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有关刘健学术研究状况的回顾

历史人物，不只是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在后世得到一些研究者的评说，实际上常常在其同时代的其他人那里，也会得到各种议论。尤其是当特定的历史人物辞世之后，于“盖棺定论”的特殊形势和条件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人物可能受到人们十分热烈的评说。作为明代颇具影响的一位政治名臣，刘健在明清时期的士大夫阶层中就受到了广泛的议论和评价。如对其从政事业和功绩的肯定，对其人格品质的褒扬，对其个性的议论，等等。但是，一方面，明清时人的这些评论大多数是夹杂在其对刘健某些言行、事迹的记述中，偶尔发表几句议论以表明自己的某种感受和看法，而并非是在对刘健的事迹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评论，因而这种议论的感性特征更为显著。这在根本意义上并不具有研究性质；另一方面，明清时期无论是官、私修史者，由于其都处在封建社会条件下，他们对历史人物，尤其是像刘健这样的政治人物的评判，往往是立足于封建政治立场上的一种判断。同时，那个时代也缺乏近代以来不断涌现的各种新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这也极大地制约和限制了他们对人物认识的全面性和深刻性。由此而言，明清时人对刘健的介绍或发出的议论，尽管为今天对刘健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迪，但在实际上，这些内容对于今天的研究与其说是一种研究基础，倒不如说是一种资料依据更为妥切。因为今天对刘健的研究，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作为对明代历史研究的角度和途径，是作为对那个时代研究的一部分而进行的。而明清时人对刘健的介绍和议论的方式、程度，其本身也恰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着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和倾向。

但由于从刘健本人到他的后人、门生等都未能对其著述及个人事迹资料进行整理、刊布，所以有关刘健的史料显得既贫乏且散乱。同时，也由于历史研究在近现代很长一段时期发展的有限性，因而形成一种自近代以来史学研究中对刘健的关注十分欠缺的情形。以刘健为特定对象进行的专门性研究，直到2003年，才有一篇约5000字的论文发表。[13]其他相关性研究，则都包含在其他领域或角度的史学研究之中。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形。

一 综合性史学著作中对刘健的涉及

明代历史综合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种类型的著作中。一是中国通史或古代史研究中所包含的有关明代史的内容，另一种是明代断代史的研究著作。

作为通史类著作，由于篇幅所限，对明代历史不可能给予更多、更全面的论述，因而对于刘健的涉及显得十分少见，仅有极少几种较大篇帙的通史著作中对其事迹有所提及。如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五编《明清封建制时期》，只在第一章第四节的“弘治政绩”一目中涉及孝宗更新阁臣，第五节的“罢退大臣”一目中对刘健的入阁与致仕有所涉及[14]；由刘重日编纂的《中国史稿》第六册《明代卷》，在第二章“宦官专权与英宗复辟”中记述明孝宗临终遗命托孤，以及武宗即位后刘瑾逐朝臣时对刘健有所记述[15]；王毓铨编纂的《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期·明时期》下册，在第十六章明孝宗传中、第十七章丘浚、李东阳传中，对刘健的事迹有较多的记述。[16]

在明代史的研究中，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自正统至正德年间政治史的研究成果较少，因而刘健这一历史人物也往往不大易于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也有少数几种著述表现出独到的眼光，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孟森的《明清史讲义》一书，在上册第三章第七节“弘治朝政局”中，曾提到刘健谏止明孝宗为太监李广赐祠额事。[17]汤刚、南炳文主编的《明史》上册，在第八章第一节“弘治中兴”和第二节“明武宗的腐朽统治”中，对刘健的事迹、评述较为丰富，明显表现出较其他著作更为全面的特点。[18]由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编著的《明史新编》，在第五章第一节中的“刘瑾跋扈与操纵内阁”中，也提及刘健等人谋诛刘瑾之事。[19]张自成著《一口气读完大明史》一书，在第二十篇“武宗乱政”一节中也提到刘健对武宗怠政的劝谏。[20]另外，孙景峰、李金玉所编撰的《正说明朝三百年》，在“明代的内阁”中有“‘光明俊伟’的刘健”一篇，以人物小传的方式对刘健的事迹、经历有比较集中的介绍。[21]

