保持平稳态势；2010年以后，贪污受贿类犯罪增多，网络犯罪呈高发趋势，传统犯罪不再是主要犯罪类型，虽然犯罪数量较多，但犯罪总体态势稳定，社会治安稳定。

一、 刑事犯罪的快速增长期（1978—2000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的经济政策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在新旧体制过渡阶段，刑事犯罪会随着经济政策的改变而出现波动。在这一阶段，刑事犯罪急剧增长，尤其是青少年犯罪在刑事犯罪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78年至1981年，刑事犯罪数量每年以9%—12%的速度快速增长，其中，14—25岁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占到刑事犯罪的70%左右，且犯罪情节与以往相比更为恶劣，如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强奸，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注52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稳定社会秩序，1983年8月至1986年12月进行了为期三年的“严打”，全国各级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140余万件，共判处犯罪分子172万余人。“严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遏制严重的犯罪态势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严打”过后刑事案件数量有明显的回落。但1988年又再一次大幅度增长，1989年、1990年、1991年案件立案数分别为197.1万起、221.6万起、236.5万起。另外，1981年至1987年，青少年犯罪案件在总刑事案件数量中的比重较大，在恶性刑事案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详见表1−1注53）。

表1−1 1981—1987年全国恶性刑事案件和青少年刑事案件的比率

1992年起，我国逐渐确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中国将正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必须指出的是，市场经济对某些人的价值观产生了冲击，他们对金钱的崇拜使得这一时期侵犯财产类案件不断增多。从统计数据来看，刑事犯罪在1992年似乎有所下降，但这是由于公安部门提高了盗窃罪的立案数额标准。1992年至2000年，盗窃案立案数增长了107.50%，诈骗案增长了225.37%，抢劫案增长了147.84%，凶杀案仅增长了17.80%，作为暴力犯罪类型的伤害案也增长了101.50%，其中许多案件是以侵犯财产为目的的暴力犯罪。注54因此，从1978年到2000年，我国的刑事犯罪从以寻衅滋事为特点的暴力性犯罪为主，逐渐转变为以侵犯财产类犯罪为主，刑事立案数目不断上升。

总体而言，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层面上弥漫着空前高涨的经济动机，由经济动机驱动的各类财产型犯罪迅猛增长。相比之下，非经济动机犯罪的增长率显著低于经济动机犯罪。

二、 刑事犯罪稳定期（2000—2010年）

进入21世纪，特别是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WTO后，在经济上与世界接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这些因素对刑事犯罪起到了抑制作用，在这一阶段刑事犯罪的增长幅度趋向缓和。从1992年至1999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量呈低位上升趋势；从2000年开始，刑事案件立案数量呈上升态势，立案数从2001年至2008年维持在400万到600万之间（详见图1−1注55）。

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我国刑事犯罪还是呈现出一些特点。正如有学者指出，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犯罪态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其一，由于境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影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增多；其二，经济犯罪将呈现质升量增的趋势，带有国际色彩的经济犯罪出现；其三，金融领域的经济犯罪进一步升温；其四，环境犯罪日趋突出；其五，不正当竞争行为进一步加剧；其六，跨国、跨地区犯罪更加猖獗。注56具体而言，一是经济类、渎职类犯罪案件增加。在此期间，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企业转制机会，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突出，一些企业的蛀虫乘机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职务犯罪分子藏匿境外逃避刑事追究。注57二是传统犯罪仍不容忽视。2000年以来，抢夺、抢劫犯罪案件大幅上升，占刑事犯罪近40%，有的地区（如广东）达到了60%以上，而“两抢”的犯罪嫌疑人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注58同时，盗窃、诈骗、绑架、伤害、强奸、贩毒等刑事犯罪也是流动人口犯罪的常见形式。

图1−1 1992—2009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量

三、 刑事犯罪种类复杂多样期（2010年至今）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保持高速增长，“法治中国”建设不断深入推进，严重暴力恐怖袭击和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件逐步减少，传统的暴力犯罪、财产犯罪逐步下降，贪污贿赂类犯罪、渎职类犯罪、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等得到有效遏制，中国社会治安形势总体趋势稳定，民众的安全感提升。但是，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社会高风险值，风险社会的犯罪问题也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伴随着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犯罪类型逐渐发生变化，网络犯罪呈现急剧增长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网络犯罪日趋严重

网络犯罪日趋严重，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网络金融犯罪进入高发期。利用P2P网贷平台进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犯罪持续多发，如“e租宝”“中晋系”“融资城”“顺顺贷”“徽融通”“华融普银案”等案件，受害人众多、涉案地区广泛、涉案金额巨大，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二是校园网贷问题严重。校园网贷平台鱼龙混杂，多涉及高利贷，社会影响恶劣。校园网贷乱象既反映当代大学生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存在一定的问题，也显示出互联网金融平台门槛低、监管弱的现象。三是网络涉毒犯罪快速蔓延。例如，利用网络贩卖毒品、买卖制毒物品、传播制毒技术和组织他人吸毒等。从公安机关查获案件的情况看，全国至少半数制造毒品案件、超过三分之一制造制毒物品案件涉及网上传播的制毒技术。注59四是网络赌博问题严峻。花样繁多的网络赌博遍布手机App及微信群，如涉赌链接、小程序不断出现，赌博涉及范围广，人员多，金额大。2017年浙江省公安机关共侦破各类网络赌博刑事案件33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 823名，其中涉及利用网络游戏网站、App开设赌场的刑事案件21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53名，扣押非法资金近10亿元，查处了“战鱼”“百家乐”等多起网络游戏赌博案件。跨境赌博现象日益突出，“境外操控—境内代理—线下发展成员”的模式已成为网络赌博活动的发展趋势。注60

