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概况——甲骨文字形研究综述

“象者天所生也，数者物所呈也，字者人所制也，列象数而成字形，乃斯文之起源。”由此可知，字形就是文字之形体。而甲骨文字形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之形体。对此种文字形体构成的研究，称之为“甲骨文字形研究”。时至今日，对甲骨文字的研究已经有110余年的历史。百余年来，海内外学者对甲骨文字的研究倾注心血，他们或著录甲骨文字、收集字形，或对已发掘的甲骨文字进行考释，或编订字典、辞书、文字编以说文解字，或从文字学理论方面对甲骨文字形做深入探讨，可谓著述丰厚，成果卓著，使其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一门经久不衰的学问。各个时代的学者都对它投以关注的目光。以下我们将从甲骨文字形收录、字形考释、字形理论三方面对甲骨文字形研究加以概述。

一 甲骨文字形的收录情况

随着殷墟甲骨文字的新发现，收录甲骨文字形的字典、文字编、字形表也随之产生，百余年来，收录甲骨文字形的著作有：

1916年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待问编》，共梳理出形、音、义“不可遽释之字”1003个，并附有新的文字考订。该书是最早收录甲骨文字形的文字编，但是它并不是系统的文字编。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较全面的收录甲骨文字形的工具书，是1920年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1923年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1933年朱芳圃的《甲骨学文字编》和1934年孙海波的《甲骨文编》。其中孙先生的《甲骨文编》所录材料更广，实用性更强，使用更广泛，后于1965年又增订出版。该书将甲骨文字按《说文》分部别属，临摹精良，是必备的检索工具书。[5]1959年金祥恒的《续甲骨文编》[6]，在孙海波《甲骨文编》的基础上又增加了300多个单字，体例与《甲骨文编》正编一致。《甲骨文编》正编和《续甲骨文编》的正文部分都是按照《说文》部首编排的，与此种编排方式不同，1967年，日本岛邦男出版《殷墟卜辞综类》（简称《综类》）[7]，首创按甲骨字形分类的方法，建立165个部首，检索更为便捷，方便程度大大超过《甲骨文编》。1989年姚孝遂、肖丁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简称《类纂》）[8]，其书采纳《综类》的分类方式，并对《综类》的分部多作改进，是目前为止资料最完备，使用率最高的工具书。近年由唐复年整理1976年唐兰遗著《甲骨文自然分类简编》，其书根据甲骨文字自身形体结构特点分为231部，这种自然分类法的构想，据王玉哲序言中介绍，是在1935年出版的《古文字学导论》基础上产生的，比岛邦男的《综类》早三十二年。[9]

古文字编的编排方式多数是按照《说文解字》部首的体例排列的，《甲骨文编》也不例外，书中各字的排列次序，按《说文解字》分部别居，《说文》所无之字而可识读者，附于各部之末[10]，“正编收录1007字（原书谓1006字），包括《说文》中有的765字，《说文》所无的193字，重文49，附录收1110字。全书共2117字”。[11]这样做不仅将《说文》中单字互为对照，同时也把《说文》中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字，在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12]，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甲骨文提供极其重要的依据。“但是《甲骨文编》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现象，《说文》所无的字，均列在附录上，有的是没有被认出的异体字，本应列入正编的，结果却列入附录，这对检索会带来诸多不便。”[13]《甲骨文编》正编的字有的应分作两个部首的字，结果为迎合《说文》的部首准则，有些被错误的列入一个部首内，出现局限与不足。再就是该书成书年代较早，无论是在语料资源挖掘和新成果引用诸方面，还是在编排、检索方法上都显得落后了。“《甲骨文编》自上世纪50年代增订之后，就一直没有再版，从材料、材料的出处、字样处理、释字等各个方面早已无法适应日益发展的古文字学的需要，亟须重编。”[14]

经过一段漫长的思索与积累，前人寻找到较为合理的甲骨文工具书检索方法。20世纪70年代，日本人岛邦男立足于从分析甲骨文自身字形结构出发，以类相从，独创建立了165部首系统，检索任何一个甲骨文字都可以按照部首检索，打破了传统以《说文》部首检索的局限，将《甲骨文编》原来不可辨识的字形都可按部首归类检索，大大提高了检索的功能效率。在《综类》中，岛邦男将甲骨卜辞做了比较与综合研究，书后附有《通假》辞例与《贞人》索引，姚孝遂认为该书“是一部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具有创新精神和独到见解的、有很大实用价值的工具书”。[15]但是，由于手工抄写，书中《字目》部分难免有些字误摹、遗漏，引用材料前后不一致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些不足并没有影响到该书在学术史上的重大贡献及深远影响。

随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姚孝遂等人编纂了《类纂》，这是继岛邦男《综类》之后，甲骨著录资料收录最为完备的著作，该书“引用7种海内外著录汇编至1980年共计53000余片（含专著80余种，论文50余种）”[16]，对《综类》的分部也多作改进，原形字临摹更精细入微并列有释文，是当时最为便捷的甲骨文检索工具书。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语料资源的挖掘和后世成果的引用明显不足，再加上该书经多人手工编纂，错漏在所难免，前后内容不一致也时有发生。

