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春秋经传集解》辨名与撰著年代新证

《集解》的命名和杜预撰著《集解》的年代问题，异说纷呈，有的甚至针锋相对。笔者发现，由于学者时代的限制及对正史的笃信，都不同程度地导致了结论的偏差。鉴于此，重新考释这些问题很有必要。笔者不揣仄陋，试述如下。

一 “集解”辨名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何以“集解”命名？是汇集前人的善解，还是集合经传作解？古今学人分为两派，该问题聚讼千年未决。对此，笔者先梳理前贤的意见，再尝试提出自己的浅见。

其一，陆德明、孔颖达等主张《集解》乃集合经传作解，不同于何晏《论语集解》集合诸家之注。陆德明《春秋左氏音义》：“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卷，杜氏合而释之，故曰‘经传集解’。”[77]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亦曰：“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是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78]近人亦有赞同陆、孔二氏之说者。黄侃《文选评点·春秋左传序》云：“此《集解》与《论语集解》《穀梁集解》皆不同”[79]，黄氏虽未直言《集解》是集合经传作解，但指出与何、范二注不同，其意已显明。今人程元敏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疏证》，申陆、孔之说云：“杜公始析分各年之经，使按年分附于各传之上；比近经与传，令岁月、事情、义理两两相属，名《经传集解》。”[80]

其二，清儒多驳斥《左传正义》之说，以为杜预实集诸家之义而没其名，有攘善之嫌。钱大昕曰：“元凯名其书曰《集解》，盖取何平叔《论语》之例。顾平叔于孔、包、马、郑诸解，各标其姓名，而元凯于前贤义训，隐而不言，则又近于伯尊之攘善矣！”[81]俞正燮《癸巳类稿·春秋左传书式考》也说：“杜谓集古刘、贾、许、颍之不违者，以其解随经年传年先后相附，先见传者，则经不注，先见经者，则传不注，故名《经传集解》，不名《集经传解》也。”[82]皮锡瑞《经学历史》：“杜预《左传集解》多据前人说解，而没其名，后人疑其杜撰。”[83]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是从不同角度来发掘“集解”的涵义。陆德明、孔颖达主要着眼于《集解》对经传关系的构建。与以往经传分离的形式不同，杜预把经传集合作解，改变了《左传》《春秋》各自单行的状态，提高了《左传》的解经地位。而清儒精于小学，他们关心的主要是《集解》的注释。由于不满杜预的注解，他们把汉儒贾逵、服虔《左传》注做了辑佚整理，通过比对，发现杜注和现存的贾、服大多相同、相近。清人认为《集解》实集汉魏诸家之善注，然而皆没其名，杜预有攘善之过。我们认为，要弄清杜氏《集解》的名义，首先要考察“集解”的注释体例。

集解之体当起于汉末。东汉后期由于今古文的斗争融合，学者们开始突破家法的束缚，出现汇集诸家之说的“集解”。所谓集解，就是集合各家之言，据己意加以选择取舍来解经。当然，这种解经方式也不全在选择诸家说，如果注者以为前人之注未善，再按己说。汉末郑玄《毛诗笺》和三《礼》注已经初具集解的特点。杨天宇说：“郑注《周礼》，除杂糅今古文著作以释经，还兼存郑司农（郑众）、杜子春、郑少赣（郑众之父郑兴）三位古文大师。郑《注》于此三家，或从或违，或增成其义。”[84]郑玄对三家《周礼》注有所抉择，已有了集解的意味。但郑玄并不以“集解”命名，显然，他作注目的是融会百家之善以成一家之学。较早尝试“集解”这种注释方法的，还有应劭的《汉书集解》。今日得见完整的集解体注释，有曹魏何晏编撰的《论语集解》。稍后，有东晋范宁《春秋穀梁集解》、刘宋裴骃《史记集解》等。《隋志》著录南北朝其他集解注释：1.经部：《集解尚书》十一卷，李颙注；《毛诗集解叙义》一卷，顾欢等撰；《集解丧服经传》二卷，齐东平太守田僧绍解；刘寔等《集解春秋序》一卷；《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一卷，刘炫注；《春秋公羊传集解》十四卷，孔衍撰；《集解孝经》一卷，谢万集；《集解论语》十卷，何晏集；《集解论语》十卷，晋廷尉孙绰解；《集解论语》十卷，晋兖州别驾江熙解；2.史部：《史记集解》八十卷，裴骃撰；《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班固撰，太山太守应劭集解；《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应劭撰；《汉书集解》一卷，姚察撰。可见，集解体在汉末产生后，主要施用在经史领域。

