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
* 本文原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吴义雄
语言沟通是民族或国家之间在所有层面上相互交往的必要前提。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中西交往的语言基础是一种被称为“广州英语”的奇特语言，在英文中被称为pidgin或pidgin English。pidgin一词的含义较“广州英语”宽泛，但不少辞书都指出，这个词来源于中国人对英语business的误用，它的原意是指中国人与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之间使用的一种变种英语。
对于这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语言，学术界的研究是明显不足的。笔者检索过十多种重要的英文人文社会科学数据库，看到了数以百计的研究pidgin的论著篇目。但这些论著中没有一篇是研究作为pidgin的原始含义的“广州英语”的，它们主要讨论非洲、大洋洲和南北美洲土著民族将本民族的语言与英语、法语、荷兰语等相融合而产生的交际语言——以pidgin为其通用名称。在国内，对于这一时期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不少学者已进行了认真的探究，成绩斐然可观，但对于这种交流的基础——中西语言沟通的状况，则鲜见专门讨论。[1] 近年，周振鹤先生发表了探讨“广州英语”（周先生称为“广东英语”）和“洋泾浜英语”的几篇论文[2]，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不过，对这种语言作细致的考察，以揭示其具体面貌、演变情形和历史作用的研究成果，则依然缺乏。
本文将利用笔者近年陆续收集到的一些资料，就鸦片战争前后作为中西交往主要语言媒介的“广州英语”的有关情况及其在中西交往中的作用与地位，从历史学的角度作专门的探讨，希望得到有关专家的指教。
一
笔者认为将pidgin（有的地方写作pigeon）English 翻译成“广州英语”可能更恰当一些（19世纪60年代后则应称为“洋泾浜英语”）。这是由中国人发明和使用的一种语言，但没有文献资料表明中国人自己对这种语言有何恰当的称谓，倒是有一些外国人对它进行了命名。现在有的作者将之称为“广东英语”，主要是根据美国人亨特（William Hunter）的《广州番鬼录》中译本的译法。但亨特给pigeon English下的定义是：“这个名词，是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之间用作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他还指出，这种语言“是广州口岸在早期对外交往中产生的”。[3] 显然，这种语言的发源地和早期的主要使用地都是广州。美国人卫三畏（S.S.William）在专门谈论这种语言的文章中，将之当作一种在广州使用的“粗俗土语”，并明确说“这种土语被称为广州英语”（“the jargon called Canton-English”）。他还进一步解释说，“正如它的这个名称所显示的，广州是它合适的用武之地，在这里它被说得最为正宗”。[4] 这些都证明这种语言的正确称呼应是“广州英语”。
正如亨特所指出的，“广州英语无疑是中国人的一种发明”[5]，主要运用于商业贸易和日常往来。这种由中国人发明的“外语”，完全是一种民间智慧的创造，是中外贸易的产物。卫三畏具体指出，“支配了中国人心灵的利益，诱使他们去获取与外国人交易的资质”，为了与满嘴“番语”“鬼话”的西方人沟通，他们“不得不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拾取片言只字。为了得到机会，他们逗留在十三行、街上的店铺以及其他外国人经常光顾之地，不久就能够用广州英语表达自己的思想”[6]。
卫三畏的这一段描述只是提供了“广州英语”形成的一个侧面，并不能说明它的起源。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广州英语”是从“澳门葡语”脱胎而出的。“澳门葡语”曾被《澳门记略》的作者称为“澳译”[7]。如果说广州英语是中国人在广州发明、主要应用于广州口岸中西交往的语言的话，那么澳门葡语就是中国人在澳门发明，主要用于澳门的与葡萄牙人交往的语言。澳门葡语的出现比广州英语更早。英国人在18世纪开始成为中西贸易中的主角，这是广州英语产生的直接背景。在此之前，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在中西关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渴望在这种关系中寻求生计的中国人，发明了用以沟通交往的澳门葡语。这种语言主要由“水手和店主”使用，是“葡萄牙语和中国话的混合体”，“它的用法和发音与真正的葡萄牙语相较讹误如此重大，以致刚从里斯本来的人几乎听不懂”。[8]
亨特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明：