随着科技进步，计算机技术的普遍应用，将甲骨文字录入电脑，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2001年，沈建华、曹锦炎编著的《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应运而生，该书在《类纂》字表的基础上，作出修订。利用《类纂总表》，将每个部首下的字形重新调整、分类、编号，为甲骨文字建立一套标准化、系统定型的排列体系。整理出卜辞中的甲骨字数6051个，除去异体之后得“字头”4071个，分隶152个部首。但是也不无遗漏，2008年，沈、曹又在《新编总表》的基础上增加了《甲骨文合集补编》与《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等新资料，其中，新见甲骨文字和异体字总计约在300字左右，补充各方商榷意见，最终改进修订成《甲骨文字形表》（以下简称《字形表》）。[17]《字形表》收入更多异体字，修订许多单字（即所谓字头），合并单字47个，从原来数目减少为4071个，异体字增加207个，数目为2187个，总字头增加160个后为6211个，字体变动牵涉大约380个单字，约占总数一成。《字形表》设计有总表、对应表、字段、检索、字频等不同的检索功能，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检索服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字形表》仍旧存在摹写失误的问题。

在《甲骨文编》问世半个世纪以后，近年来，随着大量文献的出土，以及青年学者的不懈努力，刘钊、洪飏、张新俊等人编纂的《新甲骨文编》（以下简称《新编》）[18]于2009年出版发行，这是一部融合学术界最新考释成果编著而成的甲骨文文字编。《新编》正文包括正编、合文、附录三部分。其正编按照《说文》一书的顺序排列，书后附有检字表。其正编字形收集采取在综览每一字全部字形的基础上精选有代表性的字形，并按照类组先后分列其下，采用《合集》的著录号。解字则充分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对不能确定的解释也要做到择善而从之，并发表编者自己的见解。与《甲骨文编》正编的字头数1723个相比较，《新编》正编的字头数约为2350个；见于《说文》的《甲骨文编》正编字为941个，见于《说文》的《新编》正编字数约为1170个。这些数字的变化体现了甲骨文字考释的进步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19]。《新编》之“新”主要体现在：广收最新的甲骨资料；引用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改变过去临摹字形的做法，采用电脑切割字形后加以黑白翻转[20]。

尽管《新甲骨文编》代表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但是它并不表现文字考释的完整过程，这一特点又使其产生许多弊端。第一，缺乏论证的“新见”，容易流于臆测。即使新见正确，因缺少论证也不能令读者信服。第二，工具书是把学术界的共识用一定的形式公之于众，但许多古文字尚无共识，编著者对他人意见的取舍必定参以己意，难免取舍不当。第三，复杂的文字现象常常被简单化处理。

另外，《新编》中的错讹疏漏也很明显：首先，组别与《合集》片号对应有误的情况时有出现；其次，尽管避免了临摹字形产生的错误，但是对原拓片模糊、部分残泐的字形加以补足，致使字形失真，也不利于进一步研究使用。

总体来说，瑕不掩瑜，刘钊等人编著的《新甲骨文编》已经在孙海波《甲骨文编》的基础上做出巨大的改进，使检索更为便捷，而且字形收录也更全，有利于从组别上进一步了解甲骨文字形的演变轨迹，是新时期甲骨文研究必备的文字编。

除以上文字编、字形表外，收录甲骨文字形的著述还有两类：一类是只列举甲骨文字形，并解字、释义的，如徐中舒的《甲骨文字典》（1989年第1版，2006年第2版），崔恒昇的《简明甲骨文词典》（增订本2001年版），赵诚的《甲骨文简明词典》（1988年第1版，2009年新版）；还有一类是在古文字著作中涉及甲骨文字形的，如徐中舒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1981年版），高明的《古文字类编》（增订本2008年版），黄德宽的《古文字谱系疏证》（2007年版）等。此类著作仅是局部收录甲骨文字形，因此，本书不予具体论述。

二 甲骨文字的考释情况

（一）甲骨文字考释论著

甲骨文研究离不开甲骨文字的考释，文字释读是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的首要工作。甲骨学者或开拓榛莽，或钩沉索颐，其文字考释工作，在110年余年的甲骨学研究中，可谓成果丰硕，著述颇多，为甲骨学和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文字考释类专著有：孙诒让《契文举例》[21]，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22]，王国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23]，柯昌济《殷虚书契补释》[24]，商承祚《殷虚文字》[25]《甲骨文字研究》[26]，陈邦怀《殷虚书契考释小笺》[27]《殷契拾遗》[28]，叶玉森《殷虚书契前编集释》[29]，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30]《殷契余论》[31]，唐兰《殷虚文字记》[32]，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33]《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34]《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35]《甲骨文字释林》[36]《甲骨文字诂林》[37]，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38]《耐林庼甲文说·卜辞求义》[39]，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40]，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41]，贝塚茂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42]，池田末利《殷虚书契后编释文稿》[43]，严一萍《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考释》[44]《殷虚书契续编研究（上、下）》[45]《殷虚第一次发掘所得甲骨考释》[46]《凡将斋所藏殷墟文字考释》[47]《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48]《北京大学国学门藏殷虚文字考释》[49]，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50]，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51]，刘桓《殷契新释》[52]《殷契存稿》[53]，松丸道雄、高岛谦一《甲骨文字字释综览》[54]，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释稿》[55]，等等。

