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研究刘健的缘起

在明、清历史广袤的园地里，本书选择以明代前中期的政治名臣刘健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如下的历史学认识和思考。

一 历史人物研究的意义和一般要求

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传统与丰富人文精神的科学活动，历史研究自古以来就表现出对社会中的人的格外关注。从根本上说，这种研究的目的正是通过对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的考察，来认识和探索人类自身，以及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因为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质上就是每一特定社会历史时期中的具体个人生命活动的全部综合。换言之，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生命历程，也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一种浓缩。因此，要认识人之所以为人的感性与理性之种种表现特性，决然离不开对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认识与考察；而要解析某种社会历史的状况，寻求社会历史演进的方向与规律，又必然要以那些承载社会历史特征的具体的个人的考察和研究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个别的人所期望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2]当历史研究通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对这些社会历史中具体的人，或以群体，或以个体为对象，从不同的侧面、角度展开对其“愿望”“动机”及其背后的历史原因与动力进行深入研究时，就可以“从历史人物的活动中去发现某些历史时期支配社会的特有的和一般的法则，从而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3]

所有具体的个人活动的集合，构成了社会历史的内容。但历史研究的对象不可能穷尽一切的个人。实际上，在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通常也只有极少数人的活动能够留下痕迹，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即使如此，也不是史料中所涉及的所有人物都能成为专门性研究的对象。与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研究相联系，历史人物的研究常常选取在某个社会领域中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人物作为研究的对象。所谓典型代表意义，一方面，主要取决于其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于社会历史的影响程度，或者说是由其个人的作为和事功所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社会作用来决定，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历史环境对其个人地位的制约，如对其个人所处的社会阶级、阶层，所属的社会人群体范围，所接受的思想意识和观念，以及对其社会作用发挥程度的限制等方面来反映。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某个特定领域中的少数杰出人物，总是更易于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和兴趣。虽然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民群众在创造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但同时并不否认少数杰出人物对于历史的深刻影响。列宁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活动的行动构成的。”[4]

关于杰出人物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梁启超也曾经指出：“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5]这一论断在进行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中应当说仍是适用的。本书选取明代名臣刘健为研究对象，正是由于他在明代政治史中，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人物。

二 明代名臣刘健的政治地位和影响

明朝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后期，一方面，历史研究的资料较之于此前的历史时期更为丰富，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时代的距离性，今天在对其进行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式中，也更易于体现出相对的客观和全面性。兼之近代以来不断出现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大大推进了历史研究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至今，对于明代历史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在对其基本历史面貌已大体明晰的基础上，理论认识的深化就有待于一些具体的、微观的深入研究来促进和带动。在近几十年的明史研究中，人物研究的日益兴盛正是这种深入趋势的一种表现。据一些学者统计，在1979年明史研究论文109篇的总数中，人物研究论文占到了52篇之多。[6]可见人物研究在当前明史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以往有关明代政治人物的研究中，与明代政治史研究的一般趋势和特点相应，那些在明代政治上具有特别突出地位和影响作用的人物，如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兼政坛风云人物王守仁、明代地主阶级改革家张居正，以及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等，更易于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随着近年来明史研究的日趋深入，同时也由于新时期各种历史资料的广泛搜集与整理，一些头上虽无耀眼的光环，但实际上仍具有相当地位和影响，或者说是次一级地位和影响的历史人物，也逐渐受到了学者们的注意。在这种背景下，被章太炎先生称为“儒相”[7]的弘治、正德时期任阁臣与首辅的刘健，理应成为一个引人重视的、重要的研究对象。

刘健(1433—1526)，字希贤，号脢菴，河南洛阳人。于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中进士，入选庶吉士，进入翰林，从此开始其46年的仕政生涯。之后，他历侍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四朝，其间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入内阁参预机务，弘治十一年(1498)十月徐溥致仕后继任为内阁首辅，直至正德元年(1506)十月致仕，在阁19年，为首辅近9年。刘健政治生涯中的主要功绩及影响，是在号称“中兴”的弘治时期与正德初期，在处于“密勿之地”的内阁中，以皇帝重要辅臣的角色实现的。他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影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

《明世宗实录》在概括刘健一生政治经历及作为时说：“健，性简静，重风节。在翰林，闭户读书，不事交游。入阁，练习章，有经济才。既受知孝庙，尽言匡正，多所采纳。大渐之日，召至榻前，顾命累十数言。逮事武宗，册大婚、耕藉田、幸太学、颁诏天下，肃然正始。会逆瑾导武宗游畋荒政，健累疏，极请诛瑾，皆不报。遂谢政归。……人称健进退有古大臣之节，为近世贤辅云。”[8]直到清代，张廷玉等人在奉敕纂修的《明史》中也称：“健学问深粹，正色敢言，以身任天下之重”，为首辅期间与李东阳、谢迁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诸进退文武大臣，厘饬屯田、盐、马诸政，健翊赞为多”。[9]

