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瑀传
阮瑀，字元瑜，陈留尉氏人（今河南省尉氏县）。
《三国志》本传：“陈留阮瑀字元瑜……少受学于蔡邕。”
《晋书·阮籍传》：“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据《后汉书·郡国志》，陈留尉氏属兖州，其地在今河南省尉氏县。阮瑀家室不详，然而在史料中可见一些间接记载。如《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咸）、步兵（籍）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若此条材料有据，那么，因阮瑀是阮籍的父亲，则可大致推断阮瑀属于家境贫苦之列。又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诸阮前世皆儒学，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弃事，好酒而贫。”此处以为阮瑀、阮籍之家境比阮瑀之孙阮咸稍为优裕。另一方面，陈留阮氏应该是一个受儒学精神深刻影响的士族家族，而阮瑀受到儒学的陶养尤为深刻。阮瑀就学蔡邕时蔡邕叹瑀为“童子奇才，朗朗无双”，这表面上看蔡邕品评的是阮瑀的容止，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则赞赏了阮瑀的清丽品行。事实证明蔡邕有着出众的识人才能，在曹操初次征召阮瑀时，阮瑀曾学伯夷、叔齐逃入深山。这些行为皆可看出阮瑀虽在曹方，而心里却是与曹氏家族保持着很大距离的。综合阮瑀以上的行为特点来看，他应该出身于一个清流之家。
阮瑀生年无考。然据《后汉书·蔡邕传》，光和元年蔡邕获罪徙朔方，赦还，旋被诬告谤讪朝廷，遂又亡命江海，积十二年，于中平六年方应董卓之辟，为祭酒；未久复遇丧乱，初平三年死于狱中。自光和元年至初平三年，邕自顾奔命于不暇，量无收受门徒之事。是阮瑀之就蔡邕学，当在光和元年之前。今推其极，假设在光和元年，时阮瑀又不小于十岁，则其生年当不晚于建宁二年。又本传云：“瑀以（建安）十七年卒。”瑀卒未久，曹丕作有《寡妇赋》。其序有云：“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由“早亡”知阮瑀以盛年谢世，卒时年岁盖不超过五十，推其生年当不早于延熹六年。
阮瑀少时受学于蔡邕，受到蔡邕称叹。
《三国志》本传记载：“陈留阮瑀字元瑜……少受学于蔡邕。”侯康《三国志补注续》：“《太平御览》三百八十五引《文士传》曰：阮瑀少有隽才，应机捷丽，就蔡邕学，叹曰：童子奇才，朗朗无双。”所谓“少”，说明其时阮瑀年龄应不超过十五岁。又《文选》卷四十二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李善注引《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群于俗。”“宏才”以下两句，今不见于《魏志》。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阮瑀师蔡邕卒于狱中，瑀为其立庙。
《后汉书·蔡邕传》：“及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亡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
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日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也，制作，国之典也；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搢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间皆画象而颂焉。”考《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初平）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卓将吕布共谋诛卓……遂杀卓，夷三族。”可知蔡邕去世当在四月以后。明嘉靖《尉氏县志》卷四：“蔡相公庙在县西四十里燕子陂，其断碑上截犹存，云：‘蔡邕赴洛，其徒阮瑀等饯之以此，缱绻不能别者累日。邕即殁，复相与追慕之，立庙焉。’”不知此碑作于何时，存之待考。
初，阮瑀辞曹洪辟。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年），为曹操司空军谋祭酒，作《谢曹公笺》，后徙仓曹掾属。
《三国志》本传：“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裴松之注：“鱼氏《典略》、挚虞《文章志》并云瑀建安初辞疾避役，不为曹洪屈。”又《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九引《典略》：“瑀以才自护。曹洪闻其才，欲使报答书记，瑀不肯，榜笞瑀，瑀终不屈。”《王粲传》与《典略》、《文章志》记载“中”、“初”互异，然其于建安九年作曹操司空军谋祭酒，可知辞曹洪辟在此之前，且不可过早。