我们以为，《集解》为体重在集善，是注者通过选择前人或时人的注释来体现自己的学术观点和主张，并不以个人的创见为主。今观何晏、范宁、裴骃诸书之序可知。《论语集解叙》：“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85]何晏《集解》重在选择前世诸家善注，有少许不安者，才下己意。又《史记集解序》：“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粗有所发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豫是有益，悉皆抄内。删其游辞，取其要实，或义在可疑，则数家兼列……时见微意，有所裨补。譬嘒星之继朝阳，飞尘之集华岳。以徐为本，号曰《集解》。”[86]裴骃明言，《史记集解》是以徐广《史记音义》为底本，博采众家，时下己意。裴氏认为，自己的心得与前贤的贡献，“譬嘒星之继朝阳，飞尘之集华岳”，是比较微渺的。裴骃此言十分谦逊，但从另一角度看，它反映出“集解”体汇集善解的本质。与何晏、裴骃稍有不同，范氏所集主要是“二三学士及诸子”的数家师友之注。相同的是，仍为集合诸家善解。《春秋穀梁传集解序》：“于是乃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乃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业未及终，严霜夏坠，从弟凋落，二子泯没，天实丧予，何痛如之。今撰诸子之言，各记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传集解》。”[87]

今试以何、裴二注来说明“集解”体。《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集解》：“马曰：‘子者，男子之通称。谓孔子也。’王曰：‘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怿。’”这里，马指马融，王指王肃。何晏标出姓氏，以相区别。而《集解》中未明姓氏者，均为何晏之自注。如《学而》：“有子曰”三字，《集解》：“孔子弟子，有若。”根据王亦旻的统计，《论语集解》共收两汉三国注家八人共1105条注释，何晏的自注只有149条，约占总数的13.5%。[88]《史记集解》的情况与《论语集解》类似。笔者统计，《五帝本纪》中《集解》出注170条，而裴骃加按语也只有14条。可是，裴氏标注姓名者却有徐广、谯周、皇甫谧、班固、王肃、郑玄、服虔、张晏、应劭、韦昭、晋灼、臣瓒、孔安国、马融、刘熙、刘向、贾逵、杜预、左思，共19家。由此可见，“集解”确为集善之体，其旨不在出新。

后人又多以韦昭《国语解》为集解体，恐是误解。魏晋人著书讲究体例，韦昭题名“解”而非“集解”，察其本意或不在汇集诸家之善。《国语解叙》：“昭以末学，浅暗寡闻，阶数君之成训，思事义之是非，愚心颇有所觉。今诸家并行，是非相贸，虽聪明疏达识机之士，知所去就；然浅闻初学，犹或未能祛过。切不自料，复为之解。因贾君之精实，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觉，增润补缀。”[89]可见，韦昭作解的目的是针对“今诸家并行，是非相贸”的情况，在前人基础上“增润补缀”，提出自己的看法。所以尽管是“因贾君之精实，采虞、唐之信善”，但在注中皆是取其成而不显其名。而标明为贾逵、虞翻、唐固三人之注者，韦昭在后皆有补充商兑，今试举一例。《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注：“贾侍中云：‘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后，为王卿士。’昭谓：虢叔之后，西虢也。及宣王都镐，在畿内也。”这里，韦昭对贾逵的解释进行了补充。仅以《周语上》为例，韦昭作注405条，而署有贾逵、虞翻、唐固之名者不过5条。显见，《国语解》的创作的初衷不在于汇集各家善解了。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成书，比韦昭《国语解》稍晚。而其创作宗旨亦不在汇集先儒之注。杜预精研《左传》，有“传癖”之称，又作《春秋释例》，发明甚多，意在成一家之学。故对先儒之作，颇多批评：“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穀梁》，适足自乱。”而着重突出自己的治经方法：“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90]杜预注最大特点就是以《左传》解《春秋》经，进而确立《左传》是《春秋》最善之传的合法地位，因此，把《春秋》《左传》集合起来作解就非常必要。而《左传》本与《春秋》分行，服虔仅注《左传》。《南齐书·陆澄传》：“《左氏》太元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由服《传》无《经》，虽在注中，而《传》又有无《经》者故也。”[91]可见，“集解”之义正在于“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92]。