甲骨文字考释的单篇论文，更是蔚为大观，不尽其数，如王国维《说俎上》[56]，刘盼遂《释工》[57]，丁山《数名古谊》[58]，闻一多《释》[59]，徐中舒《士王皇三字之探原》[60]，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61]，董作宾《说》[62]，胡厚宣《释牢》[63]，张政烺《字说》[64]，李亚农《殷契杂释》[65]，李平心《甲骨文及金石文考释（初稿）》[66]，唐兰《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67]，于省吾、陈世辉《释庶》[68]，黄然伟《说吕》[69]，金祥恒《释虎》[70]，屈万里《释》[71]，严一萍《释得》[72]，裘锡圭《释“勿”“發”》[73]，林沄《释眴》[74]，詹鄞鑫《释甲骨文“兆”字》[75]，黄天树《读契杂记（三则）》[76]，刘钊《甲骨文字考释》[77]，陈剑《甲骨金文“”字补释》[78]，季旭升《说髀》[79]，冯时《释“離”》[80]，刘桓《释甲骨文“、遏”》[81]，张世超《释“”》[82]，蒋玉斌《释殷墟组卜辞中的“兆”字》[83]，张玉金《释甲骨文中的“”》[84]，时兵《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文字考释三则》[85]，王蕴智《释甲骨文字》[86]，喻遂生《也说“斤”“锛”》[87]，等等，不胜枚举。

（二）甲骨文字考释理论

甲骨文研究与殷商信史材料紧密结合，甲骨文字考释对中国文字起源、构形、演变及性质等古文字学课题的探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甲骨文字考释理论方面最有成就的学者，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唐兰、于省吾等几代学者，尽管甲骨文字考释不如“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88]那样重要，但是这也足以说明文字考释难度之大。

孙诒让在《名原》叙中总结其文字考释的方法是“略摭金文、龟甲文、石鼓文、贵州红岩古刻，与《说文》古籀相互勘校，楬其歧异，以箸渻变之原，而会最比属，以寻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89]的古文字字形比较与偏旁分析的方法。

罗振玉考释甲骨文字的方法，据其自序说，是“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穷其蕃变，渐得指归”。从逆推法经由释字返诸甲骨辞例，“循是考求典制，稽证旧闻”，进而寻绎商史和商代文化。

王国维考释甲骨文字方法的见解，据其在《殷虚书契考释》序中说：“会合偏旁之文，剖析孳乳之字，参伍以穷其变，比较以发其凡。”并在《毛公鼎考释序》中申述古文字考释的方法：“苟考之史事与制度文物，以知其时代之情状；本之《诗》、《书》，以求其文之义例；考之古音，以通其义之假借；参之彝器，一验其文字之变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则于字之不可释、义之不可通者，必间有获焉。”[90]

王氏的甲骨文字考释，并不偏重于单纯文字考证，而是强调“情状”“义例”“假借”“变化”，“参伍以穷其变，比较以发其凡”，“变”者孳乳、假借之谓，“凡”者义例之谓，重视甲骨文字在具体历史语言环境中的应用，要细察字形、字音、字义分化演衍之迹，结合所有辞例进行释读，不能脱离“时代之情状”及“文字之变化”。王国维主张“二重证据法”，文字考证密切联系史实和典章制度，参照传世文献和青铜器铭文，运用训诂学手段，加以综合分析论证。

郭沫若是第一个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指导古文字和古代史研究的学者。[91]他考释甲骨文字的目的，据其《甲骨文字研究》初版本自序说：“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拘于文字史地之学，然识字乃一切探讨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且文字乃社会文化之一要征，于社会之生产状况与组织关系略有所得，欲进而追求其文化之大凡，尤舍此而莫由。”[92]

郭氏研究古文字借鉴清代朴学精神，运用科学的方法考释古文字，通过文字考释探索古代社会状况。他释字能联系史实和文献资料，得出一些超人的见解。[93]郭沫若开辟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甲骨文字的新途径，走的是由文字审释到史料考证进而综合论史的路子，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殷代社会，在甲骨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兰是甲骨学史上首位把甲骨文字释读纳入古文字学领域并把古文字学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他在充分吸收继承孙诒让考释古文字的偏旁分析法的基础上，提出考释古文字、辨明古文字形体的四种理论方法，即“对照法（或比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对释读甲骨文难字贡献巨大。同时唐先生指出“认清字形，是学者最须注意的，假如形体笔画，没有弄清楚，一切研究，便无从下手。认清字形的方法，首先要知道，文字的变化虽繁，但都有规律可寻，不合规律的，不合理的写法，都是错误。”[94]