《三国志》本传：“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瑀终不为屈。太祖并以琳、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作也……为仓曹掾属。”裴注引《文士传》：“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延宾客，怒瑀，不与语，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抚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门开……’为曲既捷，声音殊妙，当时冠坐，太祖大悦。”裴松之对此评论道：“鱼氏《典略》，挚虞《文章志》并云，瑀建安初辞疾避役，不为曹洪屈；得太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之事也。又《典略》记载，太祖初征荆州，使瑀作书与刘备；及征马超，又使瑀作书与韩遂。此二书今具存。至长安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关耳。而张骘云，初得瑀时太祖在长安，此又乖戾。瑀以十七年卒，太祖十八年策为魏公，而云瑀歌舞辞称‘大魏应期运’，愈知其妄。又其辞云‘他人焉能乱’，了不成语，瑀之吐属必不如此。”此言甚辩。《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九引《典略》：“瑀以才自护。曹洪闻其才，欲使报答书记，瑀不肯，榜笞瑀，瑀终不屈。洪以语曹公。公知其无病，使人呼瑀。瑀终惶怖，诣门。公见之，谓曰：‘卿不肯为洪，且为我作之。’瑀曰：‘诺。’遂为记室。”今假定归操与陈琳同时。俞绍初因建安三年曹操初置军师祭酒官属，于是以为阮瑀召为司空军谋祭酒是在建安三年左右，证据不足。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十三载阮瑀《谢曹公笺》，其中有“一得披玄云，望白日，惟力是务，敢有二心”句，应是受辟之初的作品。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命阮瑀议立齐桓公祠。
《北堂书钞》卷六十九引《魏武褒赏令》：“别部司马请立齐桓公神堂，使记室阮瑀议之。”按《水经注·淄水注》：“《从征记》曰：水西有桓公冢……冢东山下女水原有桓公祠，侍其衡奏魏武王所立，曰：‘近日路次齐郊，瞻望桓公坟垄，在南山之阿，请为立祀（一作祠），为块然之主。’”此侍其衡盖即《褒赏令》所言之别部司马。俞绍初：“汉制，大将军营五部，部军司马一人，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出征时置，事讫而罢。是则侍其衡之请立齐桓公祠当随曹操大军出征，途次青州齐国之际。检《魏志·武帝纪》，曹操于建安中并无出征青州之记载，惟《邴原传》裴注引《原别传》云‘太祖北伐三郡单于，还往昌国’，昌国属青州齐国，在临菑西南约一百里，与齐桓公墓相近。盖曹操战败乌桓，由柳城还昌国，其别部司马道次临菑，有请立齐桓公祠事，乃命阮瑀议之，则瑀亦当随征乌桓。”可从。
建安十三年（208年），阮瑀代曹操作书与刘备。预赤壁之役，作《纪征赋》。
《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典略》载太祖初征荆州，使瑀作书与刘备；及征马超，又使瑀作书与韩遂。此二书，今具存。”《太平御览》卷六百引《金楼子》：“刘备叛走，曹操使阮瑀为书与刘备，马上立成。”由此可见阮瑀文思敏捷之特点。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四年……袁术自败于陈，稍困，袁谭自青州遣迎之……（曹）公遣刘备、朱灵要之……程昱、郭嘉闻公遣备，言于公曰：‘刘备不可纵。’公悔，追之不及。”可知刘备逃于曹操在建安四年。然据《典略》，瑀马上具草事在建安十六年西征韩遂时。萧绎所言皆与《典略》未合，不知其所本，姑录之以备考。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十三载瑀《与刘备书》仅存“披怀解带，投分寄意”八字，其余文字皆佚。
有关赤壁之役事，参见《曹操传笺证》建安十四年条。《阮瑀集》载《纪征赋》一篇，赋云：“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轨。希笃圣之崇纲兮，惟弘哲而为纪。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贤智其能使。五材陈而并序，静乱由乎干戈。惟蛮荆之作雠，将治兵而济河。遂临河而就济，瞻禹绩之茫茫。距疆泽以潜流，经昆仑之高冈。目幽蒙以广衍，遂沾濡而难量。”是阮瑀从征赤壁之役时所作，疑有佚文。
建安十五年（210年），阮瑀为曹操作书与孙权。同年，子阮籍生。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十三载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离绝以来，于今三年……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进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往年在谯，新造舟船，取足自载，以至九江，贵欲观湖漅之形，定江滨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战之计……若能内取子布，外击刘备，以效赤心，用复前好，则江表之任长以相付。”赤壁之役在建安十三年，若以十三年始计，则三年后即为建安十五年；若以十四年始计，三年后即为建安十六年。今暂定于本年。
是年阮籍生。《晋书·阮籍传》：“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三国志·魏书·阮瑀传》：“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裴松之注：“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有关阮籍生平创作，参见《阮籍传笺证》。
建安十六年（211年），阮瑀与诸文士随曹丕游南皮，并在邺中宴集，各有诗作。瑀《公宴诗》、《止欲赋》等作品皆作于此年。
关于南皮之游与邺中宴集事，参见《曹丕传笺证》建安十六年条。
阮瑀《公宴诗》、《止欲赋》载本集。
陶潜《闲情赋序》：“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何文焕注：“赋情始楚宋玉，汉司马相如、平子、伯喈继之为定静之辞。而魏则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玚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晋张华作《永怀赋》，此靖节所谓奕世继作，并因触类，感其词义者也。”
