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官之德

官德，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为官的道德要求和行为准则，也是为官者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官德，强调其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作用，也是对为官者考核的重要依据。历代帝王庙东、西配殿内从祀着79位德才兼备的文臣武将。中国历史年代久远，为官者不胜枚举，这些被甄选出来的贤臣不仅拥有治世之才，在官德方面更是出众。作为中国历史上优秀官员的代表，从他们的言行事迹中足可透视出中国古代官德的具体内涵。

武则天在《臣轨》中总结为官为臣应有七德：至忠、公正、敢谏、诚信、慎密、廉洁、利人。宋代吕本中则认为官德的核心为“清”“谨”“勤”这三点。明代薛瑄归纳为“七要”，即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可见，官德的内容是随着朝代不同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但以下几点却是历朝官德中不变的要素。

一为“忠”，即讲求忠信。“忠信”具有两层含义：首先是“忠”，即“忠君”。古时“家国一体”的观念十分强烈，“君”即是“国”，“忠君”亦是“爱国”。“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22]这种“忠君”思想在历史中曾培养出了许多忠臣良将，如“精忠报国”的岳飞，“舍生取义”的文天祥，“力保京城”的于谦等。历代帝王庙中除入祀这些我们熟知的民族英雄以外，也有一些不为大众所熟悉的爱国忠臣，他们职位虽然不高，但他们的爱国义举同样令人钦佩。如唐朝睢阳保卫战中的张巡、许远。

安史之乱爆发两年后，安庆绪杀安禄山自立为帝，他命手下大将尹子奇率领十几万叛军南下，沿途城镇纷纷陷落，只有睢阳城尚未攻破。时任睢阳太守许远向真源县令张巡告急，张巡招募百姓，率三千军士与许远会合，共同固守睢阳。尹子奇多次率军攻城，张巡、许远昼夜苦战，屡败敌兵。张巡每次迎敌“大呼誓师，眦裂血流，齿牙皆碎”[23]。士兵被他的行为感动，皆以一当百，奋力杀敌。因缺少外援，睢阳城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被叛军攻破。尹子奇胁迫张巡投降，但被严词拒绝，最终二人英勇就义。张巡、许远虽非重臣，但他们以不到七千之众，抵挡叛军十几万人，坚守睢阳十个月，大小四百余战，有效地遏制了叛军南下，为唐朝主力反攻、平定安史之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二人“固守忠义 克终臣节”的功烈事迹无愧于入祀历代帝王庙，为后人景仰与传颂。

图4 张巡

图5 许远

其次是“信”，即讲诚信。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24]诚信是每个人道德的基本要求，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原则，是进德修业的基本要务。官德之“信”在于民，取信于“民”，对百姓中正不邪，至公无私。自古就有“民无信不立”的说法，为官者更是如此。“信”是居官之本，也是政事之本，明代王天赐曾言：“信者国家之宝，不可一日无者也。是以为政者必以信为主，则民听不惑，万事立矣。”[25]

二为“廉”，即廉洁奉公。“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26]做人重在诚，为政重在廉。廉洁是官者道德的基础，也是政治清明安定的根本。奉公则是要求为官者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要秉公办事，不徇私舞弊。时刻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能利用职权谋求私利。蜀汉丞相诸葛亮曾说：“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27]就是说我的心就像一杆秤，不能因为人的不同而称起来轻重不一。古代，廉洁正直的官员也多被统治者所欣赏，并委以重用。

历代帝王庙内从祀的廉洁奉公之臣也有很多，如宋朝名将曹彬，他身为北宋开国功臣，却常以严于律己，清廉谨慎自处，令朝臣敬重，士众畏服。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年），曹彬奉旨出使吴越，对吴越人私下馈赠的礼物一概不收。吴越君臣听说曹彬已走，急忙派人乘小舟追赶，要赠送曹彬礼物。曹彬再三谢绝不成，为避沽名钓誉之嫌疑，便接收了礼品。回朝后曹彬将礼物全部上缴国库，周世宗柴荣得知后感慨地说：“以前奉命出使的人，所求无厌，使四方之人轻视朝命。既然人家送给你，你就拿去吧。”曹彬不敢违拗，才拜赐，将它们全部分给亲朋旧友，自己不留一钱一物。

明朝民族英雄于谦，他为官清正廉洁，性情刚直不阿，凡事以国事为重，不徇私情。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于谦出任江西按察使时，严惩贪官污吏，打击地方豪强，抚恤黎民百姓，平反冤假错案。被当地百姓称为“于青天”。明英宗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收受贿赂。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就不能带点儿土特产吗？”于谦微微一笑，甩了甩自己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为此他还写诗《入京》以明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此诗一成，远近传诵，成为佳话。

图6 曹彬

图7 于谦

再如“典地葬妻”的司马光，被唐德宗评价为“清慎太过”的陆贽，“巢林一枝，聊自足耳”的李沆等清廉奉公之臣，也都在庙中享后人祭拜。

三为“勤”，即勤政为民。古代强调为官者应“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职，负其责”，即担任了职位就要尽到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28]必须做到居其位要勤政守职、敬业严密，不可懈怠、消极荒政。执行命令要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否则，不可以为官执政。

庙中从祀的古之贤臣不乏勤勉于政，爱惜百姓的典范。如周朝大臣周公旦，他辅佐武王伐纣灭商。武王死后，临危摄政，辅佐幼主成王，平定叛乱，稳定局势。《史记》记载，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尤恐失天下之贤人”[29]。这就是成语“握发吐哺”的来历。三国时期曹操所作的《短歌行》借用此典故来表明自己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态度。