于省吾是继唐兰之后，在甲骨文字考释理论化及方法论方面较有建树的学者。于先生“在清代汉学家用考据学所取得的某些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法，对文字的点画或偏旁以及它和音、义的关系”[95]进行分析。并在《甲骨文字释林》序中指出：“我们研究古文字，既应注意每一个字本身的形、音、义三方面的互相联系，又应注意每一个字和同时代其它字的横的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时代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纵的关系。”[96]同时又深刻指出：“不应孤立地研究古文字，需要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从研究世界古代史和少数民族志所保存的原始民族的生产、生活、社会意识等方面来追溯古文字的起源，才能对某些古文字的造字本义有正确的理解，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去正确释读某些古文字资料。”[97]于先生还提出，“早期古文字中的独体象形字的某一部分带有声符是形声字的萌芽，但它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偏旁所构成的合体形声字是截然不同的”[98]，这一创见，对文字结构的分析有极大的启发。于省吾继承并发展罗、王以来的甲骨文字考释方法，以“参验考证的方法”考释甲骨文字，“以识字为其先务”，“以究形义之归为目的”，“分析偏旁以定形、声韵通假以定音，援据典籍以训诂贯通形与音”[99]，考释并解说了300多个甲骨文字，对学术界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甲骨文字考释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超过前人。

徐中舒联系甲骨、金文等出土材料，在《怎样考释古文字》一文中指出：“考释古文字，一个字讲清楚了，还要联系一系列相关的字，考察其相互关系。同时还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根据考古资料、民俗学、社会学及历史记载的原始民族的情况，和现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况，来探索古代文字发生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根据这些东西，探索每个字的字源和语源。这样考释古文字，才有根据，也才比较正确，而不是凭空悬想、望文生义。”[100]“我们除就字形辞例进行探索外，还要按其完成时代的先后次第指出其堆积的层次，求出其本义，再从本义探寻其字源和语源，这样考释古文字，就更有规律可循了。”[101]

其后出现的甲骨学者，如裘锡圭、陈炜湛、林沄、李孝定等人，在文字考释方法上，他们各自提出新见解，并在甲骨文字单字考释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年轻一辈的学者，如刘钊、陈剑、刘桓、黄天树等人，继承前辈学者的考释理论，并在甲骨文单字考释方面提出新的说法。

三 甲骨文字形的理论研究

甲骨文字考释的深入，带动了甲骨文字学如文字构形、文字演变、文字性质等诸方面研究的深入发展。关于甲骨文字形方面的理论探讨可以从六书分析（造字理论）和字形演变的内在规律（形体理论）两方面进行阐述。

（一）传统六书理论在甲骨文等古文字构造理论方面的发展及深入

清代学者王筠以六书为理论框架，在《说文释例》中谈到“两借”“文饰”“分别文”“体同音义异”“或体”“俗体”“籀文好重叠”等文字构形规律。随着甲骨文的出土发掘，学者们不再局限于《说文》，对古文字学的理论探讨也随着甲骨文字考释的深入，而得到进一步的推进。

林义光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重大突破。1920年，林先生《文源》一书的问世，内附《六书通义》，提出一套新的六书理论，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之旨作了新的阐释。象形分有“全体象形”“连延象形”“分理象形”“表象象形”“殽列象形”五种，指事分有“表象指事”“殽列指事”“形变指事”三种，“会意”，“转注兼形声”，“二重形声”。[102]林义光在六书理论上的发明主要有：第一，他为一些用传统六书理论无法解释的文字现象找到了理论上的归宿，如“形变指事”“二重形声”等；第二，从文字产生、发展、孳乳分化的历史出发，探索了形声字的来源；第三，视转注为汉字孳乳大法，从而较为合理地阐明了转注造字之旨；第四，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的角度，倡导假借是一种“不造字”的造字法。[103]

唐兰首先意识到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并把古文字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问，进行了坚持不懈的长期探索。1935年出版的《古文字学导论》就是其长期探索的结果，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古文字构形理论专著。唐先生“把中国文字分析为三种，名为三书。第一是象形文字，第二是象意文字，这两种是属于上古期的图绘文字。第三是形声文字，是属于近古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种文字的分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义，不归于意，必归于声”。[104]“用三书来解释中国文字的构造，是最简便，而且是最合理的。”[105]唐先生首先从理论上打破了传统六书的束缚。

1956年，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提出了他的“三书说”，基本观点是“我们认为象形、假借、形声并不是三种预设的造字法则，只是文字发展的三个过程。汉字从象形开始，在发展与应用的过程中变作了音符，是为假借字；再向前发展而有象形与假借之增加形符与音符的过程，是为形声字”。[106]裘锡圭指出“陈氏的三书说基本上是合理的，只是象形应该改为表意（指用意符造字）。这样才能使汉字里所有的表意字在三书说里都有它们的位置”。[107]

1957年，刘又辛发表《从汉字演变的历史看文字改革》一文，提出了表形、假借、形声三阶段说。[108]喻遂生指出：“刘先生的三书说总体上讲是比较合理的，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研究：①表形文字阶段还缺乏实证，②纯粹的象形文字能否构成完善的文字体系，③甲骨文是不是表音文字体系。”[109]

裘锡圭在唐兰和陈梦家“三书说”的基础上建构了新的“三书说”：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其中表意字包括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和变体字。此外裘先生认为仍有少数字不能纳入三书的范围，它们是：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和特殊来源字。[110]黄天树认为：“唐兰、陈梦家、裘锡圭先生先后提出了‘名’同‘实’异的关于汉字构造的新理论‘三书说’，对推动汉字构造的深入研究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无论是六书还是三书都存在一个缺憾，即这个理论框架都不能囊括从古到今、各个历史时期的全部汉字的结构类型。”[111]

