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杜预“分经合传”的编撰方式探源

刘师培《读左札记》云：“西汉之时，《左传》经与传分。及刘歆引传文解经，贾逵兼释经传，惟服虔仅解传文。杜预作《经传集解》，始合经与传，而古经之本亡。”[118]由此可见，杜预合经传作解与前人迥异。他把原本一体的《春秋》按《左传》分年拆散，置于每年传文之前，即所谓“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从而实现了形式上的“以传释经”。而这一做法，加强了经传间的联系，“使《左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阐释《春秋》的著作”[119]，意义十分重大。因此，汤用彤盛赞云：“魏晋经学之伟绩，首推王弼之《易》，杜预之《左传》。”[120]可是，这种“分经合传”的手法非杜预首创，而有其演进的学术理路。应该说，它的发展经历了“引传解经”、“以注附经”、“以经附传”三个阶段。以下笔者作一梳理。

一 引传解经

率先以传解经者为西汉元帝、成帝间的费直。费氏所传为古文《易》。《隋书·经籍志一》云：“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121]而费直治《易》的一大特点，是以《彖》《象》《系辞》解释经文。《汉书·费直传》云：“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122]《经典释文叙录》的记载与《儒林传》基本相同。吴承仕认为费氏《易》与四家《易》不同者有五，其一即“以《大传》说经而无章句”[123]。而其他诸家，或以章句解经，或以阴阳灾异说经。如高相“治《易》与费公同时，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124]。故而，费氏《易》不显于西汉。

但需注意的是，宋人认为，以传解经始于费氏，而羼传文入经文，亦自费氏始。欧阳修《崇文总目序》：“专以《彖》《象》《文言》等参解卦爻，凡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自费氏始。”[125]据此，欧阳修认为费氏始以《彖》《象》《文言》解卦爻，并将传文散入经文中。但仔细分析，欧阳修这个推论有逻辑上的缺陷。因为，以传解经与羼传入经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前者侧重于解经方法，后者侧重于经传文本。用解经方法来推论经传文本，逻辑上难以成立。而且，《汉志》《隋志》《经典释文叙录》皆未言费氏将传文杂入经文。即使刘向持古文《易》校四家《易》，也只说费氏《易》与古文《易》相同，亦不及经传连文的问题。对此，程元敏也指出：“《系辞》或总说全经，或言筮法，或概论《爻》《象》，不可一一割裂附经。”[126]因此，欧阳氏的推论缺乏文献上的依据。那么，费氏散传入经是后起的说法，显然是难以信据的。还应强调的是，在西汉时期，经文文本的神圣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费氏此时散传入经，是非常困难的。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古《周易》八卷”下云：“中书舍人清丰晁说之以道所录。《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系辞》五，《说卦》六，《序卦》七，《杂卦》八。其说曰：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自费氏始。”[127]按晁说之持论与欧阳修相同。而晁说之生年（1059）晚于欧阳修（1007），疑其说或本诸欧阳氏。

此外，西汉末年，刘歆引《左传》解《春秋》，其方法与费公解《易》相似。《汉书·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128]据此可知，刘歆引《左传》释《春秋》，旨在发明《左氏》义理，并不曾分传合经。

二 以注附经

事实上，实现经注连文的可能是马融。马融传费氏《易》，亦以传解经可知。《后汉书·儒林列传上》：“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129]马融为东汉古文经大师，但生活习性已颇似魏晋人。《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130]其中，“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足见马融为人通脱，已非两汉拘谨的经师可比。而这种性格反映在治经上，可能就较通脱大胆。

因此，马氏不仅引传解经，而且对经传文本作了变更。《毛诗正义·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正义曰：“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三传之文，不与经连。故石经书《公羊传》皆无经文，《艺文志》云：‘《毛诗经》二十九卷，《毛诗诂训传》三十卷’，是毛为诂训亦与经别也。及马融为《周礼》之注，乃云欲省学者两读，故具载本文。然则后汉以来始就经为注。”[131]在马融之前，诸家的传注都是与经文另本分行，这是基于对经文神圣地位的尊重。而马融把注家的传注与经文置于同一文本，无形中提高了传注的地位。因此，马融“以注附经”虽然是为解决经生两读文本之苦，但实际上将自己的注释与经文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大大增强了自己注释的权威性。而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中写道：“古文经学大师马融开创了以传附经的先例，即把自己所作注文夹杂在经文当中……这种注释形式的改变，是古文经学对经典原文尊重的必然结果。”[132]“而马融开创的‘具载文本’的注释方式，迫使经学家必须依照经文文本逐字逐句解释，不得任作‘六经注我’式的发挥。”[133]周氏着眼于经学阐释方法，认为马融以注附经使注者不得任意发挥，固属有理。但从经传关系上考察，马氏在文本上的变动，事实上颠覆了两汉以来经文独尊的地位。因此，说马融此举是对经典原文的尊重似难成立。