这期间，台湾的几种体例比较特殊的明史著作中对刘健事迹的记述表现得更为充实。如黎东方的《细说明朝》，是以人物论述贯穿明代历史的著作。其在第七十六篇“弘治贤相”中，对刘健的个性、事迹都有一些简要介绍。[22]蔡东藩的《明史演义》，虽以通俗演义的方式述写明代史，但其仍不失为立足于史实基础上对明代史事的述说，因而在这方面较一般的明史著作更为详细，但论说方面较弱。该书在第四十四回“受主知三老承顾命，逢君恶八怪逞谗言”和第四十五回“刘太监榜斥群贤，张吏部强夺彼美”中对刘健在弘治后期及正德初期的一些事迹有较为全面的介绍。[23]

由上述内容可见，在有关明史的综合性研究中，至多表现出对刘健这一历史人物的关注，这与研究者对弘治、正德时期政治史的关注程度是相一致的。同时也由于综合史研究的特点所限，在这些著述中，实际上也还没有展开对刘健的真正的深入研究。

二 明史研究专著中对刘健的介绍

近代以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受史学研究大背景的影响，对明代弘治、正德时期的政治研究表现出重视不足的倾向，而对于刘健，则更缺乏注意。只是近年来随着明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在一些具体领域，如有关明代政治史、文化史，以及人物研究中，才逐渐出现涉及对刘健的介绍和研究。

王其榘所著《明代内阁制度史》在第三章之五“被称为‘弘治中兴’的朱祐樘”中指出，由于“八渐不克终”的明孝宗在弘治八年(1495)以后不如初期信用阁臣，因而刘健等三阁臣有关政务的良好建言与对策就难于实施，“大致阁臣所能争得者少建一塔，少写几篇无关紧要的祝词和诰勅而已，因为这些事，并不直接触及权贵们的利益”。[24]另外，在第三章之六“自称为大庆法王和威武大将军的武宗朱厚照”中论述阁臣与内臣的斗争时，也记述了刘健在武宗初期的一些政治事迹。[25]张国著《中国治国思想史》第七章第一节在论述明孝宗“任用贤能，礼待臣僚”时也述及刘健之事。[26]

南炳文主编的《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一书在第三章第二节的“‘弘治中兴’时期的宗教政策”中，论述明孝宗在弘治三年(1490)以后开始对佛、道教“由抑制向崇奉的转变”时，也提到了刘健的几道谏阻孝宗崇佛、道，费财力的疏论。[27]

此外，在王丙岐编撰的《中国古代佞幸史》第十五章第二节“罪大恶极的刘瑾”中，专门列有“刘健谏疏中的明武宗和刘瑾”一目，在连同后面有关谢迁、李东阳的介绍中，也都涉及对刘健史事的论述。[28]萧少秋编撰的《中国历代君臣对话录》一书，也有“明孝宗与刘健论直言无讳”[29]一目涉及对刘健事迹的介绍。

在人物研究方面，一些著作中出现了刘健的小传。如冯克诚、王海燕主编的《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宰辅》之四“中流砥柱”中有“‘弘治中兴’宰相刘健”一篇[30]，朱绍侯主编《中国历代宰相传略》中有刘健传[31]，王兴亚、郑传斌主编的《中原文化大典·人物典·人物传》[32]，以及林延清、傅美林主编的《中华人物传库·明卷》[33]中也都有据《明史》刘健本传所整理的刘健传。此外，许大龄、王天有主编的《明朝十六帝》在论述“明孝宗朱祐樘”“进贤能”时，对刘健的个人经历、为政事迹等情况做了较充分的介绍和说明。[34]在2008年出版的“正说明朝十二帝丛书”中，郭厚安所著《弘治皇帝大传》第三讲在论述明孝宗“选贤任能”时涉及对阁臣刘健的陈述[35]，李洵所著《正德皇帝大传》第三讲在论述“少年天子醉心于嬉戏生活，不料有两种势力在争夺他”时也涉及首辅刘健的一些言行。[3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嵚所著《被遗忘的盛世》[37]一书，着眼于明孝宗一朝的史事展开叙说，其中在第二章第五目之“大明最强内阁——弘治朝的阁老们”中对刘健有较丰富且生动的描述。但这种描述完全使用文学笔法，因而虽显生动却在诸多细节上缺乏史实，故离史学研究尚有较大距离。