詹鄞鑫以裘氏构建的三书系统为基础，提出了“新六书说”：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变体。“新六书说”把假借字排除在汉字结构类型之外，并将传统六书中的“指事”分为“指示”和“象事”。“会意”除了以形会意、以义会意之外，还有会意兼声。“变体字”包括裘氏的“变体字”和不能纳入其“三书”范围的变体表音字和半记号字，分为取形变体字、取义变体字和取音变体字三类。[112]

黄天树在裘氏“三书说”的基础上构建汉字结构的新框架——“二书说”。“二书说”把汉字分成“无声符字”和“有声符字”两大类。在“无声字（无声符字）”这个名称之下，包含有七类构造类别：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记号字、变体字、半记号半表意字、其他。“有声字（有声符字）”的构造类别有九类：假借字、两声字、独体形声字、附划因声指事字、形声字（亦声、省形、省声、形声皆省、多形、多声）、半记号半表音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其他。“无声符字”和“有声符字”中都设有“其他”一类，这是为了给新发现的结构类别预留空位。[113]黄先生的“二书说”大类虽然简明，内部小类囊括了前人“三书说”中无法包含的内容，但是并没有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有突破性的见解，大类分明，但小类界限更模糊。

（二）甲骨文等古文字形体内在演变规律的确立与完善

1.甲骨文等古文字形体内在演变规律研究的初步形成

总体说来，用六书理论及其演化的三书、二书理论来研究甲骨文等古文字构形原理并不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这一时期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古文字形体的内在演变规律。从目前所见的研究成果来看，大体分三类：

（1）宏观考察古文字演变的历史过程，并有所发现

如李孝定的《从中国文字的结构和演变过程泛论汉字的整理》《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从金文中的图画文字看汉字文字化过程》等文章，总结概括了汉字“由不定型趋向于大致定型”“整齐划一的趋势”以及讹变、抽象化、简化、繁化、声化的规律，同时指出早期文字形体结构的特质，如早期文字所具有的不定型特质、偏旁位置多寡不定、笔画多寡不定、正写反写无别、横书侧书无别、事类相近之字在偏旁中多可通用等[114]。

赵诚的《古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一文，探索了古文字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文字系统内部的制约而进行内部调整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如类变、类化、定型、统一、繁化、简化、转化等。[115]

另外，高明在《略论汉字形体演变的一般规律》一文中，主要讨论了简化和规范化对汉字形体演变所起的作用。[116]林沄在《古文字研究简论》第三章《字形历史演变的规律》中谈到古文字“简化”“分化”“规范化”等规律，并附“讹变”规律。[117]刘翔等编著的《商周古文字读本》中《古文字概述》部分第三节“古文字形体的发展规律”，指出古文字“简化和繁化”“循化和讹化”“分化和整化”的一些现象。[118]

（2）某一论题的专项研究

高明做过古文字的形旁专题研究，整理出111个形旁从甲骨文到隶书的演变轨迹[119]，并且系统考察义近形旁通用的现象，指出32组义近通用形旁[120]。

其后，张桂光在探讨“义近形旁通用”的条件时，对“义近形旁通用”做出明确定义：“由于某些形旁的意义相近，它们在一些字中可以互易，而互易之后，不仅字义与字音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而且于字形结构上亦能按同样的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只有符合这一定义的，我们才能承认它为义近形旁通用。”[121]张先生认为形旁的讹变、造字时因取意角度不同而采用不同形旁的现象以及一个字的不同写法作形旁，这三种情况不属于形旁通用范畴。

张先生还撰写过《甲骨文形符系统特征的探讨》[122]《金文形符系统特征的探讨》《战国文字形符系统特征的探讨》等一系列文章[123]，概括、总结各个时期文字形符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既重视共时、横向分析，又兼顾历时、纵向联系。

另外，张桂光还就古文字形体中的讹变现象做过专项研究。他的《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一文，被看作古文字构形研究的重要文章。文中不仅对古文字形体讹变做出明确定义，而且还对殷商时期到秦初小篆时期，古文字形体讹变的历史情况做出纵向剖析，并按支配变化的不同因素将讹变分为八种类型。[124]

此外，金国泰的《汉字讹变三题》讨论了讹变与简化的区别，讹变前后正讹两字的共存、竞争和淘汰以及由于人们的误解而导致的讹变等三个问题。[125]姚孝遂的《古文字的符号化问题》[126]主张从真正的符号角度分析古文字。裘锡圭的《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127]和吴白匋的《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是较早利用古文字资料进行字体研究的成果[128]。还有吴振武的《古文字中形声字类别的研究——论“注音形声字”》[129]、袁家麟的《汉字纯双声符字例证》[130]、马国权的《鸟虫书论稿》[131]、陈初生的《谈谈合书、重文、专名符号问题》[132]、魏宜辉的《战国简帛文字讹变研究》[133]、陈世辉的《略论〈说文解字〉中的“省声”》[134]等都属专题研究类。

