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悠记远忆》：一个年级两代人

“七九级”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三批大学生。相比七七级和七八级，这一批大学生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年龄悬殊，甚至可以说是两代人。从七九级开始，应届生数量增多，且年龄小，而那些“死也不甘心”的“老家伙”（含部分“老三届”）为了考上大学也在拼搏，兄弟姐妹、夫妻甚至父子同场竞考，年龄最大的与年龄最小的就像是两代人，也就不奇怪了。同班、同级读书的两代人出身各异，既有工农商学兵，也有“知青”；既有大队支书和社员，也有干部、教师和临时工。“以前你是干什么的”，这是我们见面时一定会问的问题，因为了解一个人的“底细”很重要。

记得开学报到那天，大家挑着行李往寝室走，班主任沿途引路，帮扶大家上楼，前面一位清瘦的大高个儿挑着一担特大挑箱，后面跟着一位“小朋友”，班主任见状就问“小朋友”：“你家长送你过来的？”“小朋友”回答说：“不是。”后来才知道，这一大一小都是我们班的同学，小的16岁，大的30多岁。当时，全校最小的学生只有15岁，最大的已37岁。我属于“不大不小”那种，既可因“年幼”而大胆无知，也可因“老气”而大耍“横秋”，在“幼稚”与“成熟”之间尽显“自在”。有资料显示，1979年高考报考人数为468.5万，录取28.4万人，录取率为6.1%，而应届生不到50%，多数是复读生，我们班的情况也是如此，班上基本上还是“叔叔”们、“大哥哥”们、“大姐姐”们当家。

一个年级两代人，表面上是一种年龄现象，实则映衬出一段特殊的历史：我们那代人实实在在经历了大学招生中断十多年，硬生生等了十几年。如果说中国人最大的优点是有韧劲，那么这股韧劲首先表现在求学的道路上。记得当年年龄比我还大的一位复读生，复读了五六年最终也没有考上，但虽败犹荣。我们拼搏过，努力过，没有遗憾，对得起自己。这些大龄青年从“文革”中走过来，当时的他们无论成家与否，只有一个梦想：考上大学。他们每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如今这些故事已经成为我们对后辈开展“忆苦思甜”教育的材料，也成了他们的人生教材。

曾有人问我，两代人在一起学习、生活，有代沟吗？当时没有“代沟”的概念，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就不存在；现在想起来，应该基本没有。如果按照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说法，一个人的价值观反映的基本上是其未成年阶段的生活条件，并且价值观的转变主要是通过代际的人口更替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一个社会的价值观20年左右更替一次，那么，我们这“两代人”之间注定是有代沟的，但确实没有。那时，我们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似乎只有“保守”与“激进”之分，除了年龄大的稍显稳重，我们在价值取向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如对市场经济、对实现现代化、对社会腐败、对教育、对人性、对爱情等问题的认识基本一致。这两代人为什么没有代沟？我想，这与两代人有着共同的生存境遇和受过同样的教育有关。正是共同的价值观教育和共同的价值使命，使我们不但没有代沟，而且可以取长补短、相得益彰，生活得像一代人。

我非常认同一种说法，说我们“新三届”是一个多质体和多元体，特别是我们“七九级”，上接“老三届”的传统，又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考上大学，这本身就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两个时代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我们身上实现了和谐共生。我们能背诵“老三篇”和“新三篇”，也能背诵普希金的诗；我们知道如何为家分忧，也知道如何娇惯孩子；我们懂得以适当的方式关心人和尊敬人，也熟悉用“划清界限”那一套方式整人；我们会跳“忠字舞”，也开始学习跳“快三慢四”……两代人的共同文化特征，决定了我们没有特征，我们能包容、能吃苦，思想的容量和行为的能量已经足够让自己“自豪”。在文化转型中成长的我们也形成了“双重性格”：一方面，我们谨小慎微，想做的不敢做，惧人言、怕失败；另一方面，我们又爱面子、讲义气。总体而言，思前想后的性格导致七九级整体性的相对“平庸”（如得罪何方大咖，请谅解），所以，我们成了“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成功和不成功，都能让人理解的一代，这也印证了我所说的某种“平庸”。

应该说，我们这“两代人”还是幸福的。虽然我们经历了“文革”，但更有幸目睹并参与了改革开放。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成为我们成就事业的宝贵财富。我们赶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好时光，“小日子”都过得不错。我们虽然是两代人，但幸福感是相通的，并且能彼此“快乐着你的快乐，幸福着你的幸福”。因年龄差异，我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临近退休，有的还要工作。但我们一定会履行自己的诺言，无论是苦难的“幸福人”，还是幸福的“苦难人”，一切已成过往。当40年、50年、60年后再聚首时，我们更没有了两代人的任何痕迹，都是乐观、开朗、健康的老头儿、老太太，都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特别、最富弹性的一届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