（广州英语）在英国人出现在广州很久之前已有它的根源。这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葡萄牙语和印度语的混合来证明，后者的来源可能是由那些最初经过印度的西方来客传来的。英国人在一百多年以后才到来，他们语言中的一些词汇逐渐被吸收进去，增加到使葡萄牙语消失，葡语便只限在他们的殖民地澳门使用。后来英国最终成了最主要的贸易者，这种语言便成了著名的“广东英语”。[9]
这段话有点含糊不清，但大致表明了他的看法。所谓“葡萄牙语和印度语的混合”，当指我们这里所说的“澳门葡语”，当时的西方人没有给这种语言一个专门的称谓。根据亨特的描述，广州英语似乎是由“澳门葡语”直接演变而成的。这是实际的情形，还是亨特的猜想，现在已难以弄清。但广州英语起源于“澳门葡语”，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亨特在这段话的下面给出了不少语源学方面的证据，如“广州英语”中的“mandarin（官员）起源于葡语 mandar（命令）一词，compradore（买办）起源于compra（买），Joss起源于Deos（宙斯）”，等等。[10] 卫三畏在一篇文章中也提供了一些例子。如英文great（大），在“广州英语”中注音为“架栏地”，他认为这是从葡语相应词 grande 的读音演化而来的[11]，这都说明广州英语确是起源于澳门葡语。
广州是当时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然而当地居民使用的语言或中国的官话都没有成为各方通用的语言，反而由当地人创造出一种不中不西的语言，用于广州、澳门等地的中西贸易和其他交往之中，这不能不说是颇为奇特的现象。卫三畏指出：
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到访的外国人都必定会花费时间去学习当地的语言。没有人会设想，到法国、德国或印度访问，却试图用一种外国语言来交流。但在这里，情形却完全相反。外国人从世界各地到中国贸易，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但仍需要使用一种外国语言来做生意。现在有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学到足够的广州英语用于交易，但极少有外国人会花费哪怕一小时的时间来学习中文。[12]
为什么会这样？他总结出几个方面的理由。首先，他认为清政府为了贯彻闭关政策，“禁止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将胆敢向化外夷人教授‘中华上国’语言的当地人斥为卖国贼”，这就使各国人士不能合法掌握中国本地语言作为正常的交际语言。其次，西方人学习中文困难太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没有入门教科书”，加上没有语法书和常用词汇书之类的读物，“使很多人放弃了学习中文的尝试”。再次，中文的方块字非常难记，学习这种语言要耗费大量的光阴。[13] 所有这些原因加起来，就使“广州英语”这一奇特的语言应运而生。亨特在阐述这一问题时也写道：“外国人来广州的时间短暂，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够致力于学习像中文这样一种难学的语言……此外当地政府也严厉禁止学习它。”[14]
一方面，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后，限制民众与外国人交往，包括禁止向外国人教授中国语言文字，此为事实。[15] 不过，笔者认为，清政府的禁令固然使外国人学习中文须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但这并不能解释广州英语出现的原因。因为根据有关材料，广州英语出现于1715年前后[16]，在此之前，还有性质相似的澳门葡语的流行。那时清朝还未实行闭关政策，故并非闭关政策导致了广州英语的出现。另一方面，在鸦片战争之前，来华西方人中就出现过一些精通中国语言文字的专家，如《华英词典》的编著者、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还在马六甲开办了英华书院，其宗旨之一就是为西方人士提供汉语语言培训。这都证明汉语的“难学”并不能够解释广州英语产生的原因，同时也说明清廷的禁令并未得到切实执行。
当然，以上两个因素还是可以看作广州英语长时间盛行的外在条件。我认为，决定性的原因应当到发明澳门葡语和广州英语的社会内部去寻找。只有当自己的生活与澳门、广州的国际贸易紧密联系，必须依靠这种贸易来确定自己生存方式的时候，人们才会有足够的热情来学习和创造一种语言，并使之薪火相传，在一两百年的时间内维持不坠。在清代，特别是1757年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后，对外贸易的发展引起社会分工的细致化，导致了大批依靠对外贸易为生的人群的存在。这种社会经济现实，应当看作上述两种语言产生的主要社会基础。
二
现在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的，是鸦片战争前夕，即19世纪30年代广州英语的大概情形。有关记载和原始文献大致可以反映它在这个成熟阶段的面貌。以下我们从语音、词汇和会话三个方面，对这种语言作概略的考察。