（3）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文字构形演变规律研究

如裘锡圭的《甲骨文中重文和合文重复偏旁的省略》《再谈甲骨文中重文的省略》[135]，赵诚的《甲骨文字的二重性及其构形关系》[136]《西周金文构形系统二重性探索》[137]，陈炜湛的《甲骨文异字同形例》[138]，姚淦铭的《论西周铜器文字演变的轨迹》[139]《论两周金文形体结构演变规律》[140]，张振林的《试论铜器铭文形式上的时代标记》[141]，马国权的《战国楚竹简文字略说》[142]，林素清的《谈战国文字的简化现象》[143]，唐莉的《战国文字义符系统特点研究》[144]，罗运环的《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145]，黄锡全的《楚系文字略论》[146]等。

汤余惠的《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是此类文章中影响较大的一篇。就战国文字的“笔划、偏旁的省略”“形体的分合”“字形讹误”“辅助性笔划”“地域性特点”等五方面以及与商周古文的辩证关系问题作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并对《古玺汇编》所收玺印进行分域，指出其中的燕系、楚系和齐系玺印。[147]

何琳仪的《战国文字通论》第三章“战国文字分域概述”也指出战国“齐系文字”“燕系文字”“晋系文字”“楚系文字”“秦系文字”的区别性特征。并在“战国文字形体演变”一章，总结有简化、繁化、异化、同化的形体演变规律。[148]

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一、学者们已经广泛关注古文字构形的演变规律，并取得重要成果；二、研究的重点已由文字的起源、六书等论题转向古文字形体的自身演变规律，如符号化、简化、繁化、异化、同化、声化、讹变、双声符字、异字同形、义近形旁通用，等等；三、尽管已出现专题研究，如汤余惠的博士学位论文《战国文字形体研究》[149]，但是仅停留在点上，并未在理论框架的建构上形成系统研究。

2.甲骨文等古文字形体内在演变规律系统化研究的确立并完善

尽管学者们的关注度已经转向古文字形体的自身演变规律，但是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建构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古文字形体构造理论方面，出现了以刘钊为代表的古文字构形学、以王宁为代表的汉字构件理论和以李圃为代表的字素理论。至此，古文字构形理论得以确立并逐渐完善。

刘钊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1991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后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正式定名为《古文字构形学》，2011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再版发行。

2006年首次出版的《古文字构形学》，开宗明义，先对古文字作出界定，并把研究古文字产生、构成及发展演变的学问称为“古文字构形学”。刘钊早在1990年首次提出“构形学”的名称，并在其博士论文中，把对古文字构形的研究称作“古文字构形学”。指出：“形体构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原始形体的构成原则，即选择用什么形体来记录语言的理念和方式；二是形体发展演变的规律，即形体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平面的，静态的；一个是历时的，动态的。”[150]

古文字构形学主张以科学的文字符号观认识和分析文字，强调“以形为主”的分析考释原则，坚持严格细致的字形比较工作，注意文字产生发展中的各种倾向、趋势和规律，重视“表音”这一特性在文字构成演变中的枢纽作用。[151]

据刘钊对古文字构形学的界定可知，古文字构形学的研究具体包括的内容很广泛，如古文字的产生，古文字的初始状态，古文字构形的基本分类，古文字中的繁化、简化、类化、音化、分化、美化、符号化等等问题。

在书中，刘钊重点分析甲骨文构形、早期铜器铭文的构形特点，同时介绍西周金文中“声符”的类型、古文字中的“类化”“变形音化”“简省分化”“一字分化”“讹混”以及古文字中形近易混形体的区别形式等构形规律，总结古文字考释方法和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书中不仅完成了对古文字构形理论的构建，而且同时伴有实证，举例论证上述理论的正确性，如“古文字基本构形构成演变谱系举例”“秦汉篆隶资料在古文字构形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古文字考释举例”三部分就是以实践性的工作来检验理论成果的最好证明。

《古文字构形学》一书可谓有理有据，充分体现了刘钊的“古文字构形学”宗旨：即古文字构形研究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础理论，它不仅有古文字学上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指导分析考释古文字的实践意义。

刘钊的《古文字构形学》在系统构建古文字形体演变规律的理论方面有开创之功，而且见解独到、精辟，该书一经问世便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书中界定的一些古文字构形方面的术语以及概念，如“倒书”“饰笔”“类化”“变形音化”“讹混”等已得到学界的普遍采用。

体现古文字构形理论的硕博论文有：翁宇翔的《殷商甲骨文可释字异形研究》[152]、卢佳的《甲骨文字形简化问题研究》[153]、江学旺的《西周金文研究》[154]、邹芙都的《楚系铭文综合研究》[155]、刘云的《战国文字异体字研究——以东方六国文字为中心》[156]、陶霞波的《先秦货币文构形无理性趋向研究》[157]、马瑞的《西北屯戍汉简文字研究》[158]、吕蒙的《汉魏六朝碑刻古文字研究》[159]，等等。