郑玄师从马融，其注释《周易》，也采用了经注相连的方法。《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帝又问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虽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俊对曰：‘郑玄合《彖》《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帝曰：‘若郑玄合之，于学诚便，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俊对曰：‘孔子恐其与文王相乱，是以不合，此圣人以不合为谦。’帝曰：‘若圣人以不合为谦，则郑玄何独不谦邪？’俊对曰：‘古义弘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134]由于郑玄注与《周易》经文相连，而《彖》《象》传文反不与经文相连，曹髦故疑而发问。需要注意的是，郑玄并未合《彖》《象》于经，此时，经传仍然分立。卢弼《三国志集解》对此疏解曰：“吕祖谦曰：‘据淳于俊之言，则郑未注六经之前，《彖》《象》不连经文矣。自康成合《彖》《象》于经，故加“《彖》曰”“《象》曰”以别之，诸卦皆然。’李慈铭曰：‘此言今《彖》《象》不与经连，是魏末经文尚无合《彖》《象》之本。又言注连之，明言郑注与经连文非合《彖》《象》于经也。’”[135]如吕祖谦言，前人颇有认为郑玄合《彖》《象》与经者。汤用彤指出：“夫古注单行，康成注《易》，合《彖》《象》于经，为之解说。然其于《周易》本文，据高贵乡公之言，实经传未尝混合。是则以《彖》《象》附入经文，似非如世人所言出于康成。”[136]而高贵乡公质疑的实质，可能关系到圣贤地位问题的讨论。在魏晋人的观念中，圣贤之间相隔悬殊不可逾越。因此，高贵乡公对郑玄将己注与经文相连，而圣人孔子之传不与经相连一事，持有异议。

综上可知，马融郑玄师徒将己注附于经文之下，颠覆了两汉经文独行的地位，为王弼、杜预进一步以传附经扫除了障碍。

三 以传附经

经、传相连的文本，最早可追溯到东汉前期。今人陈直提出东汉早期已有经文、传文相连说。其著《关中秦汉陶录提要》中说“汉元和（84—87）公羊草隶砖”曰：“文云：‘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砖文刻于章帝元和二年……此砖所写《公羊》隐元年传，又有一特点，是经文与传文相联。砖文第一局，元年春王正月，是《春秋》经文，以下元年者何等句，是《公羊》传文。按：孔颖达《诗正义》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分经附传，大抵汉后人为之。’……清儒多谓春秋三传，汉之时本经与传离，汉以后始经与传合。《左传》经传相联，始于杜预，《公羊》始于东汉以后，《穀梁》始于范宁。今以砖文证之，分明经传相联，于石经《公羊》残碑经传相离不同，足证两种形式，在汉代均足适用，此清儒解经者所未知，地下新史料之可贵如此。”[137]陈直举出的砖文属经传连文的个案，但无法认定它已是一种较稳定普遍的形式。对此，笔者有三点质疑。其一，砖瓦上的经传文字多具装饰功能，而非正式的文本。因此，经传连书的形式是否具有普遍性，很值得怀疑。其二，程元敏认为“砖局狭小，容字无几，为求多载，经传势必连文”[138]，那么，这种经传连文很可能是权宜之计，不可律之以竹帛。其三，从官方文本熹平石经残石来看，经传并不相连。而熹平四年（175）晚元和二年（85）九十年，此时官方尚未采用经传相连的文本。那么，元和年间的砖文属于较特殊的个案，不具代表性。

在附传于经迈出关键一步的是王弼。汤用彤云：“改窜《周易》以经附传，实颇出王弼之手。”[139]孔颖达《周易正义》曰：“夫子所作《象》辞，元在六爻经辞之后，以自卑退，不敢于乱先圣正经之辞。及至辅嗣之意，以为《象》者本释经文，宜相附近，其义易了，故分爻之《象》辞，各附其当爻下言之。”[140]那么，将《象》传之文附于经文之下，乃王弼首创。《玉海》：“朱震曰：‘康成始以《彖》《象》连经文，王弼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141]前文已言，郑玄未曾以《彖》《象》连经文，而王氏又将《文言》附入经文。王弼将传文附入经文以后，完成对经文文本的变革，为他以传释经扫清了文本上的障碍。需要注意的是，王弼以经附传用意明确。由于《彖》《象》长于义理，王弼取之以释经，故一变汉代象数《易》为义理《易》，为功不细[142]。

杜预面临与王弼同样的难题。今文家一直指责《左传》不传《春秋》，如何处理《春秋》与《左传》的关系，是杜预要解决的核心课题。前人对此问题都束手无策。《南齐书·陆澄传》：“《左氏》太元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由服《传》无《经》，虽在注中，而《传》又有无《经》者故也。”[143]由于服虔只注《左传》而不注《春秋》，无形中坐实了今文家对《左氏》不传《春秋》的批评。贾逵虽然经、传并注，但其常引《公羊》《穀梁》解经，又好以图谶说《左传》，也未能在《春秋》《左传》间建立起有效的解释关系。

故而，杜预在解释《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时，借鉴了王弼“以传附经”的方法，同时他注意到《春秋》《左传》皆有记事之史的性质。《春秋序》曰：“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144]由于《左传》《春秋》记事都是以时间为线索的，因此能“分经之年与传年相附”。值得注意的是，杜氏以时间为基准分合经传，也可能受到荀悦《汉纪》的启发。蒙文通云：“杜之释《左》，又因乎荀之述《汉》。六代之史，盛于编年，固荀氏首启之也。”[145]按《后汉书·荀悦传》云：“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146]为向汉献帝提供简便的《汉书》读本，荀悦将纪传体《汉书》拆散，按西汉十二帝（包括吕后）的纪年删改撰合成《汉纪》。而每一年又依月日的先后组织叙事。正如《汉纪序》曰：“谨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147]可见，《汉纪》的编撰方式模仿《左传》。与荀悦相同的是，杜预也依准《左传》的编撰方式将《春秋》拆散，但杜氏未对经传的内容做任何变动。通过分经合传的形式，杜预把《春秋》与《左传》分年对应起来，加强了经传的联系，为以传解经奠定了文本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