《春秋经传集解序》曰：“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93]有学者据此认为，《经传集解》实则集合刘歆、贾逵、许惠卿、颍容四儒之注，杜预没其名而据为己有。杜氏是否攘善，关键在于考察其标举四家的动机。事实上，杜氏列举四儒之注是为比较其异同之说，以方便学者。而体现出四家注异同的，不是《集解》，而是《春秋释例》。正如杜预说：“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94]今观《春秋释例》，四家之注宛然可见。《春秋释例·迁降例》曰：“邢迁于夷仪，则以自迁为文。宋人迁宿，齐人迁阳，则以宋齐为文。各从此所迁之实。记注之常辞，亦非例也。刘、贾依二《传》，以为鄣、纪之遗邑。计纪侯去国至此二十七年，纪侯犹不堪齐而去，则邑不得独存。此盖附庸小国，若邿鄟者也。须句子，鲁之私属，若颛臾之比，鲁谓之社稷之臣，故来奔及反，不书于《经》，贾氏云：‘但因成风来，不见公’，亦未安。”[95]在此，杜预列举出刘歆、贾逵遗说，并有所驳正。故四家之说，详于《春秋释例》。

杜预《集解》主旨不在集前人之善注，然其多沿袭贾、服注而不显其名，这一做法仍与韦昭有差别。因此，清人多批评杜预而不及韦昭。再从杜预的性格来看，其常说：“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96]他曾立碑于岘山之巅，沉碑于深渊，以使后世不忘己功，足见其好名之心。那么，《集解》对前贤之名一概略去不提，恐怕也与杜氏好名的性格相关。

综上，我们认为，应从陆德明、孔颖达之说，《集解》实为集合经传作解。

二 撰著年代新证

在《〈春秋经传集解〉后序》中，杜预说明了此书完成的时间：“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97]据这段文字可知：其一，“申抒旧意”表明杜预平吴之后的工作并非草创，始撰《春秋经传集解》的时间可能相对较早。其二，太康元年（280）三月杜氏回到襄阳着手编撰两书，到汲冢古书出土时，两书基本完稿。尽管汲冢古书出土时间尚有争议，但至迟不会晚于太康二年[98]（281）。那么，杜氏用两年左右时间完成两部共四十五卷的著作，是难以想象的。《后序》是杜预研读汲冢古书后所撰，其提到的时间是：“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岁。”[99]那么，《后序》作于太康三年（282），则《春秋经传集解》最后定稿亦不得晚于此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春秋释例》云：“而用心周密，后人无以复加。”[100]显然，用至多三年的时间草创完成两部精密的著作无疑是极为困难的，我们认为其撰著应是个较长的过程。

然而，清人认为杜预注释《左传》在平吴之后，对其撰著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丁晏在《左传杜解集正》中说：“《集解》之成，在太康平吴之后，心志既侈，论说多乖，左氏之学日晦，由杜氏失之也。”[101]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序》亦云：“何至师心自用若此！岂平吴之后，位望既显，心迹较粗，又一时诸儒，学浅位下，不复能驳难故耶？”[102]笔者以为丁晏、洪亮吉的评论有意气的成分，有失公允。而丁氏、洪氏产生这种认识很可能是受了唐修《晋书》的误导。《晋书·杜预传》曰：“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既立功之后”明确地交代出杜预作《左传》注始自太康元年平吴之役后。然而，沈玉成、刘宁研究后指出《晋书》本传的记载“易于使人误会杜预在平吴以后到临死前四年之内完成了四部著作”[103]，也许清人的这种误会正是由于轻信了唐修《晋书》。

