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施政之德

历代帝王庙中的“德”不仅表现在帝王自身的道德修为，还涵盖了治国安民的政治行为——施德政。

西周时期周公旦提出“明德慎罚”的思想，认为统治者应当“施德于民”“敬德保民”，通过修德性、行德政、施德教，来达到治国安民的目的。《尚书》载：“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16]即王要以施行德政的方法，来祈求上天能够赐予长久的福命。孔子则总结了“三代”的治国方略，主张“为政以德”，重视为政之德的教化作用，即教化之德。汉代大儒董仲舒以汉代的社会现实和儒家德政传统为基础，提出了“德政”的思想。用正君、教化于民、德主刑辅的三种方法作为德政实现的手段。

“德政”是相对“暴政”而言的概念，包括道德为主，教化于民；以民为本，爱民利民；倡廉节俭，减轻徭役；不事征伐，百姓安居；德刑兼施，德主刑辅；举荐贤良，清除贪污，使“贤者于位，能者于职”。如三皇五帝“德昭天下”，商汤王、周武王以“德治”君临天下，《史记·孝文本纪》载：“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17]即汉朝的兴起，是因为废除了秦朝苛刻的政令，简化法令，并且施德政恩惠于民，人人都生活安宁。《论语·为政》中提到：“德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8]用法制政令来引导百姓，有不服从者，便用刑罚来约束和惩治，那么民众为了苟免于刑法，不敢作恶，却不知犯罪的耻辱；如果用道德来感化百姓，用礼法来约束和规范百姓，那么，他们不仅免于受刑，而且还会有羞耻之心，进而归化于德。由此可见，“德”也是为政安民的首要内容。

中国古代几个治世的出现都与帝王较好地实行德政密不可分。如在庙中享祀的汉文帝刘恒，他在位期间以“德政”治天下，推行“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治国方针：减省租税，文帝二年（前178年）和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两次大幅度减免田租。减轻徭役，使“丁男三年而一事”[19]。弛山泽之禁，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开发渔业资源，促进农民副业生产，使“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20]。躬修节俭，文帝在位期间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并对于自己陵墓的修建也要求从简。改革刑制，废除肉刑与连坐法。与其子汉景帝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

再如唐太宗李世民，他积极听取群臣意见，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提出重民思想，制定偃武行文、布德施惠、居安思危、务实求治的施政方针，并总结道：“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21]唐太宗在位时期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生产发展，呈现了“关中丰熟，咸自归乡”，“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繁荣景象，史称“贞观之治”。

图2 汉文帝刘恒

图3 唐太宗李世民

反观上文提到的秦、晋（西晋）、隋三个王朝，多为暴君，他们在位期间滥用人力财力，重税赋、重徭役、重酷刑，诸王争斗，政乱朝危，祸乱不断，社会动荡，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再如夏桀、商纣、周厉王、汉之桓灵二帝等，也是滥施暴行、肆意杀戮，篡窃得国、失德亡国的残暴、昏庸之主，历代帝王庙内均不予祭祀。而这些行暴政的帝王也被作为反面典型，为当朝执政者敲响警钟，提醒他们要广施德政，惠施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