西周初年的四朝元老召公奭也是勤政爱民的代表。《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哥（歌）咏之，作甘棠之诗。”[30]故后世以“召棠”作为颂扬官吏政绩的典实。

图8 周公旦

图9 召公奭

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从古至今，他除了“奇谋方略，层出不穷”的过人智慧为人们所称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品质更是令后人折服。诸葛亮的一生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对策隆中时，诸葛亮就为刘备提出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后刘备弃新野，走襄阳，携十万百姓逃至当阳，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至柴桑游说孙权，最终完成结盟东吴的使命。赤壁大战中，以孙刘联军战胜曹操，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白帝城受刘备临终托孤，辅佐后主刘禅，以带病之身，不辞辛苦，日理万机，凡军政大事，每必躬亲，以此来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由于长期操劳，最终病逝于五丈原。他用毕生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康熙曾言：“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乾隆皇帝也称赞道：“诸葛，完人也！”

图10 景德崇圣殿匾额

以上这些勤政爱民的贤臣皆是当世楷模，他们勤勉政事，爱民如子的事迹为后人所传颂。

“功在社稷 德协股肱”是清雍正皇帝对历代名臣的两大赞誉。历代帝王庙中所祀名臣，或是开国元勋，或是治国良臣，都是辅佐历代帝王，实现其“文治武功”的中坚力量。从岳飞“以身许国，何时不可为”的爱国情操，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崇高思想；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到于谦“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的职业操守，无不体现着他们崇高的人格境界，其优秀品质，几千年来生生不息，成为历朝历代官德思想的主旨与要义。他们诠释了为官者尽忠报国、威武不屈的浩然之气，不断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人锐意进取、奋发图强。

上文我们结合“德”的文化内涵，通过为君之德、施政之德及为官之德三个方面对历代帝王庙体现出的“德”进行了简要分析与介绍。大道之源，贵在为德，如今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吸收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发展的新高度，结合国内外发展的新形势，提出了以“四个全面”为核心的治国理念，这一理念体现了传统德治思想在当下的价值。比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即是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德治”表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31]，把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当成第一要事去办，体现了我党“民本”的思想和“为民”的理念，为“施政之德”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再如“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国主张亦可看作对“为君之德”和“为官之德”的具体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水平，还要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从而提高整个党的执政能力，建立高效的、廉洁的、为民服务的行政部门。由此可见，“德治思想”在当代治国理念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历代帝王庙中的“德”，不仅是其存在的历史价值，更是我们民族精神最好的体现。继承好这份历史遗产，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必定能为我们个人、社会乃至国家的各方面建设起到借鉴和指导的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源泉。

于淼，北京历代帝王庙管理处副主任、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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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6页。

[2] 《周易·坤》，杨天才、张善文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9页。

[3] 转引自陈来《〈论语〉的德行伦理体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26卷）。

[4] 中国紫禁城学会编纂：《明代宫廷建筑大事史料长编·洪武建文朝》（全四卷）卷三，《宋文恪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第817页。

[5] 《尚书译注·召诰》，李民、王健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0页。

[6] 《论语·大学·中庸》，《论语·颜渊篇》，陈晓芬、徐儒宗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6页。

[7] 《论语·大学·中庸》，《论语·颜渊篇》，陈晓芬、徐儒宗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大学·释“治国、平天下”》，第276页。

[8] 《论语·大学·中庸》，《论语·颜渊篇》，陈晓芬、徐儒宗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论语·子路篇》，第153页。

[9] 《孟子·公孙丑上》，方勇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6页。

[10] 《贞观政要·慎所好》，骈宇骞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27页。

[11] 《贞观政要·慎所好》，骈宇骞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贞观政要·君道》，第1页。

[12] 《贞观政要·慎所好》，骈宇骞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贞观政要·政体》，第51页。

[13] 《贞观政要·慎所好》，骈宇骞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贞观政要·谦让》，第411页。

[14] 《论语·大学·中庸》，《大学·释“治国、平天下”》，陈晓芬、徐儒宗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74页。

[15] 《尚书译注·召诰》，李民、王健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16] 《尚书译注·召诰》，李民、王健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92页。

[17] （汉）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0页。

[18] 《论语·大学·中庸》，《论语·为政篇》，陈晓芬、徐儒宗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6页。

[19] （汉）班固：《汉书贾捐之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卷六十四下，第648页。

[20]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汉）司马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53页。

[21] 《贞观政要·仁义》，骈宇骞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4页。

[22] 《孝经·事君章》，胡平生、陈美兰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74页。

[23]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全十六册，第十五册，卷一百八十七下《列传》第一百三十七下，《忠义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01页。

[24] 《论语·大学·中庸》，《论语·为政篇》，陈晓芬、徐儒宗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4页。

[25] （明）汪天赐：《官箴集要》，赫坚、杨亚庚译注，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年版，《正己篇·立信》，第148页。

[26] 《包孝肃奏议》（全两册），卷三《乞不用赃吏》，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张氏毓秀堂本，第13页。

[27] 《贞观政要·公平》，骈宇骞译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48页。

[28] 《论语·大学·中庸》，《论语·颜渊篇》，陈晓芬、徐儒宗译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45页。

[29] （汉）司马迁：《史记》，全十卷，第五册，世家一，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18页。

[30] （汉）司马迁：《史记》，第五册，世家一，卷三十三，《燕召公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50页。

[31] 《尚书·五子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