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日本科举试策文学的研究价值

（一）科举制的东渐及其历史意义

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科举考试制度是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得以长期贯彻的最主要手段之一。科举选士制度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作为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科举制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从隋朝大业元年（605）设立进士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止，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走过了1300年的历史。科举制不仅仅在中国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还曾东传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对汉文化在东亚国家的传播及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科举制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胡适曾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看重”，“是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1]。

科举制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除了表现在制度层面，即对世界文官考试制度的确立产生重要影响外，其对于中国古代的主流价值观念——儒家思想在中国乃至在整个东亚文化圈内的传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鉴于此，学者们对科举制的关注由来已久，对科举文化的研究成果亦不断问世。20世纪90年代，“科举学”被作为专门学问正式提出，该学科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乃至形成专门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会议[2]，其影响和规模越来越大，逐渐成了国内科举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研讨会除了对1300年中国科举史的功过得失进行探讨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本土以外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并且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随着东亚科举制与科举学一体化学术研究的展开，东亚“科举文化圈”概念呼之欲出，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试律与试策研究在科举制与科举学的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试律”，亦称试诗赋、省试诗等，所谓“省试”，是指由尚书省主持的针对乡贡生和国子监、州县学等学校考生的科举考试。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前，省试由尚书省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以后则改归尚书省礼部，通常由礼部侍郎负责。省试诗即指在上述场合下产生的诗作。与“试律”相对的便是“试策”。“策”是朝廷用于选贤举能的政论文体。古代皇帝或有司选拔人才、考问士子，将所问内容写于“简策”，应选人解答，这一问一答，通称为“策”。而提问之策称为“策问”，对问之策称为“对策”。古代以策问考试，始于汉文帝，而后世得以沿袭下来。徐师曾《文体明辨》：“夫策士之制，始于汉文，晁错所对，蔚为举首。自是而后，天子往往临轩策士，而有司亦以策举人，其制至今用之。”

对唐代的试律与试策研究和认识上，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在唐代的科举考试中自始至终都是“以诗取士”，很多的研究似乎也都是以此为出发点，但考察唐代的科举制度，实际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其考试内容不仅不限于诗赋，甚至诗赋从来都没有成为科举考试的稳定试项。对此，陈飞有如下论述，“在唐代科举考试诸试项中，试策才是最重要的试项……有很多科目，在很多时候试策甚至是唯一的试项”，“与其说唐代科举是‘以诗取士’，倒不如说是‘以策取士’更符合实际情况”[3]。陈飞的研究对于纠正学界长期以来在唐代科举试律与试策关系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具有积极意义。

前面已经提到，科举制确立后，曾一度“出口”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为汉文化在这些国家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关于科举制传入朝鲜、越南的情况，学界目前的研究颇为细致，而对于东亚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日本科举制度的关注严重不足。不少学者曾长期认为日本没有实施过科举考试，甚至不少日本学者的看法亦与此相同，把科举和宦官、缠足同视为中国的“三大奇术”，而认为日本没有引入这一制度。然而，随着近年来对东亚科举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对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相关科举资料的发掘整理，学界终于在日本曾短暂实施过科举制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

日本曾实施科举考试的史实再一次印证了中日文化交流的特殊性。关于中日文化交流，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有精辟的论述：“在将近两千年的日中交流关系当中，中国的影响在古代是压倒性的，那以后就一直强劲地波及日本。进入近代以后，虽然从日本到中国的影响有一些回流。但是中国对日本压倒性的文化影响，从文字、从建筑、从法律、从城市规划，在一切方面，都进入到非常深的层次。而这又是不带军事占领的。这样的例子恐怕是再没有的。”[4]他还举出罗马帝国来与中华帝国对照，指出古代罗马在征服整个欧洲的时候，就实行了军事占领，甚至连英国也是。由于罗马帝国统治了英国，当然文化上的强大影响也就进来了。就从语言上看，拉丁语进入了英语。然而，中国对于日本，并没有军事占领的企图。[5]在整个中日古典型文化交流阶段，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压倒性影响的直接后果就是造就了一种文化的繁荣发展在另一种文化中得到如此多的体现和保存，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而随着律令制度的实施而在日本得以确立的科举选士制度，也是这种文化交流的最重要体现之一，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这一点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日本古代试策文学的研究价值

日本在建立律令制国家的过程中，模仿唐制建立了科举取士制度。日本科举在考试科目、考试试项等方面虽大多取法唐制，但又与唐制不完全相同。日本科举与唐制一样，在各科考试试项中均有“试策”一项，甚至有的科目（如秀才）中试策还是唯一的试项。如前所述，试策包括“策问”和“对策”，关于日本贡举试策文，《本朝文粹》“文体解说”有如下论述：

