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东丹国民的南迁及东丹国的终结

一 东丹国南迁的原因

辽朝为什么要建立东丹国？学者们对此至少有三种解释：一是建立东丹国这种“国中之国”的统治方式，与辽初契丹仍然实行原有的部落联盟体制是分不开的，东丹国就是“直接从部落联盟的方式中派生出来的”;[22]二是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巩固和加强对原渤海地区的统治，以便更好地剥削和压迫渤海遗民，掠夺其财富；三是建立东丹国，外放耶律倍，是为了缓和契丹集团内部对皇位继承权的斗争。[23]以上三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

辽朝为什么要将东丹国的国民举国南迁？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东丹建立后，其国民连续不断的激烈反抗，使辽朝统治者意识到真正彻底征服渤海遗民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形势并不乐观。要想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就必须从根本上加强对东丹国民的控制。第二，东丹国与辽上京距离遥远，独特的地理位置，很容易与辽朝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实行大规模的迁徙，迫使东丹贵族离开原居地，就会“财势俱失”，削弱他们的反抗能力。第三，辽太宗对皇兄耶律倍心存猜疑，很担心东丹国由于距离遥远而难以控制。将东丹国都城迁至辽阳，同时将其国民南迁，置于契丹政权的直接监视和控制之下，有利于巩固他的帝位。当年辽太祖班师前与东丹王分别时曾对他说：“此地濒海，非可久居，留汝抚治，以见朕爱民之心。”[24]这番话可谓言不由衷，虽然强调了太祖对东丹国的重视及耶律倍的信任，同时也暗示了他对统治渤海遗民的担忧。述律太后废长立幼，造成了耶律倍亲兄弟之间的隔阂和猜忌，太宗担心耶律倍一旦回到东丹，势力做大，会形成尾大不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局面。这正如耶律羽之给辽太宗的上表中所说：“今去上京辽邈，即不为用，又不能戍，果何为哉！”可谓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

东丹国建立后，渤海遗民发动了一系列的反抗活动，叛乱兵变，此起彼伏。“渤海既平，改东丹国。倾之，已降郡县复叛，盗贼蜂起。”[25]如天显元年（926）三月，安边、鄚颉、定理三府叛，遣皇弟安端率兵讨平之，诛安边府叛帅二人；长岭府叛，命左仆射韩延徽、夷离毕康默记等领兵讨之；五月，南海、定理二府复叛，皇子天下兵马大元帅尧骨领兵讨之，六月，两府平；七月，铁州刺史卫钧反，尧骨攻拔铁州。《辽陈万墓志》记，墓主陈万年四十五，“从皇帝东□渤海，当年收下。”年四十七，“又从嗣圣皇帝伐神、欢二州，当年又下。”[26]所谓神、欢二州，是指渤海的神州和桓州，“欢”为桓字之误。神州治所在今吉林省临江市，桓州在今吉林集安市。陈万死于辽应历五年（954），寿七十七。从时间上推算，稍有微误，但他当年追随辽太宗镇压渤海遗民反叛，应该是事实；八月，韩延徽、康默记等攻占长岭府。[27]渤海王弟（史轶其名）率众反攻夫余城，不克，保众而退。与此同时，国舅萧阿古只与康默记又大破来自西京鸭渌府的叛军七千余众，攻拔回跋城（在今吉林省辉南县境内）。至此，东丹国在渤海故地的统治才算基本稳定了下来。与此同时，辽太祖将渤海末王大諲譔及其家属押回辽上京，在上京之西筑城以处之。赐大諲譔名乌鲁古，其妃名阿里只。乌鲁古、阿里只是辽太祖和皇后述律平接受渤海国王受降仪式时所乘坐骑之名，特用来赐大諲譔夫妇，是一种带有侮辱性赐名。

七月，辽太祖从东丹国班师，在回军途中死于扶余府。人皇王在东丹，得知太祖驾崩的消息，立即回上京奔丧。由于应天太后述律平不喜欢耶律倍，所以身为皇太子的耶律倍没能继承契丹国皇位，而是由他的弟弟耶律德光登基做了皇帝，史称辽太宗。“太祖讣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谓公卿曰：‘大元帅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属，宜主社稷。’乃与群臣请于太后而让位焉。”[28]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对述律太后废长立幼的做法，当时皇室内部就有人坚决反对，但遭到了残酷镇压，如耶律安抟之父迭里就是一位代表人物。迭里祖岩木古，系辽太祖的亲伯父。迭里父楚不鲁，为太祖从兄弟，迭里是太祖再从侄。迭里曾追随太祖南征北讨，屡立战功，为南院夷离堇。“太祖崩，淳钦皇后称制，欲以大元帅嗣位。迭里建言，帝位宜先嫡长。今东丹王赴朝，当立。由是忤旨。以党附东丹王，诏下狱，讯鞫，加以炮烙。不伏，杀之，籍其家。”[29]由此可见，关于皇位继承问题宗室内部斗争的残酷性。耶律德光即位后，耶律倍身处被怀疑的地位，一直留在上京，而没有回到东丹国。史书对这件事的记载讳莫如深，但从表面现象分析，当时耶律倍之所以没能回到东丹，很可能不是他个人的本意，实际上是被太宗一直软禁在上京，而不允许他回东丹国。

在渤海遗民反叛被镇压后，许多渤海旧贵族及其他东丹国民先后南逃，亡命高丽。在大规模南迁之前，东丹国民南逃朝鲜半岛者至少有如下几批：大光显，渤海末王大諲譔世子，契丹军队灭其国，大光显及将军申德等率其余众数万户，先后奔高丽。高丽王待之甚厚，赐姓名王继，附高丽王室宗籍，其余僚佐亦封赏有差。光显子大道秀，孙金就，后来皆在高丽政权中任大将。高模翰，渤海政权灭亡后南投高丽，高丽王妻以女，后因罪亡归，仕契丹。东丹国僧人载雄，于甘露二年随工部卿吴兴等南奔高丽，同行者60人。金神，甘露二年（927），率东丹国民60户投高丽。大儒范，渤海王族成员，甘露二年（927）率众奔高丽；隐继宗，东丹国民，甘露二年九月率众投高丽。洪见，东丹国民，甘露三年（928），以船20艘载人口、用具奔高丽。正近，东丹国民，甘露三年率众300余人奔高丽。大批国民的外逃造成了新政权统治的不稳定。

东丹国偏居东北一隅，辽朝在那里大批驻军并不现实，无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又很难真正控制渤海遗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耶律羽之上章辽廷，请求迁徙渤海遗民，辽太宗准其奏，遂有东丹举国南迁之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