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幹传
徐幹，字伟长，北海剧人（今山东昌乐县东）。生于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品性达雅清亮。
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五十五载阙名《中论序》：“世有雅达君子者，姓徐，名幹，字伟长，北海剧人也。其先业以清亮臧否为家，世济其美，不陨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厉疾，大命陨颓。”依此上推，当生于建宁四年。陆侃如认为徐幹于建安二十二年去世，《中论序》中二十三实系二十二之误，故改定生于建宁三年，不妥，详见后文“建安二十三年”条。从史料可以看出，徐幹乃高门出身，以清亮臧否为家，但徐幹的祖上传承，事迹已不可考知，只知其七世祖为徐业，事迹亦不可考。有关徐幹出生地望，参考《后汉书·郡国志》，北海剧县属青州，其地在今山东昌乐县东。
少时勤勉寡欲。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徐幹已诵文数十万言，始读五经。未及弱冠，已阅览群籍，能下笔成章，有感世俗昏乱，遂闭门读书。
《中论序》：“君（幹）含元休清明之气，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则乐诵九德之文；通耳而识，则教不再告。未志乎学，盖已诵文数十万言矣。年十四，始读五经，发愤忘食，下帷专思，以夜继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学五经悉载于口。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翰成文矣。”徐幹十四岁即为是年。其少时诵文读经，有着扎实的儒家经典功底，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思想状态。晚年徐幹著《中论》，援引儒家经典甚多，处处可以见出他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与全面把握，曹丕说他“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与吴质书》），是皆得益于少时刻苦的读书经历。
《中论序》：“（幹）未及弱冠，学五经悉载于口，博览传记，言则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时灵帝之末年也。国典隳废，冠族子弟结党权门，交援求名，竞相尚爵号。君病俗迷昏，遂闭户自守，不与之群，以六籍自娱而已。”颇可见出徐幹淡泊清雅之性。弱冠之前之事，不详确切年月。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作乱，徐幹避乱海表。后复归临菑，幽居隐迹。
《中论序》：“于时董卓作乱，幼主西迁，奸雄满野，天下无主。圣人之道息，邪伪之事兴，营利之士得誉，守道之贤不彰，故令君誉闻不振于华夏，玉帛安车不至于门。考其德行文艺，实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岂不惜哉！君避地海表。”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初平元年二月事：“（董）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徐幹诗》代叙幹之生平云：“伊昔家临菑，提携弄齐瑟。置酒饮胶东，淹留憩高密。”胶东、高密皆近海之地，《中论序》所谓“海表”盖指此。盖徐幹旧居临菑，后战乱迭起，临菑危急，故避之海表。又《中论序》：“君避地海表，自归旧都。州郡牧守礼命，踧踖连武，欲致之。君以为纵横之世，乃先圣之所厄困也，岂况吾徒哉？有议孟轲不度其量，拟圣行道，传食诸侯；深美颜渊、荀卿之行，故绝迹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发疾疚，潜伏延年。”旧都，盖指青州治所临菑。幹自海表还旧都，年月不详。此处与上“中平六年”条皆可见徐幹不流世俗、一心向学的清亮之气，在东汉末年的动乱年代尤为可贵。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徐幹应命归曹操，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
《三国志》本传：“幹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裴注引《先贤行状》：“幹清玄体道，六行情备，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年月无考。
陆侃如认为徐幹归曹进官皆在建安九年。他的理由是：现可考陈琳于建安九年归曹，为司空军谋祭酒。《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秋七月，（袁）尚还救邺……公逆击破走之，遂围其营，未合。尚惧，故豫州刺史阴夔及陈琳乞降。公不许，为围益急。”又《三国志·魏书·陈琳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谢罪，太祖爱其才而不咎……太祖并以琳……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所作也。琳徙门下督。”另有阮瑀、路粹建安九年亦为司空军谋祭酒。《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太祖并以……瑀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瑀所作也……为仓曹掾属。”又《后汉书·孔融传》注及《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注引《典略》：“（粹）后为军谋祭酒，与陈琳、阮瑀等典记室。”路粹为军谋祭酒虽年月无考，但可以推测与陈琳、阮瑀大体同时。陆侃如由是推测徐幹亦于此时进官军谋祭酒掾属。证据不足，不妥。
