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章 在飞檐翘角的光影下徜徉
何田昌
荣衰岁圆楼
坦水环抱滋养的坦田古村,前前后后去过多次。或因工作,或陪朋友参访,多是走马观花。但每去一次,总会有不同发现,会有些新感悟。
古村位居我现今落居的双牌,而早些年,却还是我故乡所在的道县所辖,很有些偏远。而今,一条新修的公路正好穿村而过,便捷了许多。清明回老家祭祖,便选择携家人顺道再去坦田看看岁圆楼。
坦田立村已有千年历史。宋真宗年间,一个叫何守琮的人,官至大理寺评事,告老还乡时来到坦田定居。到明朝建文己卯年,其十三世孙何宗器中举,官至都察院监察御史。为光宗耀祖,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何宗器主持编修一部《坦溪世家何氏族谱》,才让数百年之后的我们得以知晓这个家族当年的故事。
坦田村的兴旺,始于清道光十六年(1836),是何守琮二十四世孙何贤寿始建岁圆楼。何贤寿自幼父丧,由寡母养大,忠厚诚信,聪敏勤奋,靠做棉花生意赚得盆满钵满。此后广置田园,筹划修栋宇、建家塾,岁圆楼便是其杰作。据说,岁圆楼的打造,前后历时二十余载,其间专门供养一批木匠和石匠做工。到如今还流传着“养死木工,累死石匠”之说,足见工程之大,耗时之久,镌刻之精。
除了开村的守琮公和主持修谱的宗器公,坦田村往后借由入武和科举入仕,还出了不少官阶不等的文武官员和名士。所以,坦田何氏家族曾是官宦之家,声望显赫四邻。岁圆楼横空出世,则是何氏后人发财之后,成了名动一方的乡绅,同样盛名众仰。于是,这里曾是望族大家,姹紫嫣红花开遍;这里曾经宾朋满座,雅客云集;这里曾经也是深宅大院,很有几分威武。
按《何氏族谱》载,坦水“挠之无波,澄碧似镜,涓涓不枯,亦复不泛”“坦水备矣,因以水平得名……盈虚若一,流行不息也”。
尽管久历千年,用今天眼光审视,坦田岁圆楼的“规划”仍然堪称颇具匠心。村庄和房舍排水设施尤为科学,雨季水不漫,旱季水不干,干湿总相宜。四周有院墙,房前有宽敞青石坪,院落对面有华丽照壁,壁上有“八仙过海”“姜太公钓鱼”“何仙姑得道升天”“女娲补天”等神话传说与历史传说故事彩绘。还分门别类建有迎宾楼、藏书房、戏院、花园、祠堂、油坊等配套建筑,功能齐全。
庭院里每根立柱之下,各有一六面形石柱础,都雕有精美图案。龙牛羊马鹿、花鸟鱼竹松,全都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大门门框均为整块条石砌成,门前设置方形四柱门亭,门亭上镂空雕成龙头、麒麟等护院瑞兽,门柱上刻有“马山萃秀;坦水流祥”和“廉泉让水;义路礼门”两副对联,不仅书法堪言别具一格,蕴含的意思既囊括坦田自然地理风貌,还凸显了岁圆楼主人崇尚礼义廉耻的道德思想。
说到门柱上的对联,到访坦田的何绍基文化研究会几位专家考证,对联当是何绍基父亲、官至清代工部吏部与户部尚书要职的何凌汉的墨迹无疑。据何贤寿后人何首元老人介绍,何贤寿祖父辈何起达,嘉庆癸亥年(1803)授岁进士。与次年高中探花的何凌汉,既同为道州乡党,还结为“同庚”。两家有同姓世家之谊。
基于此,何起达后人新婚志庆,何绍基便亲笔题写一副对联诗相赠。诗联曰:“不是畏寒疑不放,要留春色占江南;休怪题诗难下笔,枝头鸟语话红妆。”主人得到题诗如获至宝,将其镶嵌在做工极精致的红木婚床两厢雕花板上。至今,那张保存完好的红木床,还令去往参观的人看后惊叹不已。游客一旦问起何绍基墨宝,主人则以各种托词搪塞,绝不愿意示人。我费尽周折,也只是看了看两张照片。