广州英语主要是一种口头交际语言，因此，发音就成为其首要因素。它之所以被看成“粗俗难懂的土语”，首先就因为它在发音方面与真正的英语有相当的距离。在没有专门学习场所、没有标准英语的教材、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的情况下，主要由下层人士使用的广州英语在发音方面的偏差，是无法避免的。其偏差的特点，在于人们将汉语或广州方言的某些因素带入了这种“英语”——时人所称的“番话”。亲自考察过这种语言的卫三畏指出：“由于汉语发音具有单音节的特征，而（英文）单词中却包含许多元音，成年人几乎无法正确地说出一个有3个到4个音节的词，特别是几个辅音连在一起的时候。结果是当人们说这种词的时候，发音便变得支离破碎，对不熟悉这种情况的外国人来说，几乎是无法听懂的。”[17] 从一般情况来看，汉语单音节的发音特征确实对学习英语这种充满多音节词汇的语言有一定的影响。
卫三畏还认为，由于发明和使用广州英语的基本上都是广州地区的各色人等，这又使它的发音带上了广州方言的特色。他认为广州方言缺少b、v、d、r、st等音素，这样在广州英语中就分别以p、t、l、sz等取代。[18] 他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例如，在广州方言中b、d还是有的。v则是中国所有方言中共同缺少的，并非广州方言独有的现象，r也是大多数南方方言中所没有的，用sz（相当于现代汉语拼音中的s）发st（相当于汉语拼音中的sh）的音，也是许多缺乏卷舌音的方言的共同特点。将这些特征带进英语的发音，所得到的结果当然很不准确。此外，英语中th这个音素，因汉语中没有，所以广州英语也发不出。如thing，在广州英语中便发成“听”[19]。所以，卫三畏在此所揭示的毋宁说是汉语发音特点对广州英语发音的又一重影响。
除以上两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外，广州英语的发音还以其他一些方式偏离正确的英语发音。首先是读不准，即排除以上所说的因素外，仍不能准确发音。如将nephew读成广州话中“捏罢”的音。其次是不能将一个单词或词组的所有音素全部发出，如red发成“劣”的音，辅音d不见了。[20] 再次，在一些以t、ch、k等结尾的单词后面，增加某种尾音，如want发成wantchee，catch发成catchee，make发成makee，send发成sendee，等等。[21]
不言而喻，“广州英语”的日常发音当然是综合了以上所有特征的。那样说出来的“番话”，“夷人”听起来的难度，不难想见。
从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来看，广州英语最常用的词汇在400个左右。摆在笔者面前的一种广州英语的“词典”《红毛通用番话》，大约在19世纪30年代刻印于广州。这本小册子收集了这种语言的词汇约380个，分为“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食物杂用门”共4项。其他几种现在可见、可知的这类“词典”也大致相同。当然，这些辞书可能未将广州英语的词汇完全收录，但依据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推断，这种奇特语言的词汇量是有限的，而且以贸易和日用为主。从《红毛通用番话》可以发现，名词的数量最多，占三分之一以上，涉及贸易物品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人物俗语门”和“食物杂用门”，基本上是由名词构成的。其次是数词，“生意数目门”收录了70 多个，包括常用数字和各种计量单位（如“一两”“一尺”“一条”“半斤”之类）。再次是一些常用动词（如生、死、来、往之类），以及交易中常用的买卖用语（如有、要、做、行、装等）。形容词很少，且多与生意有关（如贵、贱、轻、重、红、白）。副词、介词则基本上没有。这个小册子还收录了一些常用的短语，如“几多钱”“买乜货”“照样”“唔做得”“就番来”，等等。这些所谓短语，有些比较准确，有些则不然。如“你买”，注音是“呶加利”，相当于you carry[22]，显然是出于自己创造，与正宗英语无关。
此外，在词汇方面，广州英语也还有两个值得注意之处。其一，有些词汇来源于澳门葡语，如前面提到的grande，即属此类。[23] 其二，有些是中国民间“语言学家”们创造出来的。亨特认为有两个“纯然来自汉语”的词需要加以注意。一个是chop，它“字面上的意思是某种文件”，但同时它有着十分广泛的用途：
一个店主的账单是“chop”，上谕和官员的告示也是“chop”，运货的驳艇称为chop-boat；它又是期票、收据、印花或印信、起落货物的执照、商标，或者特许状等的称呼。一级品用“一等chop”表示；次等的根据其质量分为第六、八或十“chop”，即最差的。
另一个有“无限”用法的词是“chow-chow”，既可以形容“毫无价值”的东西，也可以描述“极好的事物”。[24] 但chop的多种含义显然并非“纯然来自汉语”，除英文中的原意外，它的多种用法也受到印度贸易的影响。
