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们是包分配的

1979年考上湘潭大学后，乡亲们问得最多的是“包分配吗？”“不是社来社去吧？”当我说“我们是包分配的”时，从众多羡慕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几分疑惑，因为大家心里认为，凭关系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都是要回来的（事实上大部分工农兵大学生没有回来，都给安排了工作）。一位貌似有些文化的长者也说：“我们生产队没有这样的人才吧，没有人能考上成为大学生。”可见“包分配”在百姓心中是多么重要和神圣。

其实，“包分配”的效应在那个时代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消除了“找工作”的后顾之忧，可以安心读书，但也可能“混文凭”了事，认为根本无须刻苦读书；另一方面可以提供“型号”“颜色”一致的“铁饭碗”，不用考虑“专业对口”，但也限制了个性的自由发展，造成了专业教育的浪费。

由于是包分配，我对毕业分配没怎么上心。记得自己在大三时开始有了专业感，会有选择性地看一些哲学原著，并且选定了伦理学作为专攻方向，毕业论文选择以“论道德责任”为题，还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周辅成先生的研究生。所以，我在大四第一学期全力以赴备考，平生第一次没有回家过春节。我当时在学校的一个老乡家里复习，大年三十的春晚也没敢看。直到研究生没有被录取，我才想起毕业分配的事，心想只要有个单位就行，反正以后是要再考研的，也就没有找任何人。当时，几乎所有同学都定好了单位，就剩下一个煤炭部的指标，班主任问我去不去，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心想：分配到煤炭部，就可以去北京工作了，多好。直到看到分配函上写着的是“湘潭矿业学院”（现为湖南科技大学），我才知道我去的单位是煤炭部主管的学校，离湘潭大学不远——我还是在湘潭工作。我的心里当时凉了半截，但也没办法，是要服从分配的，由此也决定了自己的教书匠人生。

老师说，我是全班分配相对较差的。回去告诉家里，父母多少有些不快，他们希望我进党政机关，当个治国安邦的“哲学王”之类，但我的兴趣已经在学术方面了。好在父母开明，说“当大学老师也好”，并且逢人就说“我儿子是大学老师”。1985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离开了工作的学校，直到那时我也没有详细跟乡亲说起过这个学校的情况。

记得本科毕业离开湘潭大学去工作的学校时，我是乘学校的货车到的湘潭火车站。到车站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已没有从市里到湘潭矿业学院的公交车了，我只好挑着行李一边问路，一边往学校走。但当地人都不知道湘潭矿业学院，只知有个“煤院”，我估摸这个“煤院”就是我将要工作的地方。

那一年，“煤院”从全国各地招来了四十多个青年教师。不到两三年，这批人大都考上了研究生，有的走了，有的毕业后又回到“煤院”，不管走还是留，我们这些人现在都已成为各自单位的顶梁柱。回想起来，我很感激在“煤院”的这两年，不但过了教学关，学会了搞科研的方法，还锻炼了口才，更懂得了面对不太理想的环境，如何自强自立，如何化劣势为优势，如何化郁闷为娱乐。要说娱乐，那时真的是奢望。因为学校刚建不久，离市区又远，各方面的条件都差，经济条件好的老师周末会去市里唱个歌、跳个舞。我们这些经济条件不好的老师，唯一的娱乐就是每周一场的露天电影。我住的地方楼下是一个工棚，工棚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我就是和建筑工人们挤在一起看完的《射雕英雄传》。记得那时，我们常常因为单位缺少文娱生活找领导提意见，甚至跑到校领导办公室抗议。后来，我们就自己办交谊舞会，唱流行歌曲，还有年轻老师故意穿大喇叭裤、戴墨镜。有一次看到党委书记路过我们楼下，我就故意用录音机放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还把录音机扛到肩上在走廊上走动，生怕他听不到，想故意气他、“腐蚀”他。没有想到，后来他跟办公室的人说，邓丽君的歌真好听。

包分配最大的不利就是专业浪费和限制个性发展。就专业浪费而言，我们班只有一半左右的同学从事哲学教学工作，在这不到一半的人中，后来还有人改行，现在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了。不过，大家在一起交流时，都觉得学哲学不后悔，哲学素养对从事任何工作都有帮助，其思维与境界都会高出一筹。有学者说，如果参照美国标准，我国最少还要建200个哲学系，这是有道理的。那么我们对现有哲学专业人才的使用还存在巨大浪费就不应该了。

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向，“包分配”也就成了历史，随之而来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择业，这无疑对提高全民高等教育素质、有效使用人才具有重要意义。但现在的就业制度设计存在“‘进口’是计划、‘出口’是市场”的尴尬，把就业率的“紧箍咒”套在了大学头上。一方面，特别是一些办学经费紧张的大学，不顾办学条件和师资的限制，拼命想增加招生指标；另一方面，由于人才培养质量上不去，毕业生没人要，就业率上不来。为了过就业率的考核关，各大学只有绞尽脑汁“想办法”，最终每个大学都是90%以上的就业率。既然就业率这么高，来年就可以再增加招生人数，恶性循环就是这么造成的，以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成为重大社会问题之一。既然有招生数控制的“计划”（进口）形式，在明明知道就业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为什么不缩减招生数，这不是故意制造问题吗？我们的“计划数”是否有科学的市场预测依据，“拍脑袋”的招生数与残酷的就业岗位需要，形成一个巨大的就业率“黑锅”，教育主管部门和大学不得不将其背到自己身上，越背越重，越背越重……

我不知道，曾经的“包分配”是否值得庆幸，也不知道现在的计划与市场分割的情况还能持续多久，更不知道大学是否真有能力背起大学生就业的锅，按需定量、进出等量、提质减量，这才是常道与正道，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