岁圆楼各种构件雕刻,汇集阴刻、浮雕、圆雕、镂空雕等技法,无不蕴含吉祥寓意。譬如“马上封侯”“麻姑献寿”“喜上眉梢”“松鹤延年”“福禄寿喜”“福寿齐眉”“鱼跃龙门”“长命富贵”“福荫螽斯”等,堪称儒家、佛教、道教乃至民俗文化的融会,展示这一宗族千百年聚族而居的历史状貌,折射出他们的思维、理念和人文精神。这偌大一座庄园斗拱飞檐的气势,彰显当年主人不凡的梦想,从不同侧面映衬农耕社会一代代朴实农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后世子孙人丁兴旺、发财富贵、科举入仕、幸福平安的虔诚期盼。
然而,就像《桃花扇》里那段唱词,“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与大多传统古村落一样,岁圆楼当年的韶华逝去,荣光不复,先人的美好愿望大多成了过眼云烟,残留至今的,依然是一地颓迹。虽见从遗弃在颓垣断壁下一只旧石缸底部,顽强地冒出一两丛麦冬,照样青青油油,张扬着生命的色彩与芬芳,但终归不能掩饰岁月斑驳。犹如在这清明节期,平时外出到广东务工等千百里之外的游子,纷纷归乡祭祖,村巷中不时有色彩靓丽的身影穿梭其间,幽静的古村变得热闹起来,但仍然无法打破岁圆楼的孤寂。就连在后园里所见那棵梨树,开着满树雪白梨花,让我也是想起苏东坡的《东栏梨花》:“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每一株古树,一圈圈年轮中,都铭记着经年故事;每一堵残垣,一道道墙缝里,都塞进了岁月记忆。如王国维《人间词话》所云,“一切景语皆情语”。
历史的沧桑,凝重了回望者的情思,不免让人觉得心有戚戚。
坦田那一摞早已发黄的《何氏族谱》,载录有《百字劝》《百字戒》和《家训十条》,以及从这个村走出去、被认可足以彰显家族荣耀的成功者留下一沓厚厚的重修谱序。这无疑是一部颇能润泽后世、极具传承价值的谱书。《家训十条》曰:“循天理、正人伦、奉祠堂、尽丧礼、谨婚姻、慎起造、节饮食、省衣服、悯仆婢、惜六畜。”说到“慎起造”时,有“过华则伤财,太陋则失礼”之类告诫。
可发家之后的何贤寿荣归故里,选择大兴土木兴建岁圆楼。他最初筹划建九栋一百九十八间房屋,后因种种原因,实际只建了“六如第”和“二润庄”两栋,以及一栋专用于接待达官贵友的迎宾楼——“福清馆”。随后,其长子何昌仁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举,就职天津府,接续出资饰修岁圆楼并增建两侧横屋、藏书房,支持父亲实现梦想。可没多久,何昌仁病逝,令贤寿公气病交加,大伤元气。不得已将工程交其四子何昌智接手,再建成一栋“泗玉腾飞”。至此,贤寿公勾勒的蓝图尽管仍没完全实现,但经两代人接力打造,一个庄园的雏形已经形成。
岁圆楼矗立于祖宗选定的风水宝地,确实给这个家族带来无尽荣光。据说,主人当年给自己宅第取名“二润庄”,是取意“富润屋,德润身”。主人既非官人也非文人雅士,富甲一方后尚有如此境界,实属难得。
但他取名“六如第”又是为何?我似乎找不到确切答案。
此前,尽管曾与友人一起揣摩过一百多年前岁圆楼主人的心思,友人纷纷拿出宋代苏东坡为侍妾建“六如亭”和明代唐寅自号“六如居士”的例子,推断这“六如第”之名,无外乎也是借佛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以“梦、幻、泡、影、露、电”六者,形容一切现象全无真实,取世事空幻无常之意。对此,我还是不以为然。
苏东坡贬居惠州,政治失意,生活孤独,身边只一个叫王朝云的女子,甘为侍妾不舍不弃陪伴他。女子病逝,东坡先生在她墓前修亭,命名“六如亭”,是自己颓废至极的心境表达。晚年的唐伯虎,亦是精神极度空虚,不仅“皈心佛乘,自号‘六如’”,甚至还将自己屋舍改称为庵,便是如佛语所说的境由心造吧。而“六如第”的主人,驰骋商场顺风顺水,彼时完全是“刚刚好”的状态。他赚大钱后返乡构筑他的庄园之梦,正壮志满怀呢!