通过比对，我们发现唐修《晋书》与晋人的记载并不一致。王隐《晋书》只说杜预直到年老才完成《春秋经传集解》，何时始撰王氏未言。《三国志·杜恕传》裴松之注曰：“王隐《晋书》称预智谋渊博，明于理乱，常称‘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几也’。大观群典，谓《公羊》《穀梁》诡辨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乃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104]鉴于晋人、唐人在记载上的分歧，赵伯雄《春秋学史》采用了较为折中的解决办法。他首先表明“杜预的著述，恐怕不自平吴始”[105]，接下去又云“他的著述，既然说是‘申抒旧意’，则恐怕早就有所准备，早就积累了一些资料或者心得。正是因为这样，故而晚年成书较易”[106]。赵氏未确定杜预平吴前就已经开始注释《左传》的事实，而把此间的工作归结为积累材料和心得，但这个推测是审慎的。笔者以为从现存的外部材料已很难考证杜预撰著《春秋经传集解》的具体时间，只有寻找到有力的内证才能有所突破。

杜预对春秋古地名的注释颇为后人赞赏，他以“今地释古地”的方法使魏晋人能获知春秋古事发生的具体地点，也为我们探究《左传》注的撰著时间提供了线索。事实上，早在四库馆臣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编撰者已经根据《春秋释例·土地名》对唐修《晋书》的记载提出了质疑。《提要》著录《春秋释例》曰：“《晋书》称预自平吴后，从容无事，乃著《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今考《土地名》篇，称‘孙氏僭号于吴，故江表所记特略’，则其属稿实在平吴之前，故所列多两汉、三国之郡县，与晋时不尽合。”[107]李致忠就此进一步阐明：“四库馆臣这段考证推理似是可信的。如果确实可信，则《春秋经传集解》的草撰工作，可能早在杜预挂帅平吴前就已开始。”[108]笔者认同四库馆臣和李氏的结论，以为杜预开始注释《左传》的时间不仅可上推至平吴之前，而且可以证明至晚在咸宁二年（276），杜氏就已展开了注释工作。在笔者展开考证之前，先说明所用的材料。

三国之时，割据混战，土地经常易主，故地名的变更也远较两汉时频繁。沈约（441—513）所撰《宋书·州郡志》对两汉魏晋以来的地名沿革多有考究，是我们研究魏晋地名的宝贵资料。沈氏在《州郡志一》里说：“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今以班固、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户，王隐《地道》，晋世《起居》，《永初郡国》，何、徐《州郡》及地理杂书，互相考覆。且《三国》无志，事出帝纪，虽立郡时见，而置县不书。今唯以《续汉郡国》校《太康地志》，参伍异同，用相征验。自汉至宋，郡县无移改者，则注云‘汉旧’，其有回徙，随源甄别。若唯云‘某无’者，则此前皆有。”[109]沈氏之去杜预二百余年，所见的《太康地志》、王隐《地道记》、晋世《起居注》远胜今人辑本，而其“参伍异同，用相征验”的方法亦较严谨，今引以为据，应当可以信赖。唐人所修《晋书·地理志》虽时有讹误，但毕竟去古未远，亦引为佐证。此外，郦道元（？—527）注《水经》略晚于沈约撰著《宋书》，然其人精于地学，故郦氏所用材料也在本书参考之列。现以二《志》所示之魏晋郡县废置时间为基础，再参验杜预注中的郡县名，以推定杜预作注的大致时间。