王宁以小篆构形系统研究为基础，总结出汉字构形学的基础理论，并在构形系统描写的基本操作方法确立后，指导十几位博士用该术语系统和操作程序先后对甲骨文、西周金文、春秋金文、战国楚帛书文字、战国三晋文字、睡虎地秦代古隶、马王堆帛书文字、居延汉简文字、东汉碑刻文字、唐代碑刻文字、宋代手写文字等实际应用的共时汉字进行认真整理，对其构形系统进行一一描写。经过一系列的实践验证，形成了汉字构形系统性的理论原理。1995年的《中国教育报》连载了王宁的汉字构形学讲座，题为《汉字和汉字构形学》。后王先生吸纳多方意见，修改补充，结集成《汉字构形学讲座》一书，并于2002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宁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核心是：其一，用系统观点看待汉字，用系统方法描写汉字，用系统比较的方法观察和总结汉字的历史发展和演化的规律。其二，认为汉字是由一批具有构字能量并能体现构意的最小元素为基础组合而成的，这些最小元素就是“形素”，是汉字构形的基本元素。“在每个历史层面上，形位的数量都大致在250—400个左右，它们分别或完全具有表音、表义、表形、标示四种功能”。[160]其三，汉字的构形方式主要有两种：层次结构与平面结构。其组合过程以及层次结构的级层数和各级构件，是了解汉字构意的重要途径。其四，汉字有五种属性。分别是“构形属性”“书写属性”“字体风格属性”“职能属性”“字用属性”五种。五种属性中，构形是最基础的属性，无形不成其为字，无形不需书写，无形风格便无所依托，无形职能更无法履行。“构形属性”包括“构件组合的动态特点”“结构的级层数”“各级构件及其功能”“构件的组合样式”（置向、相对位置、接合方式）“构形模式”“布局图式”六个方面。其中，汉字的构形模式有11种：全功能零合成字、标形合成字、标义合成字、会形合成字、形义合成字、会义合成字、无音综合合成字、标音合成字、形音合成字、义音合成字、有音综合合成字等。

1991年，李国英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小篆形声系统的研究》，这是对王宁设计的汉字构形系统描写研究的初步尝试。此后陆续有王贵元的《马王堆出土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1994年）、李运富的《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1996年）、曹永花的《西周金文构形系统研究》（1996年）、罗卫东的《春秋金文构形系统研究》（1997年）、宋珉映的《〈秦简〉文字与〈说文〉小篆字形比较研究》（1997年）、齐元涛的《隋唐碑志楷书研究》（1998年）、陈淑梅的《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1999年）、王立军的《宋代刻版楷书研究》（2000年）、赵学清的《战国东方五国文字研究》（2000年）、洪映熙的《居延汉简文字构形系统研究》（2000年）、朴仁顺的《殷商一期甲骨文形义关系研究》（2000年）、郑振峰的《甲骨文字构形系统研究》（2000年）、刘延玲的《魏晋行书字体研究》（2001年）、易敏的《明代石经字形整理与研究》（2003年）等。以上北京师范大学的各博士学位论文，后皆以王宁主编的《汉字构形史丛书》的形式由上海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

另外，还有一些硕博论文也运用了王宁的汉字构形理论，如：范常喜的《甲骨文纳西东巴文会意字比较研究初探》[161]、竺海燕的《甲骨构件与甲骨文构形系统研究》[162]、马晓风的《甲骨文会意字研究》[163]、宣璇的《甲骨文人系汉字研究》[164]、张坤的《与粮食作物有关的甲骨文字字形文化研究》[165]、陈青峰的《殷商金文构形分析》[166]、郭利芳的《春秋金文构件系统定量研究》[167]、韩同兰的《战国楚文字用字调查》[168]、吴建伟的《战国楚文字构件系统分析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一）〉文字考辨》[169]、沈之杰的《楚简帛文字研究——形声字初探篇》[170]、何山的《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构件研究》[171]，等等。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王宁的汉字构形理论得到充分运用，尤其在现代汉字中，这种构形理论的可操作性更强。总体说来，王宁的汉字构形理论对文字形体分析指导意义明显，但也存在一些模式化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突破。

李圃基于汉字与汉语语素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字素问题。以字素来称说汉字的结构成分，并提出字素理论，该理论也是汉字构形的理论。关于字素和字素理论，李先生先后在《说字素》[172]《甲骨文字字素》[173]《字素理论及其在汉字分析中的应用》[174]《字素理论与汉字分析问题》[175]《中国正统文字的发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地位》[176]等多篇文章中，作出过详细阐述。同时，1995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甲骨文文字学》一书，也被看作李圃用字素理论研究甲骨文的理论成果。