（二） 经济犯罪形势日趋复杂

2010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犯罪案件数量持续上升，增幅较大；2012年至2013年我国经济犯罪案件有所回落；2013年至2014年又有所反弹（详见图1−2注61）。其中，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犯罪持续高发，金融诈骗犯罪、证券期货犯罪、银行卡犯罪、货币犯罪等仍处于多发态势，犯罪手法不断翻新。

图1−2 2010—2014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经济犯罪案件数量

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相继组织开展了打击整治非法集资、地下钱庄、证券期货犯罪、假币犯罪、网上非法买卖银行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出口骗税等专项行动。通过专项行动，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0.7万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70余亿元。其中非法集资、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立案数和涉案金额比2015年分别下降了8.9%和7.3%。注62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妨害信用卡管理和信用卡诈骗案件近6.3万余起，同比上升近40％。注632017年共查处虚假陈述、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三大类传统违法犯罪案件203件，占全部案件数量的65%；新增内幕交易案件101件，占新增立案数的32%，同比增长54%。注64通过加强打击资管从业人员背信、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力度，“老鼠仓”案件数量大幅下降，从2016年的29件减少到了13件。注652017年恶意编造监管动向甚至监管政策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案件明显增多，虚假信息的传播路径由以前“广场式”的公开散布为主转变为“茶坊式”的社交网络传播而后公开为主。注66随着沪港通、深港通交易规模的逐步扩大，跨境违法行为日益增多，证监会在香港证监会、巴勒斯坦监管机构的协助下先后查处了首例跨境操纵案和“雅百特”跨境造假案。注67在今后犯罪治理过程中，要继续加强股市、房市等重点领域经济犯罪风险的预警、预测，持续严厉打击和严密防范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这是预防经济风险向社会稳定领域传导、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途径。

（三） 职务犯罪数量持续增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尤其是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3月20日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并公布施行。监察制度改革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集中了反腐败资源，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的全覆盖，保障了职务犯罪的惩治预防。注68

第一，“打虎”行动。以2016年为例，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58 122人（其中受贿犯罪10 472人），同比增长7.1%；其中分别立案侦查原县处级干部2 882人、原厅局级以上干部446人。注692016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等案件4.5万件6.3万人，人数同比增长28.5%，其中被告人原为省部级以上级别的干部35人，厅局级干部240人；继续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判处罪犯2 862人，同比增长14%。注70

第二，打击“微腐败”“蝇贪”以及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行动。2017年全国公安机关立案侦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240余件，打掉村霸团伙3 500余个，分别抓获犯罪嫌疑人6 400余名、团伙成员1.5万余名，其中打击处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村干部1 500余人，查处涉村委会、居委会换届选举案件400余起。注71从2013年至2017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7.8万人；2017年全国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12.21万个，处理15.91万人；2017年查办中管干部职务犯罪案件28件。注72从近年来查处的“蝇贪”案件来看，80%以上为基层扶贫资金管理部门干部、村支书或村主任在扶贫资金使用、土地承包等过程中以权谋私，贪污、挪用、侵占、私分公款的现象十分严重。注73基层职务犯罪表现为：一方面，“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违法人员涉黑涉恶，欺压群众、操纵选举，把持基层政权；另一方面，少数基层干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强行敛财。

第三，民生领域与司法领域案件增多。扶贫、社会保障、涉农、选举、司法等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增幅较大。2016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虚报冒领、截留私分扶贫资金等职务犯罪1 892件，同比增长102.8%；查办征地拆迁、社会保障、涉农资金管理等民生领域“蝇贪”17 410人；查办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渎职侵权犯罪11 916人；查办涉嫌职务犯罪的行政执法人员8 703人、司法工作人员2 183人；查办辽宁拉票贿选案。全国法院审结贪污、挪用扶贫资金等犯罪相关案件1.5万件。注74

（四） 环境犯罪成倍增长，取证鉴定难度大

近年来，全国政法机关加大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的力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4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环境污染案件4 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 400余人，分别比2013年增加了近6倍和8倍；注75检察机关开展了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共起诉污染环境、盗伐滥伐林木、非法开垦草原等犯罪25 863人，同比增长23.3％，其中共査办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职务犯罪1 229人；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级法院审结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等犯罪案件达1.6万件。注76当前环境犯罪呈现出购买、运输、销售、倾倒等环节一体化、链条化、网络化趋势，犯罪手段更趋隐蔽。在环境犯罪中，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仍较突出，取证和鉴定难度较大。注77为了依法严惩有关环境污染犯罪，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7年1月25日，环境保护部、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各级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建设、规范使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实现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网上移送、网上受理和网上监督。这些措施，疏通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梗阻，加大了预防和打击力度，形成了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的工作合力。例如，2016年11月17日至2017年4月30日，河北省公安厅、省环境保护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省范围内联合部署开展了“2016利剑斩污”专项行动。专项行动期间，河北公安机关共侦破环境犯罪案件52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 132人，处理违法人员3 800多人；全省检察机关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479件852人，监督行政机关移送案件28件30人，查办相关职务犯罪案件15件23人；全省法院系统共受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143件，判处罪犯276人。注78可见，我国持续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的犯罪保持高压态势，效果相对明显。

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盗抢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尤其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经济领域和农村地区黑恶势力的凸显、涉黄赌毒违法犯罪的蔓延、经济犯罪尤其是网络金融违法犯罪的活跃、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案件的频发等是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主要犯罪问题。虽然当今犯罪呈现出高增长、多样化的态势，但波动幅度不大，社会治安状况良好。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各项法规政策的出台，人们的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刑事犯罪数量和种类将不会出现较大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