（一）杜预地名注文不晚于咸宁三年（277）所作例

《宋书·州郡志一》：“东莞太守，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分琅邪立。咸宁三年（277），复以合琅邪，太康十年（289）复立。”[110]可见，东莞郡在咸宁三年被并入琅邪郡后，至太康十年才恢复郡名，在此期间当不复有东莞郡。《晋书·地理志下》：“东莞郡太康中置。统县八，户一万。”又曰：“太康十年，以青州城阳郡之莒、姑幕、诸、东武四县属东莞。”[111]《晋书》言太康年中设东莞郡，且于太康十年分城阳郡四县属东莞郡，则与《宋书》记载太康十年复立东莞郡的事实相合。《左传》注中凡言东莞郡者五条。《左传》隐公元年注：“纪国，在东莞剧县。”《左传》庄公元年注：“并在东莞临朐县东南。”《左传》庄公九年注：“堂阜，齐地。东莞蒙阴县西北有夷吾亭。”《左传》襄公十八年注：“潍水在东莞东北，至北海都昌县入海。沂水出东莞盖县，至下邳入泗。”《左传》哀公十七年注：“蒙在东莞蒙阴县西，故蒙阴城也。”依据《宋书·州郡志》，在咸宁三年后至太康十年间，不复有东莞郡名。而杜预卒于太康五年，当太康十年东莞郡复立时，杜预不得知矣。则杜预撰上述五条注释时，应在咸宁三年前。又，《左传》隐公元年注：“纪国，在东莞剧县。”《宋书·州郡志二》：“剧令，二汉属北海，《晋太康地志》属琅邪。”[112]今按《晋太康地志》又名《晋太康三年地志》，盖其以晋太康三年的地名为准。沈约依《太康地志》属剧县于琅邪郡下，与太康十年前东莞并于琅邪的史实相合。而杜预言剧县在东莞郡下，又与咸宁三年前设有东莞郡一致。

（二）杜预地名注文不晚于咸宁二年（276）所作例

《宋书·州郡志一》：“南濮阳太守，本东郡，属兖州。晋武帝咸宁二年，以封子允，以东不可为国名，东郡有濮阳县，故曰濮阳国。濮阳，汉旧名也，允改封淮南，还曰东郡。赵王伦篡位，废太孙臧为濮阳王，王寻废，郡名遂不改。”[113]由《宋书》可知，濮阳郡的设立几经反复，起初因晋武帝封司马允而改东郡为濮阳国，后司马允改封淮南，又恢复原名东郡。当晋惠帝之时，赵王伦篡位又重设濮阳国，其后遂沿用不改。查《晋书·地理志》有濮阳国而无东郡，则与赵王伦后濮阳国不再变更之事相符。而赵王伦之事，在杜预卒后，可置而不论。据《宋书》所言，在司马允封于濮阳之后，改封淮南之前，应只有濮阳国名而无东郡。《晋书·武帝纪》：太康十年“改封南阳王柬为秦王，始平王玮为楚王，濮阳王允为淮南王，并假节之国，各统方州军事”[114]。司马允改封淮南在太康十年，而杜预卒于太康五年，则濮阳国改回东郡，杜预无法知晓。然杜预注中有东郡而无濮阳国，故而杜预为注时当在司马允始封濮阳之前，即咸宁二年前。今杜预注涉及东郡者三条。《左传》僖公十三年注：“鹹，卫地。东郡濮阳县东南有鹹城。”《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注：“帝丘，今东郡濮阳县，故帝颛顼之虚，故曰帝丘。”《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注：“豕韦，国名。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又《宋书·州郡志二》：“白马令，汉属东郡，《晋太康地志》属濮阳。”[115]杜氏言白马县在东郡，沈约据《太康地志》言在濮阳，可见杜氏所言与太康年间的行政区划不同。《水经注·瓠子河》引京相璠《春秋土地名》：“在今东郡濮阳县东南三十里，魏东都尉治。”[116]又：“京相璠曰：东郡廪丘县南三十里有故郕都故城。”[117]京相璠为晋司空裴秀门客，而裴秀卒于泰始七年（271），则京氏与杜预为同时人。其撰《春秋土地名》时，有东郡而无濮阳国，与杜预所见相合。

由于史料的匮乏，杜预始注《左传》的最初年代无法确定。但是，根据上述考证，至晚在晋武帝咸宁二年，杜预就开始了注释工作。那么，后人对于杜预撰著《春秋经传集解》态度的种种偏见，也应予以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