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外学者试策文学研究现状及倾向

（一）国内研究现状

第一，关于中日科举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台湾学者高明士的著作《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版）、《隋唐贡举制度》（第七章“隋唐贡举制度对日本的影响”，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和论文《日本没有实施过科举吗》（《玄奘人文学报》2004年第3期）等研究成果为代表。近年大陆学者如萧瑞峰《日本有没有实施过科举制度——读日本汉诗献疑》（《文史知识》1995年第7期），刘乃亮《也谈日本的科举制度》（《石油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吴光辉《日本科举制的兴亡》（《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科举考试与日本》（《东南学术》2005年第4期）等论文对中日科举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

第二，关于科举与文学的研究。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和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都从不同侧面探讨了科举与文学的关系问题。程千帆是第一位通过研究行卷而将科举与文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他肯定了唐代进士科举对于文学发展的有利影响。其结论为：“进士科举，则又是唐代科举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8]傅璇琮将考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整个唐代科举，在充分尊重程千帆结论的基础上，对唐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论断：“人们往往有一个误解，以为进士既称文学之科，那就是试诗赋，于是就促进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实际情况恐怕倒是相反。在唐初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进士考试与诗赋是无关的。”[9]对于进士科试诗赋对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傅璇琮指出：“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的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余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应当说，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而且，如果我们再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诗赋，还对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消极的作用。”[10]

第三，对于唐代科举试策问题考述最为精当的首推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中华书局2002年版）。该书对唐代科举考试各科科目和考试试项等进行了详尽的考证、梳理，纠正了传统“以诗赋取士”的固有观念。陈飞认为，在唐代科举制度中，试策是唯一的一直被采用的科目。陈飞在同书中介绍了当今唐代试策文学研究的情况：“关于唐代科举制度的各种研究中，试策似乎已被‘遗忘’，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里，并没有唐策的位置；学术界对唐策的专题性研究，也近于空白！”[11]陈飞通过对唐代科举史料的梳理，指出试策在唐代科举各时期、各科目中不仅不可或缺，而且还是所有试项中最为重要的试项，甚至是唯一的试项。《科举文体研究》（汪小洋、孔庆茂共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是第一本专门研究科举文体的著作。他们给唐代试策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唐代的试策大多紧扣社会现实，策语直接大胆，直抒胸臆，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性与批判精神。”不过，《科举文体研究》这本书就整体而言，对唐代试策文体的考察只占据了一小部分。在此之前，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对“策”也有介绍。吴承学也曾论述过对策文（《策问与对——对一种考试文体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四川大学中文系《新国学》1999年第1期），不过这些大都是跨时代的综合性研究。在唐代对策文研究领域，陈飞考察了对策文的形式以及表达体式，发表了以下两篇论文：《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以制举策文为例》（《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唐代试策的表达体式——策问部分考察》（《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

第四，王晓平论文《日本奈良时代对策文与唐代试策文学研究》首次把奈良时代的对策文与唐代试策文学纳入研究视野，从文学、文化交流的角度对二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考察，但论文没有把平安时代的对策文纳入考察范围之内。

（二）日本学者研究现状

第一，文献的初步辑录、整理。《日本古典全集》第一回和《日本文学大系》第二十四卷，收录了《经国集》卷二十“对策文”。作为奈良时代对策文文献的仅有录本，二者在对策文研究中的文献学价值不言而喻，但是，两书又存在不同程度的误植、错简，需要进一步进行详细的校注、整理。平安时代的对策文文献保存较好，但诸如收录在岩波书店《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朝文粹》中的对策文，也没有进行彻底的校注。

第二，小岛宪之的《上代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出典論を中心とする比較文学的考察》（塙书房1965年版）、《国風暗黒時代の文学（上）》（塙书房1968年版）以及《国風暗黒時代の文学補篇》（塙书房2003年版）不啻为日本对策文研究的嚆矢之作。这些著作均辟专节对奈良时代的部分对策文进行了出典论意义上的考察，指出奈良时代对策文“无韵骈俪文体”的文体特征。日本古典文学大系27《本朝文粹》（岩波书店1992年版）里收录了平安时代对策文的文体解说部分，不过仍然不够详细、全面。

第三，近来，日本发表了三篇平安时期对策文研究论文：《対策考——策判と菅原道真》（《早稻田大学大学院研究科纪要》别册，2001年版）、《逸脱する対策文——〈本朝文粋·散楽策の再検討〉》（《古代中世文学论考》第7集，2002年版）和《平安時代の策問と対策文》（《こころのかたち——东西文献资料に見られる心性の表象》，庆应大学出版会2005年版）。这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平安时代对策文的文体和格式。另外，伊泽美绪的论文《中日策文比较研究——唐与日本奈良·平安时代》运用统计学的方法，通过对中日两国现存对策文文献的调查、统计，指出日本对策文在接受唐策影响的同时，也进行了某些方面的创新，是首次把中日对策文纳入考察视野的日本学者。

据此，中日两国的研究现状的倾向大致如下：第一，日本学者表现出擅考据，重出典研究的学风，在对策文研究上取得了初步成果。鉴于对策文研究属于尚待开拓的领域，这些基础研究显得弥足珍贵。第二，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科举试策制度的考述方面，对试策文学本身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而在东亚“汉字文化圈”视域内从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角度对中日试策制度、试策文学进行综合比较研究仍然是中日学术界的空白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