李先生指出：字素是构成汉字的结构要素，是形与音义结合的最小造字单位。[177]在造字过程中，字素总是以其形体所涵盖的音义构成的“类”进入一定的位层次。根据字素参与构字过程的功能差异，可以对字素作多层面的分类。①根据字素是否具有独立构字功能把字素分为基本字素和准字素；②根据参与合体字造字过程中的动态功能，又把整个字素分成稳性字素与活性字素两类。字素的位则包括上位和下位两个层次。处于上位的字素，或是稳性字素，或是活性字素，均具有直接显示语素音义的字素资格。而处于下位的则失去了字素的资格，只退居到构成活性字素的构素成分了，所以，处于下位的结构成分都属于活性字素内部的结构层次，它们与所表示的语素音义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字素的类与位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作“类位交变”“类随位变”。字素是自成系统的结构要素，由静态系统和动态系统共同构成。静态字素包括“基本字素”和“准字素”；动态字素包括“稳性字素”和“活性字素”。字素理论应用到汉字分析中，可以把两个字素构成的合体字，按结构类型归纳为七组相对称的十四个类型：左右分置、上下叠置；竖式插入、横式插入；左下填入、右下填入；左上填入、右上填入；上部嵌入、下部嵌入；左部嵌入、右部嵌入；中间嵌入、中间穿合。根据汉字中所包含的字素的多寡和历时与共时的差异，可以把古文字的造字法分为八种：独素造字、合素造字、加素造字、更素造字、移位造字、省变造字、缀加造字和借形造字。[178]

刘志基的《汉字体态论》[179]、张再兴的《西周金文文字系统论》[180]和郑飞洲的《纳西东巴文字字素研究》[181]都是运用李圃的字素理论来研究文字系统的专书。还有一些单篇论文也涉及字素理论，如刘志基的《试论汉字表意字素的意义变异》[182]、张再兴的《论字素功能的断代系统研究》[183]、郑飞洲的《关于建设东巴文字字素检索数据库的构想》[184]和《尔苏沙巴文字字素研究》[185]、王文胜的《字素、语素，文字、语言——也谈文字和语言的关系》[186]，等等。

另外，一些硕博论文也体现了字素理论，如毕晓净的《周原甲骨文字研究——从字素的角度考察》[187]、邱艳的《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新见文字现象研究》[188]、侯霞的《甲骨文与玛雅文象形字比较研究》[189]、夏军的《〈说文〉会意字研究》[190]，等等。

四 结语

总的说来，甲骨文字研究历经百年，成果斐然。既有对甲骨文字本体的研究，又有系统的理论探索。虽然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已经产生了巨大的飞跃，但是仍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有些问题尽管已经或正在讨论、研究，但是仍未取得一致意见，日后我们应力求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新的突破。

其一，加强工具书的编撰。甲骨文字资料丰富，迄今为止，虽然有不少这方面的工具书出版，然而这些工具书，有的材料罗列不全，研究者搜集起来比较困难，如关于甲骨文字形的材料就收集在数种不同的工具书中，各书可谓得失互见；有的甚或因出版年代久远，缺少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使用起来极其不便。所以，亟须加强工具书的编纂工作。

目前对甲骨文字形作出系统、专门性编撰的工具书只有《甲骨文编》《续甲骨文编》《新甲骨文编》《甲骨文字形表》《甲骨文字典》，等等，尚未见到甲骨文字形大全或甲骨文基本形体演变谱系方面的书籍，若能结合最新的考释成果和新出土的材料，不断补充、订正最新的甲骨文文字编，将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甲骨文字基本形体按字头进行穷尽性的整理，并将字形发展脉络排成谱系，同时描写并分析每种字形发展演变的过程，探索字形演变的规律，编写成一部《甲骨文字大全》或一部《甲骨文字形演变谱系》，甚或一部《甲骨文字汇编》，这将对甲骨文字及中国古文字，甚至与此相关的历史、社会、文化研究都会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其二，加大文字考释的力度。甲骨文中尚有一大批未能考释或意见分歧较大的文字，如“”、“”、“”、“”，等等，不胜枚举，极大地影响了甲骨文的通读和相关历史问题的考证。所以我们应参考金文、简帛、玺印、战国文字等材料，运用前辈古文字学家总结的古文字考释方法，结合古文字形体构造的演变规律，利用新出的古文字材料，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力求使未经释读的甲骨文字早日得到释读，使释读有误的甲骨文字得到订正。

同时，按照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释》的编写体例，不断补充新考释的甲骨文字成果。编写甲骨文字考释的发明史，梳理每个字的考释脉络，确定每个字的正确考释者和考释时间，总结正确考释所使用的方法。

其三，深化甲骨文等古文字字形的理论探索。目前虽然有按“六书”“三书”理论对甲骨文等古文字形体进行理论分析的成果，也有按构形、构件、字素等理论对甲骨文等古文字进行分析的理论探索，但是从书写风格和形体演变规律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甲骨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书写风格和形体演变特征，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甲骨文等古文字的自身风格对每一时期的书写特征进行细致的描绘，并参照古文字形体演变的规律，对其字形构造和繁简异同等现象作系统总结，把握甲骨文等古文字的自身演变规律。此外，还要不断加强不同组别、不同刻手所用字形的比较研究，最终探明每一组别或每一时期文字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更好地掌握文字的发展演变规律。所以，我们应从书写和文字构形等方面入手，全面归纳、总结出甲骨文字形体的演变规律和方式。

另外，日后研究，还应加强语音在文字构形演变中的枢纽作用，从声音的角度去探索甲骨文构形演变的规律，重视声音在文字孳生与分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汉字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很多形体上的变化都受到了语音的影响。一个形体以声音为枢纽，可以分化出一个或几个形体，这种分化有时只有音的联系而无义的联系，因此，只有正确地认识这种分化，才能对文字形体的发展演变取得科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