考《中论序》有“（幹）以发疾疚，潜伏延年。会上公拨乱，王路始辟，遂力疾应命，从戍征行”句。上公即指曹操，而“拨乱”在俞绍初看来应指曹操入青州一事，可从。《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裴注引《原别传》：“太祖北伐三郡单于，还往昌国。”太祖在此年北征乌桓，《别传》所言正为此事。又考昌国属青州齐国，在临菑西南约一百里，而可知《中论序》中所言“上公拨乱”，即指曹操北征乌桓后经青州事。徐幹亦在此时由青州归曹。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盖在归曹之后。
建安十三年（208年），徐幹从征刘表。预赤壁之役，作《序征赋》。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武帝纪》又载：“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憙救合肥。权闻憙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十三载幹《序征赋》：“余因兹以从迈兮，聊畅目乎所经……沿江浦以左转，涉云梦之无陂……揽循环其万艘，亘千里之长湄。行兼时而易节，迄玄气之消微……乃振旅以复踪，溯朔风而北归。”按《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引王粲《英雄记》有“曹公赤壁之败，至云梦大泽”之语，赋之所叙当为此时事。且从赤壁之败在是年冬末的时令来看，与《序征赋》中所言时令亦合。此赋记叙南征赤壁的曹军动态，大体记叙了此次征讨由出发到北归的全过程。
建安十六年（211年），徐幹为曹丕五官将文学，预邺中游宴。刘桢被刑，幹作《答刘桢诗》一首。后从征马超，作《西征赋》。
《三国志》本传：“幹为……五官将文学。”考曹丕本年为五官中郎将，《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故系于此。
有关邺中游宴事，《三国志·魏书·王粲传》：“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幹字伟长、广陵陈琳字孔璋、陈留阮瑀字元瑜、汝南应玚字德琏、东平刘桢字公幹并见友善。”又《王粲传》裴注引《魏略》载曹丕《又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晋书·阎缵传》引缵上书：“昔魏文帝之在东宫，徐幹、刘桢为友，文学相接之道并如气类。”《初学记》卷十引《魏文帝集》：“为太子时，北园及东阁讲堂，并赋诗，命王粲、刘桢、阮瑀、应玚等同作。”此时为曹丕所延者，还有邯郸淳、邴原等人，参见《曹丕传笺证》建安十六年条。此时徐幹已经归曹，但史料中却未记载徐幹的活动，可能是徐幹当时未有作品写出。
刘桢此年因平视甄氏获罪（参见《刘桢传笺证》建安十六年条），作《赠徐幹诗》。诗云：“谁谓相去远，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无由宣。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翻翻。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仰视白日光，皦皦高且悬。兼烛八纮内，物类无颇偏。我独抱深憾，不得与比焉。”徐幹作《答刘桢诗》云：“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此诗疑有佚文。从徐幹、刘桢相互之间赠诗来看，刘桢将自己获罪后内心的郁结与悔恨无所保留地倾诉与徐幹，可见二人的感情关系十分密切，真可谓挚友。
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十三载徐幹《西征赋》：“奉明辟之渥德，与游轸而西伐，过京邑以释驾，观帝居之旧制。”京邑、帝居，并指洛阳。《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秋七月，公西征……九月，进军渡渭……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遂、超等走凉州，杨秋奔安定，关中平……冬十月，军自长安北征杨秋，围安定，秋降，复其爵位，使留抚其民人。十二月，自安定还，留夏侯渊屯长安。”徐幹卒前，曹操西征洛阳还有一次在建安二十年，俞绍初认为当时徐幹与曹植共留守邺城，故《西征赋》创作时间不应在建安二十年，不妥。曹植《赠丁仪王粲诗》中有“从军度函谷，驱马过西京”一句，李善注：“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张鲁。’《汉书》：‘弘农县，故秦函谷关。’”可知建安二十年曹植未留守邺城。成其圣以为就《西征赋》中“过京邑以释驾，观帝居之旧制”一句的语气来看，徐幹原先似乎未到过洛阳，故将此作年代定于第一次西征的建安十六年。成其圣的系年依据亦不确凿，今存之待考。
建安十九年（214年），徐幹为临菑侯文学。
《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植）十九年，徙封临菑侯。”又《晋书·郑袤传》：“魏武帝初封诸子为侯，精选宾友，袤与徐幹俱为临菑侯文学。”又《三国志·魏书·郑浑传》裴注引《晋阳秋》亦谓袤“初为临菑侯文学”，事当可信。是年太祖征孙权，曹植奉命留守邺城，徐幹当陪同留守。
建安二十年（215），徐幹从征。曹丕、曹植各失稚子，徐幹和刘桢奉命作《行女哀辞》、《仲雍哀辞》。
《北堂书钞》引挚虞《文章流别论》曰：“建安中，文帝与临菑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刘桢等为之哀辞。”徐幹、刘桢《哀辞》今皆不存。考谢灵运《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魏太子诗》注引曹植《行女哀辞》中有“家王征蜀汉”句，盖指此年曹操入蜀征张鲁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三月，公西征张鲁，至陈仓，将自武都入氐……夏四月，公自陈仓以出散关，至河池……秋七月，公至阳平……公军入南郑，尽得鲁府库珍宝，巴汉皆降……十一月，鲁自巴中将其余众降，封鲁及五子皆为列侯。刘备袭刘璋，取益州，遂据巴中，遣张郃击之。十二月，公自南郑还，留夏侯渊屯汉中。”记载曹操入蜀事颇详。关于徐幹从征事，参见以上“建安十六年”条。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徐幹称疾避事，《中论》二十余篇可能在此时完成。