可是,经岁月涤荡之后,当年的“六如第”里,如今还有什么?前庭后院,前堂后室,左右厢房,庭院深深。尤其那一幅幅保存较好的门窗雕花,花鸟虫鱼,玉壶樽盏,方桌几案……门楼天井厅堂少有变化,建筑的格局虽在,屋内陈设,则因新主人喜好而不同。“飞檐画栋,无不冀望传百世;锦衣玉食,何曾遗福享子孙?”如此盛宅,自然是一代代轮换着主事当家的人,有道是人非物亦非。
女作家斯渡,去坦田采风后写有散文《行走坦田》。我曾给她这篇美文写过短评,文章里几句很有哲理的话,便一直记得:“岁月会在巷中穿过的老牛身上留下一层苍老的绒色,而在田野的身上呢?时光奈不何一方田野,也奈何不了一方青石”“这耗资巨大的岁圆楼,留给我们的只剩一个建筑标本”。
是啊,岁月之书一页页翻过,岁圆楼终究没能逃脱与家道中落相伴走向衰败的宿命。穷时不曾堕志,得富岂可张扬?难道真的应了“官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吗?或许是吧。而我,还是想到了谱书里“慎起造”那句家训。
族谱还收录了一篇每段四句共二十三段的《为人益鉴》劝诫歌。最后一段“为人切莫吹洋烟,吹得洋烟事不专;若是吹烟终不改,吹来吹去不长贤”,当然是规劝族人不吸大烟。而在岁圆楼南侧池塘边上,却有一栋略有些神秘、风格稍显不同的房子,修建于鸦片战争之后的咸丰年间,却是当年的“烟馆”——专门贩卖和供人吸食鸦片的地方。紧挨着烟馆二十多米,又是一座被叫作“状元楼”的四合院,是过去村里的学堂。这个村的村史,并不曾有出过状元的记载,学堂却被命名“状元楼”,修建学堂的先人的初衷,当然是对后辈寄予了深切的厚望。可又有后人竟让这堪言十足罪恶之地的“烟馆”,与孩子们读书的学堂为邻,不免让人厌恶。
从村中一穿而过的一条石板路,由北而来,往南延伸,直达远方的海岸,被叫作湘桂潇贺古道。它既是当年秦始皇南征百越的“兵道”,也是中原文明向南递进、湖湘文化向外传播的“官道”,还是南北方茶盐互换的“商道”,事实上,也让坚船利炮护送下跨洋过海强行而入的鸦片顺道而至。
过往历史,如同两条火车铁轨,一条是庙堂历史,一条是江湖或乡野历史。每次去往岁圆楼参观,移步走近昔日烟馆与状元楼两处建筑时,思绪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瞬间穿越到一百多年前某个时日。我脑海里闪现的,是三三两两的商贾和乡民,慵懒地躺在雕花床榻上,吞云吐雾,眼色迷离,陶醉在天国的梦幻里;耳边响起的,却是孩童们抑扬顿挫诵读四书五经稚嫩的声音。美好与丑陋,抑或邪恶,就这般混搭着。诗书的芬芳与烟馆飘荡的腻污气味掺杂在一块,顺着潇贺古道蔓延开去……
想起有次陪两位省城来的作家朋友去岁圆楼参观,其中一位突然问我一个问题。说据他所知,何绍基与曾国藩、林则徐,三人是十分要好的朋友。林则徐矢志禁烟,而与他朋友何绍基父子都交好的家族,竟然也有自己专门的烟馆,如若当年林大人有知,不知会有何种感慨。文友意味深长的发问,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作答。
所幸的是,今次游览,看到昔日烟馆,已辟为禁毒教育基地。馆内悬挂着一溜的宣传资料,参观登记册上密密麻麻地留有到访游客和一些中小学校组织师生来此参观所写的留言。我想,这才是正道,是对在族谱里定下族规的先人最好的交代。
那些经历无数代人、在长久的创业奋斗中总结出来的经世致用的族规也好,家训也罢,不能仅仅是刻写和尘封在厚厚的族谱里。唯有子孙后代矢志不渝地用行动去践行和传承那些立下的规矩,才有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离开坦田,归途之中,岁圆楼的话题仍意犹未尽。言谈间,我不时扭头看看后座上的两个孩子,他们只是傻傻地回我一笑。
沙背甸情思
沙背甸,是潇水岸边一个古村落。