从上述情形来看，在有关明代一些具体领域的专门性研究，尤其是人物研究中，的确表现出对刘健更多的关注，但实际上这些方面的相涉内容，也仍主要是对刘健及其事迹概括的介绍和说明。大凡内容较为丰富的，也多是依据正史刘健传所做的整理。除了极个别的著作中有少量夹叙夹议之外，对刘健个人做专门的评说、论述还未曾见。因此，这种情形至多也只是表现出一种研究的预备状态。

三 明史研究论文中对刘健的论述

经过多方查询，在有关明史研究大量的论文中，涉及刘健的论述也很稀少。除了前面提到的那篇专门研究刘健的小论文之外，其他相涉性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如下几篇。

南炳文、李小林的《弘治中兴述略》，是较早涉及对刘健论述的一篇论文。文章着重于论述“弘治中兴”在实际上是存在的，并指出从整个明代史的角度来看，这种“中兴”是有局限性的。在具体论述明孝宗任用贤臣以致“中兴”过程中，作者对包括刘健在内的一些弘治时期的主要名臣做了介绍和论述。并且指出《明史》的作者认为“‘刘健、谢迁正色直道，蹇蹇匪躬’,‘有明贤宰辅，自三杨外，前有彰、商，后称刘、谢’。这个评论是有一定根据的”。[38]朱子彦的《论明孝宗与“弘治中兴”》一文，也认为“中兴”局面的出现，明孝宗“任贤”是一个重要原因，并由此肯定刘健等三阁臣“亮弼”之辅的作用。[39]

进入21世纪以来，明史研究的热度大增，然而对刘健的关注却依然显得不足。有几篇涉及刘健的论文也仍限于一般性介绍，且所介绍内容也极为简略。刘太祥在《中国古代帝王顾问制度》[40]和《中国古代王朝“中兴”局面的形成原因》[41]两篇文章中，都谈及明孝宗召见阁臣议政之事。他认为孝宗一共召见阁臣21次，其中有7次是商定太后陵庙事，而14次是议军国政务。文章引《明史》刘健本传所称“诸进退文武大臣，厘饬屯田、盐、马诸政，(刘)健珝赞为多”以说明孝宗对阁臣意见的看重。赵永翔在《关于“弘治中兴”之评价问题》[42]一文中则认为所谓的“弘治中兴”名不副实，仅是一个短暂、勉强的“治世”，是明孝宗宽厚仁和的品行与弘治朝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点带来的宏观上的一种美誉。在阐明这一立场和观点时，作者列举了包括刘健在内的弘治名臣的事迹。2008年青海师范大学程军的硕士论文《明代阁臣述论》中对刘健个人也未有更多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有几篇论文在涉及刘健的研究时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见解。一篇是2007年华中师范大学洪早清的博士论文《明代阁臣群体研究》[43]，文章集中围绕明代阁臣的入阁资格、在阁职责(如平允庶政、代皇帝诏敕，规谏皇帝、于皇帝幼弱时挽救时艰)，以及随着阁权变化而呈现的不同为政特征等展开论述，其中多处涉及刘健。尤其在论述弘治时期阁臣的作用时，作者明确指出：“孝宗朝虽有‘弘治中兴’的历史美誉，但就孝宗本人而言，考之史实，失政之处还真不少，所幸孝宗朝之阁臣多为正直敢言、一心辅君成善政之臣，而孝宗也算是比较能纳忠言之君，阁臣之所谏言，大多还是为其所听从。这也正是孝宗能够有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此文在论述有关弘治时期阁臣时，举刘健之事例远不及对徐溥事迹的涉及，但也明确说明“阁臣刘健向以‘正色敢言’立朝，于孝宗之失政所谏尤多”。文章进而论述道：“试想，如果没有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阁臣的同心谏阻，孝宗的崇道之举很可能会大举进行下去，世宗中后期的局面可能要提前三十多年出现；如果没有阁臣前后相继的直言劝谏，妄为如武宗、荒政如神宗等，恐怕更无忌惮，朝政可能更加乱无所从。阁臣的诤谏尽管是被动的，但阁臣往往是援礼法祖制和天意民心而谏言，于皇帝至少也算是一种制约和规范力量，多多少少会让皇帝感到有所畏惧，有所克制，有所厘正。于朝廷内外百官而言，阁臣的诤谏往往是朝中正气、正义的体现，朝中有此直节之臣在，对百官也是一种鼓舞和导向，朝廷政事也不至于毫无章法，尽管明代时有昏聩之帝王，而政事并非一黑皆黑，这与不少阁臣勇于诤谏、直亮立朝是分不开的。”这段论述，在表明如刘健等阁臣在规谏皇帝、表率群僚方面的作用上应当是比较突出的。