《三国志》本传裴注引《先贤行状》：“幹清玄体道，六行修备，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后除上艾长，又以疾不行。”又《中论序》：“（幹）从戍征行，历载五六。疾稍沉笃，不堪王事，潜身穷巷，颐志保真，淡泊无为，惟存正道。……君之性，常欲损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篇。”写作《中论》具体年月无考，但由上文材料可知《中论》写作时间大致是在从征之后的称疾避世之时。
《中论》是徐幹最重要的著作，其意旨为“大都阐发义理，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传本《中论》一书分上、下二卷，共计二十篇，从《治学》至《爵禄》十篇为上卷，《考伪》至《民数》十篇为下卷。又《群书治要》辑有《中论》逸文《复三年丧》、《制役》两篇，今本《中论》多附录之，可见今本《中论》已非完本。徐幹在此书中完整表达了自己的儒家思想主张，对经典的理解比汉代更为通脱。书中强调学以致用的思想精神，所持主张皆与时代特点和社会积弊紧密结合，有极强的针对性。如徐幹在《遣交》中对汉末结党之风的批判：“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较轻重。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而不遑省也。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然掷目指掌，高谈大语，若此之类，言之犹可羞，而行之者不知耻。嗟乎！王教之败，乃至于斯乎！”简直要作大声疾呼之势矣。但对于徐幹的《中论》，亦有后世学者批评其过于墨守儒家规矩，而无过多新思想者，所言亦有道理。总体来说，徐幹是一位实践家。因有感于世俗昏乱之态，他写作《中论》意在以儒家精神匡正世风人心，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具体行践，而至于希望革新思想、自成一家的目的，在徐幹这里体现得并不明显。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徐幹因大疫病卒，年四十八。
《三国志》本传：“幹……二十二年卒。文帝书与元城令吴质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文选》卷四十二李善注引《典略》：“初，徐幹……等与质并见友于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诸人多死，故太子与质书。”主张徐幹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然而《中论序》：“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厉疾，大命殒颓，岂不痛哉！”钱培名《中论》题识亦同《中论序》的观点：“按，原序前言‘未至弱冠，言则成章，操翰成文，此灵帝末年也’。据此，汉灵帝末年为中平六年，幹年盖十九，是幹生于灵帝建宁四年，至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年四十八，前后适符。陈振孙谓原序为同时人作，盖得其真，可定陈寿之误。”《中论序》及钱培名题识为是。考曹操建安二十三年所作《赡给灾民令》：“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于外，恳田损少，吾甚忧之。”可知灾疫起于二十二年冬。徐幹于次年春二月因疾疫病逝，于情于理皆可相符，陆侃如因“冬天”与“春二月”相互抵牾而“未详孰是”，是由于没有看清两处时间点的具体所指而造成疏忽。
古之学者评价徐幹多着眼于其品格气质方面品评其文，如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徐幹，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胡应麟《诗薮》又言：“《典论》称文人不矜细行，罕以名节自立，而七子之中，独赞伟长怀文抱质，恬淡寡欲，可谓彬彬君子。幹著《中论》盛传，较诸魏晋浮华，良有异者。子桓赏鉴，故自不诬。又王昶《诫子书》云：‘北海徐伟长不沽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务，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意。吾敬之重之，愿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幹，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皆赞颂徐幹的清亮名节。对徐幹文学作品的评论多集中在对诗歌，尤其是对徐幹思妇题材诗歌的创作之上。如谢榛《四溟诗话》、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张玉穀《古诗赏析》皆选取《室思》、《情诗》等作品进行分析。《采菽堂古诗选》还对徐幹诗歌作了总体的评价：“伟长诗，别能造语匠意转掉，若不欲以声韵经心，故奇劲之气高迥越众，如广坐少年中，一老踞席兀傲不言，时或勃然吐词，可以惊戒四筵矣。”对徐幹文学创作中的语言运用能力给予高度评价。至于现今对徐幹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论》思想的研究，二是对徐幹文学审美特质的研究。对《中论》的思想研究成果较多，学者多借《中论》对徐幹名辨思想、教化思想进行考察，而王晓丽《〈中论〉探究》是一篇对此书进行版本流传以及思想研究的综合探索。由于史料的相对缺乏，对徐幹的文学作品研究并不多见。有学者偏重对徐幹“时有齐气”的说法进行考释，试图由此考察徐幹的文学创作特色，如曹道衡《〈典论·论文〉“齐气”试释》等。总体而言，现当代学者对徐幹的文学思想研究数量偏少，质量不高，很大程度上缘于作品的散失以及史料的相对缺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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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传才等：《三曹七子之外建安作家诗文合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徐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