她因何而得此名?我既没查到史志档案确切记载,也找不到村里族谱以作旁证,甚至试图从村中长者口述里去寻些合乎逻辑的答案,也都似是而非。从村名字意上解读和从地形地理特征推测,大致应该是潇水河在这里出现一个大曲弯,受离心力作用,河水形成环流,导致河床凹岸侵蚀,泥沙却在凸岸大量堆积所致。譬如我的故乡一个村叫“洲背”,所取也应该是这同一个意思。
沙背甸所在的原平福头乡,1986年前属原零陵县所辖,是当时较偏僻且又偏小的一个乡治。这里外出通往古零陵城的路,就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几十里地远。人和货物进进出出,乘船走水路更方便些。方便客货上下船的渡口码头,不知什么时候也就出现了。具体时间不详,但这码头很有些历史也自然无疑,肯定算得上是个古码头。因为与码头自成一体的,是条历史有些久远的古巷。
由于时代变迁,渡口码头原本的功能消失,以及古巷居民后裔一代代繁衍壮大、开枝散叶、立户迁居等原因,虽然古巷典型的明清古民居墙头上飞檐翘角还在,临街房子用作商铺的痕迹还在,高过半人的柜台,让人耳边犹又响起阵阵吆喝叫卖声,遥想起当年这里曾经的芳华与繁荣;填满暗影的小巷里,片片阳光洒在布满沧桑的屋脊,单纯、质朴、恬淡的情调尚在,悠悠巷子里几户人家的老人,还不舍不弃地厮守着老屋的寂寥;巷子尽头一座古牌坊,历经岁月洗礼,风雨剥蚀,墙体斑驳,歪歪斜斜,依旧显露昔日精致气派的风骨,但古巷的衰落却无法挽转。
牌坊右侧那株古樟树,围径达十三米,虬龙般的枝丫附着共生一股股缠绕的藤蔓,树皮上长满了细绿的青苔,诉说着这株树的古老。树龄据说在四百年以上。岁月长久的事物,往往一不小心就将自己活成了大事记,而那些经年的细节,则被风霜雨雪涤荡得模模糊糊,庶无痕迹。
如巨伞一般的树冠之下立着一座碑,明显是近年用水泥浇制,但碑体里又镶嵌着半截刻了字的青石古碑,碑文模糊,却依稀辨识得出一些来。其中的“清道光己亥年”字样告知我,它记述的是距今一百八十多年前这个渡口码头的故事。
我想起从这顺流而下八百里之遥的长沙城,湘江岸边的一个颇有名气的古渡“朱张渡”来了。南宋乾道三年(1167),理学大师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来潭州(今长沙)造访张栻。朱熹在长沙逗留两个月,著名的“朱张会讲”由此展开。朱张针对理学中诸如“中和”“太极”等问题,分别在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轮流开展讨论。两个书院仅一江之隔,朱张二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两岸,“朱张渡”由此得名并声名远播。
当时,长沙已是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官贵人、文人墨客等社会名流活动的轨迹,都会有详细记载和存留。朱张那次意义深远的学术交流,朱熹自己亦作诗记叙:“偶泛长沙渚,振衣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
朱张渡湘江东、西两岸,各立有一石牌坊,分别刻有朱张二人相约命名的“文津”“道岸”字样。后来,太守刘珙还在岸边建船斋,学政汤甫清嘉庆十七年(1812)亦捐建朱张渡亭于水陆洲(今橘子洲),岳麓书院山长袁名曜作记。古朱张渡此后一直是岳麓书院学子往返湘江两岸的主要渡口。
而沙背甸地处偏远,达官显贵和文人骚客到达的机会太少,来了也多半会是行色匆匆,留痕太少,甚至没有。我读不出巷口那座牌坊匾框内是谁题刻了什么样的牌名,或许根本就没题刻什么。所以,这渡口虽亦古老,却自然是无法跟朱张渡去比名气的。
但我又想,朱熹、张栻,崇理学鼻祖周敦颐濂溪先生为师,周敦颐故乡和其少年求学悟道的月岩都在道州,有“怀古壮士志”的朱熹、张栻及其弟子,是否去过道州拜谒“怀古”?
