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萧妃和安端主政时期的东丹国

耶律倍亡命中原，大出辽太宗的意料之外，当他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极为震惊。为了安抚人心，稳定东丹国的局势，辽太宗于甘露六年（931）正月起驾亲自赶往当时的东丹国都南京（辽阳）。耶律倍出逃，只带走了宠妃高美人（耶律道隐之母），而将正妻萧氏留在故都。当年三月，太宗抵南京，“人皇王倍妃率其国僚属来见”。夏四月，“置中台省于南京”[37]。其实，所谓“置中台省于南京”并不是在辽阳新置中台省，而是对耶律倍逃亡后的东丹国中台省进行一次重新调整。因为早在甘露元年（926）东丹国初建之时即置有中台省。《辽史·百官志一》:“大东丹国中台省，太祖天显元年置。”《耶律羽之墓志》也记：“比及大圣大明升天皇帝收伏渤海，革号东丹，乃授公中台省右平章事，虽居四辅之末班，独承一人之顾命。”就在这次皇帝对东丹国的最高统治机构进行调整之际，遂决定由耶律倍之妻萧氏接替其丈夫之职，主东丹国政。虽然无东丹国王之名，但实质上履行的是国王职责。一切安排妥当，辽太宗于当年五月返回上京。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专制制度体制导致政治和权力的争斗十分残酷，往往会因此而酿成骨肉相残的历史悲剧。但如果矛盾得到缓解和彻底解决，许多人性化的东西就又会自然回归，这在辽太宗身上也有所体现。甘露七年（932），后唐遣使聘于契丹，辽太宗亲自写信，让唐使转交耶律倍，以示问候。甘露八年（933）十一月，太祖之母太皇太后崩，辽太宗特地遣使后唐，向唐政府报哀，同时写信给耶律倍，向他报告祖母去世的消息。在此期间，耶律觌烈、耶律羽之兄弟也曾先后派人致信于身在异国的人皇王。甘露十年（935）十一月，辽太宗因皇后病逝而至弘福寺饭僧。“见观音画像，乃大圣皇帝、应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顾左右曰：‘昔与父母兄弟聚观于此，岁时未几，今我独来。’悲叹不已。乃自制文题于壁，以极追感之意，读者悲之。”[38]

耶律倍虽然出逃外国，但身在异乡的他眷恋故国之情仍难以释怀。自从逃到中原之后，不断地派人送信回来问候母亲和弟弟，信使往来，不绝于路。甘露九年（934）四月，“唐李从珂弑其主自立，人皇王倍自唐上书请讨”[39]。可见他骨子里还是忠于大契丹国的。甘露十一年（936）闰十一月，耶律倍在洛阳被后唐末帝李从珂所杀，终年38岁。

萧妃主政东丹国期间，耶律羽之的侄子牒蜡（觌烈长子）曾出任东丹国右大相，萧妃在耶律羽之叔侄的辅佐下，把东丹国治理得较有条理，局势稳定。会同元年（938）四月，辽太宗又亲自到南京辽阳视察。七月，改辽阳为东京。会同三年（940）正月，萧妃特地到上京朝见辽太宗。六月，“乙未朔，东京宰相耶律羽之言渤海相大素贤不法，诏僚佐部民举有才德者代之”[40]。大素贤，《辽史·耶律羽之传》记为“左次相渤海苏”。七月，辽太宗猎于猾底烈山。“丙子，从皇太后视人皇王妃疾。戊寅，人皇王妃萧氏薨。丙戌，徙人皇王行宫于其妃薨所。”[41]从以上记载来看，萧氏当时应该是随太宗和太后在猾底烈山行猎，逝于猎所，猾底烈山附近还有东丹王的行宫。萧氏执政东丹国前后共10年，有功于国家，故死后辽太宗命东丹国的官民为其服孝举哀。

萧妃死后，名义上由耶律倍的长子兀欲（耶律阮）主东丹之政。兀欲后随辽太宗南下灭晋，太宗在回军途中崩于滦城，前线将士拥立兀欲为皇帝，是为辽世宗。世宗天禄元年（947）,“追谥皇考曰让国皇帝，以安端主东丹国，封明王”[42]。天禄二年（948）十月，中台省右大相牒蜡调至燕京，为南京留守，封燕王。明王安端是太祖的同母幼弟，是世宗叔祖，其子察割天禄五年（951）七月在详古山行宫发动叛乱，弑世宗及太后、皇后。叛乱被平定后，察割等伏诛，太宗子寿安王述律即帝位，史称辽穆宗。察割弑逆，株连其父，穆宗赦安端通谋之罪，将其“放归田里”[43]。安端之后，东丹国再也没有立过国王。应历二年（952）十二月，明王安端薨逝。

安端被废后，见于记载的东丹国中台省宰相有；应历初，以东京渤海贵族高模翰为中台省右大相；景宗保宁五年（973）,“以保大军节度使耶律斜里底为中台省左相”[44]。乾亨四年（982）十二月，“省置中台省官”[45]。金毓黻先生认为，乾亨四年辽省置中台省官，即宣布东丹国的终结。但《耶律元宁墓志》记载，耶律羽之子甘露，契丹名迪烈，为“东京中台省右相。”元宁子《耶律道清墓志》亦记其祖父迪烈为“竭节功臣、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傅、东京中台省右相”[46]。元宁死于圣宗统和三十年（1012），其父任东京中台省右相的时间应在乾亨四年之后。这至少说明圣宗统和年间东京仍置有中台省。但东京中台省与东丹国的中台省是不是一个机构，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本书暂取金氏之说，把东丹国号终结的时间定在乾亨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