对册，指由大学寮举行的最高课程考试——文章得业生试时所使用的文体，包括“问题文”和“答案文”。“册”一般写作“策”，并且“问题文”一般称作“策问”，“答案文”一般称作“对策”……《文心雕龙》“议对”有“对策为应诏陈政，射策为探事献说”的记载。是就有关政治议题发表意见并上奏的“议”的变体。……策问文一般较短，重点在于发表议论的对策文。……对策文对“文理”、表现性和逻辑性有较高要求。对策文在根据策问文主旨按照古典文理展开议论的同时，行文上多用典故并严格按照隔句对的四、六骈体文形式。《经国集》中所收对策文多为奈良时期的作品。[6]

从上面的引文不难看出，首先，日本古代科举对策源自中国，开始有“对策、射策”等形式。其次，策文是一种应用文体，包括“策问文”和“对策文”，重点在陈述意见的对策文。因此，除了需要特别指明是“策问文”和“对策文”，本书为了叙述方便，统一称为对策文。最后，对策文在行文上多用典故，并严格按照隔句对的四、六骈体文形式。

本书所要研究的内容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日本科举考试的试策，它与具体的“以策取士”的制度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包含日本的试策制度的内容；一是作为贡举考试“文体”的试策，它与谋士“献策”、文人“著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本书主要研究日本科举试策制度和试策文体等相关问题。

日本古代对策文作为一种应用考试文体，其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对研究日本的科举制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奈良时代的对策文文献主要收录在《经国集》卷二十“策下”，计二十六篇。其中散位寮大属正八位上大日奉首名百倭（百济君倭）麻吕的对策时间最早，为庆云四年（707）九月八日。由于《经国集》卷十九“策上”的散佚，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奈良时代对策文的全貌，但“策下”的二十六篇对策多为进士科时务策，而收录在《本朝文粹》《本朝续文粹》中的平安时代的对策文则几乎全为秀才科方略策。这些对策文文献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日本科举在考试科目上的变迁情况。当然，这仅仅是对策文文献在日本科举制研究中的一个例子。日本史学家岸俊男氏曾感叹：虽然对策文对研究日本贡举制度史是如此重要，但是他却常常因找不到可供参考的注释完整的对策文资料而苦恼。[7]可见，对策文在日本科举史研究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加强对策文的基础整理研究对历史学家来说也同样重要。可以说，对策文是研究日本贡举制不可或缺的，有时甚至是独一无二的资料。

第二，对研究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些策问和对策往往触及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记录了当时一些真实的社会状况。比如收录于《经国集》卷二十卷首的对策文为骏河介正六位上纪朝臣真象的“治御新罗”对策文，通过该对策文，我们可以了解当时日本与朝鲜半岛的交通情况。无独有偶，现存敦煌写本知识类蒙书《兔园策府》残卷卷一中也收录了一篇“征东夷”对策文。我们除了可以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对“治御新罗”和“征东夷”进行比较研究外，这两篇对策文同时也为分析当时中日韩三国国际交通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另外，收录于《本朝文粹》中的“辨散乐”和《本朝续文粹》中的“详和歌”等对策文有别于一般科举试策文，被认为是“仿作”或者“拟作”对策文。前者为了解平安时代的散乐（猿乐）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后者则以对策的方式阐述了“和歌”这一日本韵文文体的创作理论问题，对了解日本和歌艺术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对策文为我们了解当时日本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第三，对研究中国经学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日本现存的对策文文献可以为我们的经学史研究提供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日本奈良时代的策问多就经典记载中的相互矛盾之处发问，如《经国集》卷二十所载主金兰对策文的策问文：“孝以事亲，忠以奉国。既非贤圣，孰能兼此。必不获已，何后何先？”另一篇下毛虫麻吕对策的策问文：“明主立法，杀人者处死；先王制礼，父仇不同天。因礼复仇，既违国宪；守法忍怨，爰失子道。失子道者不孝，违国宪者不臣。惟法惟礼，何用何舍？臣子之道，两济得无？”这两篇策问文把经典中的“孝以事亲”与“忠以奉国”的矛盾设为论题。其实，我国唐代的科举试策中亦有把类似“全归以为孝”和“杀身以成仁”等命题作为试策题目的对策文（如《文苑英华》卷四七五权德舆《策进士问五道》之第二道）。在我国唐代试策以外的文章中“全归以为孝”和“杀身以成仁”的问题也常被论及（《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九《田布赠右仆射制》：朕闻古之臣子有忍死效节为忠者，有不伤发肤全归为孝者）。后来，宋代理学家对这一类问题也持续关注。可见中国经典中的这种以相互悖论命题为论题的做法亦为日本科举试策所吸收，这也是后来宋代经学研究中的常见命题。

第四，可用于考察中国文献中的故事、典故。文体以隔句对的四、六骈体文为主。日本现存对策文文献，无论是《经国集》所收时务策还是《本朝文粹》《本朝续文粹》所收方略策，均具有辞藻华丽、多用典故的特点。除了通过对策取得叙位、走上仕途之外，日本科举区别于唐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在文学方面的作用，可以说，日本科举试策，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官吏，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寻找文人，换句话说，日本科举的意义首先不在政治史而在文学史。日本对策文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日本文章史和文体学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