朱熹看来是没去成的。他学生蔡元定因他而遭贬谪,发配道州监管,朱熹为蔡元定饯行时哽咽着说:“你去道州,也算是一个好的归宿。我一生中数度订正、注解、研究《通书》,却无缘到先生故乡看看。你到道州之后,定要记得去到濂溪书院,看看那里的祠堂是否安好,神龛上的尘埃是否有人拂拭,代为师添香祭拜。”蔡元定最终帮老师了却了心愿。
张栻呢?其父张浚从宰相之位遭贬,1150年、1156年两次贬居永州,直到1161年才随父“返长沙,寓居城南”,父子俩一道创办城南书院,他与永州是有不解之缘的。他如有拜谒“怀古”,潇水河水路上的沙背甸古渡口,当然也就是他们必经之地了。那么,他们在渡口停顿歇息时,登临过这条古巷吗?
还有,在淡岩避秦、兴游承平洞写下“贞实来游”的周贞实,贬为道州司马、写下过《欸乃曲》的唐诗人元结,在云台山枫王庙避居的王夫之,以及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从家乡道州外出求学、为官……他们同样都是经过这里的。至于乡民外出或归家、生意人的商货舟楫等等,更是无以累计。所以,这里原本不是不够热闹熙攘,也非不曾来过名人,而只是没人将他们之行踪或诗语,铭刻石头之上传留下来而已。
吴大澂留在浯溪的《峿台铭》有句:“大贤已往,民有去思,思其居处,思其文辞……”穿行于古村落巷道中,徜徉在飞檐翘角的光影下,透过清晰或模糊的留痕,怀想那些飘逝已远的梦影,是可以品味和感怀其中能醒脑安神的人文精神的;抹开尘封,也不定会偶得我们长久寻觅的通关“密码”。想到这,我顿然有悟:那半截残碑上都还记载着一些什么呢?
我叫上擅长拓碑的友人去将模糊不清的碑文拓回来辨认。原来,古石碑记述的是清道光年间百姓修缮渡口的出资情况。沙背甸村人清一色都为黄姓,尽管这石碑只残留半截,但碑上镌刻的,除大部分为黄姓人名外,也不乏其他姓氏人名夹杂其中,此外,还列有“福星堂”“荣发号”等商号名,且这些商号和异姓人名之后所列捐资数目,几乎都略高于黄姓人出资数额。我猜想,这些异姓捐资人,或许都是常在码头营生的他乡人吧。
透过半截石碑铭刻的文字,我脑海里分明浮现昔日“福星堂”和“荣发号”里店小二穿梭奔忙的身影。当然,透过这石碑,我更感受到先民们热衷公益的美德和造福乡梓的淳朴民风。如前述,长沙“朱张渡”在略比这早九年的清道光十一年(1831),同样也有杨振声先生等人捐出银两,以其衍生的利息,用作渡口每年维修费用。一南一北两个渡口在一起类比,竟惊人相似。
沙背甸渡口名不见经传,但也绝非一个野渡。
离古渡口不远处已筑起一座发电站拦河大坝,古码头一块块留有印痕的青石板全都沉入河底,把青石板上写下的如烟往事也带到河床深处淹没了,但我仍然相信,悠悠岁月,这个古老渡口,一定是有很多很多故事的。
逝水流年,我触摸岁月留下的痕迹,品读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些许故事,试图将那些难解的疑惑,或与这株跟渡口几乎同龄的老樟树独语,或与经年流淌拍岸的浪花对话:曾记否?可是,它们都没给我回音。
上周末,县政协文史书画研究院的建辉君邀我再去沙背甸,说是几位沙背甸外出去往广东、浙江和天津发展,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贤达人士,有意回乡牵头重修黄氏宗祠,从宗祠文化入手助力乡村振兴,并捐资三十万元设立教育奖励扶助基金。我欣然前往,见识了几位新乡贤,得见村文化广场正在扩建之中。
再次行走在连接潇水河码头的古巷,徜徉于飞檐翘角的光影下,我分明看到有无数着长衫的身影穿行在眼前。他们或是走向码头乘船远行,不时扭头回望一眼,与送行的亲人挥手作别;或是从码头登岸归来,伫立古樟树下任轻风拂过面颊,倾听浪花拍打河岸“哗啦哗啦”的声音,一如听到亲人深情的呼唤。
(原载《芒种》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