同年，阮瑀为曹操作书与韩遂，从征马超，途径伯夷墓，为文吊之，又与王粲各作《咏史诗》二首。
关于此年曹操西征马超事，参见《曹操传笺证》少时从军条。《三国志》本传裴松之注：“《典略》载太祖初征荆州，使瑀作书与刘备，及征马超，又使瑀作书与韩遂。此二书，今具存。”又注引《典略》云：“太祖尝使阮瑀作书与韩遂，时太祖适近出，瑀随从，因于马上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擥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此可与建安十三年阮瑀作书与刘备事对读，益见阮瑀文思之捷。《与韩遂书》今不传。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十三载瑀《吊伯夷》：“余以王事适彼洛师，瞻望首阳，敬吊伯夷。”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卷四：“《类聚》吊夷齐文有王粲、阮瑀、糜元三人……寻其文则元与王、阮从魏武西征马超、韩遂时作，建安十六年也。”三人所作，数王粲观点为独具，然在情感上，阮作则比粲作更加真率纯粹，此点可以从阮瑀的身世经历中见出。《三国志》本传裴注引《文士传》：“太祖雅闻瑀名，辟之，不应。连见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可见阮瑀与曹氏政权的关系在心理上并不相近，相反地，阮瑀一直仰慕着如伯夷、叔齐那样遁入深山，不合作于政治的隐逸生活，这样的心态与一直渴望被重用的王粲截然不同。如此看来，阮瑀《吊伯夷》一文实乃阮瑀内心世界的真率流露，因而显得纯粹感人。
《阮瑀集》另载有《咏史诗》二首，其一曰：“误哉秦穆公，身没从三良。忠臣不违命，随躯就死亡。低头窥圹户，仰视日月光。谁谓此可处，恩义不可忘。路人为流涕，黄鸟鸣高桑。”为咏三良殉葬秦穆公事；其二曰：“燕丹养勇士，荆轲为上宾。图擢尽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为咏荆轲赴秦刺秦王事。体裁与粲作略同，然而观其文学价值，则皆不如粲。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冬十月，军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人。十二月，自安定还，留夏侯渊屯长安。”瑀、粲二人盖因入秦之故地，有感于三良、荆轲事而同咏之。
建安十七年（212年），阮瑀卒，留其妻与子。曹丕、丁仪、王粲、曹植等有感阮妻孤苦，同作《寡妇赋》哀之。曹丕又作《寡妇诗》。
《三国志》本传：“瑀以十七年卒。”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十七年春正月，公还邺。”瑀是否卒于还邺途中不可考。
阮瑀卒后，留其妻，而其子阮籍刚刚三岁。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载曹丕《寡妇赋》：“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并作之。”可知曹丕、王粲皆有赋作。又曹丕《寡妇诗并序》：“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孤寡，为作此诗。”诗与赋当同时作。关于丁仪作《寡妇赋》事，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十六载丁廙妻《寡妇赋》，注曰：“《文选》注作丁仪妻，《初学记》作丁仪，无妻字。”又：“案寡妇者阮元瑜之妻，见魏文帝《寡妇赋序》，言命王粲等并作之。此篇盖亦当时应教者。”陆侃如以为关于作者的三说中，无论廙妻还是仪妻，均不如丁仪本人的可能性大，今从之。而关于曹植作《寡妇赋》或《寡妇诗》事，丁福保《全三国诗》卷二载植《寡妇诗》，而《全三国文》卷十三又有题为《寡妇赋》的作品，似为同篇，今并存之待考。
阮瑀工于章表，辞章典雅，且文思敏捷，多为世人所称，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是其明证。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阮瑀据案而制书……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此是评价其才思之敏捷；钟嵘《诗品·下》：“阮瑀……诗，并平典不失古体。”此是评价其文风之雅正。钟嵘将阮瑀列为下品，据现存阮瑀诗歌看来，其文学价值显然远不及子建、仲宣，钟氏之评，实为中肯。在文学语言方面，阮瑀亦颇有自己的特色。胡应麟在《诗薮》中评价阮瑀乐府《驾出北郭门行》为“毕露筋骨”；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阮掾为曹操遗书孙权，文辞英拔，见重魏朝。”又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亦言：“元瑜诗间有奇语，虽寥寥短章，坐想不恒。”古之论者所言，皆在阮瑀作诗为文之“奇拔”处。今考元瑜诗作，《咏史诗·其二》有“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句；《公宴诗》有“五味风雨集，杯酌若浮云”句；《苦雨》有“客行易感悴，我心摧已伤”句，皆特出有可观者，盖即论者之所指。
阮瑀另有一篇重要的论述作品《文质论》，文章主要论述质重于文的观点，强调内容的雅正要胜过形式的华美；应玚亦有同名论作一篇，论点与阮瑀相左，二者盖为相互辩驳所作，然皆不知写于何时。有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评曰：“（阮瑀）《文质论》，雅有劲思，若得优游述作，勒成一家，亦足与伟长《中论》翩翩上下。”颇有阮瑀流畅严谨的典型文风特色。
（徐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