另一篇是吴琦、唐洁的《寿龄与政治：明代阁臣寿龄及其影响因素》[44]，此文对刘健在明代阁臣年寿中的特殊之处给予特别注意，指出“孝宗朝的刘健，活到九十四岁的高寿，是明朝所有阁臣中寿命最长的一位。他和杨士奇一样，具有良好的性格特征和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文章进而认为“阁臣谨慎、宽容的性格及优秀的品质，对阁臣的政治活动有极大的帮助，对于构造其良好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前途大有裨益，这些因素最终都将影响到阁臣的心境和寿龄”。这种见解应当说也是颇为独特的。

以上两篇论文，是在其他角度和领域的研究中注意到刘健这一政治人物的特殊表现的，尽管相涉内容不多，评议也仅限于极个别的具体方面，但其所具有的论析性质显然已打破以往史论中涉及刘健时只是引述一些史籍记述的那种研究状况，而开始用探究的目光审视这位明代名臣。如果说这两篇论文从研究的角度上预示了一种新的气象，那么刘俊虎在2003年发表的《中兴名臣，一代儒相》一文，则是将之前人们逐渐积累的对于刘健的关注度大大提高。文章第一次以刘健为专门研究对象，从“学深虑远，品正行端”“辅弼参谋，恪尽职守”“持正敢言，不惧凶奸”三个方面对其事功进行了全面而概括性的论述。

倘若将上述这种对于刘健的重视程度与深入的研究程度结合起来，就能开辟出一片对于刘健研究的新天地。本书就是以此为目标，力图对刘健做出尽可能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由于明史研究中对于弘治时期政治的一向忽略，使刘健这位在弘治时期和正德初期，乃至在明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名臣也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有极少量研究对其有一些关注，甚至在近几年来也有个别研究对刘健的个性、地位和作用间有论述，但由于这些研究原本并非以刘健为专门对象，因而在其研究过程中，并没有也不可能对刘健的个性、事迹做全面、客观的展现和分析。同时，其研究的一些结论，也常常是就某些阁臣整体情形而做出，因而对于刘健并不具有特定意义。由此而言，欲通过对刘健个人进行全面的认识和分析来获得认识明代社会环境进步与个人的发展关系，且具有客观性、准确性的微观基础，仍必须花费较大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关于刘健的专门性研究。这正是本书的立意所在。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以往有关刘健的研究极为贫乏，但毕竟研究者们并没有对其视而不见，甚至在一些相涉性的研究中，也曾对刘健的个性倾向及事迹影响有简明扼要的论说。这对本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