从以上明清史著中对刘健的这种评论可以看出：

第一，刘健以阁臣之职任，尤其是以首辅之权位，在“弘治中兴”、正德初政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第二，刘健“性简静、重风节”、“学问深粹”、敢“以身任天下之重”的个人品性，在其身居要职，辅佐朝政中形成鲜明而独特的为政风格。

第三，作为一个位高权重、经历丰富的名臣，刘健的政治作为和表现在当时封建士大夫阶层具有深刻的影响。

由此可见，对于名臣刘健的研究，必将大有益于对明代政治史，尤其是明代前中期政治史研究的深入。

三 以刘健为研究对象的直接原因

基于以上的思想认识，在选定刘健这样一位历史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时，正是考虑到他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影响的典型性与特殊性。

一方面，从历史人物研究选取对象的一般要求和原则来看，既要选择特定领域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人物，同时也要尽可能地体现出在不同领域、不同范围和不同层次的人群体中的覆盖原则，这样才能尽量减少因选取对象过分集中而可能带来的史学研究的片面性。因此，在目前形势下，更加留意于像刘健这一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影响虽不是特别突出，却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的研究，正符合当前深化明史研究的现实要求和趋势。

另一方面，从刘健个人在明代历史上的具体地位和影响来说，的确显示出一定的典型意义。

首先，作为一位明代士大夫阶层的人物，刘健经由科举入仕之后，长期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担任朝廷高层官员，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他具有了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僚在政治上所具有的典型性。众所周知，明代内阁制度是在明初废除丞相制之后，作为一种补偿而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属于皇权专制的辅政机构，“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避宰相之名，又名内阁”。[10]然而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其权力地位却与实际的宰相相当，职责在于“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11]故后来阁臣也因此常被称为宰辅，在中央权力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于当时朝政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有学者统计，有明一代阁臣任职1—2年者约占24.2%;2—10年者约占47.4%;15—20年者约占6.2%;20年以上的仅为4人，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和金幼孜，只占2.4%。[12]实际上，“三杨”和金幼孜所处的时代，从永乐后期直至正统初期，正是明代前期励精图治及其发展积累最好的时期，整个朝政局势也维持着清宁与稳定。而刘健所处的明代前中期，恰恰形成前后极大的反差。即使在这种形势下，刘健也有19年在阁、9年任首辅之职位的经历。这种久任要职的情形在明代历任阁臣和首辅中确是少有的，其作为辅政大臣的典型代表意义也显而易见。

其次，刘健仕政期间，尤其是在其为阁臣期间，还以其独特的个性特质，以及其所秉承的儒学传统思想意识，形成其特有的行政品格。刘健的这种为政风尚不仅在他所处的时期，且在他之后的明清时期，都曾被许多封建士大夫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加以评说、借鉴和引以反省。可见，刘健不仅在明代，实际上在整个明清时代社会政治上都是一种典型与代表。

从以上两个方面考虑，对于刘健进行专门性的研究，应当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此外，此书以刘健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还有一些更具体的，甚至是偶然性因素对笔者个人的影响。

其一，在我看来，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最能发挥“史论”结合研究特点的一种学术活动。它既需要对基本史料做充分的搜集、整理、考辨等基础性工作，同时也需要理论认识上有相当的基础，才能准确把握对人物个性与社会环境的关联性分析、思考和评述。因此，这种研究本身对于笔者而言也是一个学术能力积累和提高的过程。

其二，就个人研究基础和倾向而言，我一向比较关注对历史人物及其思想意识的探究。尤其是在近年来的历史人物研究中，日益表现出对其个性分析的注重，使以往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论”经受着新的考验。所以我觉得，只有在历史人物的具体研究过程中，在对历史人物的实际的、全面的考察基础上，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这二者间的关系。

其三，刘健以其独特的个性品格、为人、为政风尚及其在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中的跌宕浮沉的经历，深深吸引着我对其人生经历探知究竟的兴趣。

其四，最终选择刘健作为这项研究的对象，还有我与刘健之间的一种地域性机缘。我现在生活的城市洛阳，正是刘健当年生长、生活的家乡。更为巧合的是，我现在就职的洛阳理工学院西校区内的一块区域，也恰是刘健父祖辈当年的墓地所在。虽然如今故迹已荡然无存，只留下后人为其竖立的几块标志性石碑，但作为一代名臣，作为封建时代一个典型的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刘健的事迹和人物形象不应也随之完全消失。尤其是在一个从事明史研究的人的思想意识中，更不应对其漠然视之。从这种历史责任意识出发，也应尽力对其进行全面的历史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