既然是一种主要作为口语存在的语言，广州英语的特色当然主要体现在具体的应用当中。亨特形容它是一种“没有句法、也没有逻辑联系的语言”[25]，这也是当时外国人对它的基本评价。有一些句子严重偏离英语。例如英语问候语“How do you do”在广州英语中竟演变成“Can do”和“Can do，lo”，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以致让得到这种问候的外国人认为是一种侮辱。但一般的对话，却也还有规律可循。这“规律”就是，没有人称、数、格、时态、语态等的变化，所有的“单词”基本上只有一种形态，各种句子成分基本上按照汉语或广州方言的词序来排列，简言之，广州英语是一种按照汉语的特征和习惯来表达的口语。为了说明其具体状况，这里不妨摘录一段广州英语的典型对话作为例证[26]：
这几句对话体现了广州英语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的情况。其中hab是have的广州英语发音，my是I的误用。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个老练的外国顾客为了能够与中国商人交流，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广州英语，否则就无法进行交易，因为那个会说广州英语的中国人听不懂真正的英语。正如卫三畏所说的：“决不能假设中国人能够在对话中听懂好的英语，对他们来说（真正的英语）是很难理解的，就像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的英语一样。”[27] 因此，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外国人也是广州英语的受惠者。
虽然广州英语本身没有书面形式，但当时使用广州英语的人中，有些人也可以读、写英语文件。鸦片战争期间被征调到浙江的广东通事，就能够翻译英军俘虏的供词。[28] 甚至鸦片贩子也会写“夷字书信”。1838年，在广东查获的两名犯人，“与寄泊伶仃外洋之得船熟识交结，谙习夷语夷字，间通书信，查询烟价”[29]。可见，当时以广州英语为业的人，有些也在读写正规英语方面下过功夫。
三
虽然我们知道澳门葡语是广州英语的母体，但对广州英语从前者脱胎而出的过程却所知甚少。马士在他的名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说道，最初来中国贸易的英国大班“首先需要具备葡萄牙文的知识”，因为那正是澳门葡语盛行的时代。所以，“1637年，第一次来的英国人，除了通过一位只懂中葡语言的通事，就无法与中国人打交道”。值得注意的是，马士又指出，“从1715年起，中国商人本身学会一种古怪方言，即广东（州）英语，此后变成中国贸易的通用语”。[30] 这就使得1715年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从1637年到1715年，广州的中国商民和被称为“红毛番”的英国人已打了大半个世纪的交道。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中国人渐渐记住了后者一再重复的、对生意来说至关重要的字眼，极力模仿“红毛番话”那古怪的发音，然后按自己的语言习惯拼凑成句子，用以完成日常接触沟通。这样一种近乎文化奇迹的语言是不可能突然出现的，在1715年之前一定已经经历了日积月累的准备。也许，英国商馆的人员到1715年才注意到这种语言，将它记录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之中，而马士利用的正是东印度公司的档案。
在这之后的一百余年间，广州英语无疑在中西贸易和其他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致取代澳门葡语作为新的“通用语言”，成为中国人与来自不同国家的西方人士沟通的语言媒介。但有关这百余年间广州英语演变状况的文献和记载依然稀缺，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出现了有关这种语言的详细介绍——卫三畏的两篇专题文章。
卫三畏是美国传教机构美部会派给广州传道团的印刷工，1833年到中国，后成为美国驻华使团的成员。他在华期间，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名著《中国总论》是其代表作。他显然很快对广州英语产生了兴趣。1836年1月，他在出版于广州的英文《中国丛报》上发表题为《广州英语：它的起源与应用；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模式；中外人士会话举例》的长篇文章，全面论述了这种在他看来很值得向西方读者介绍的语言。这也是第一篇专门论述广州英语的文章。1837年10月，兴趣未减的卫三畏又发表了《中国人学习英文的词汇表》一文，向读者介绍他所见到的一种广州英语词汇书和一种澳门葡语词汇书。[31] 相比之下，为有关研究者征引过的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的介绍晚了半个世纪，而且远比卫三畏的专题文章简略。
卫三畏所介绍的两本词汇书的名称分别为《澳门番语杂字丛抄》和《红毛买卖通用鬼话》，都是佛山的书肆印制的，并且都没有编著者的署名。[32] 前者是“葡语单词和短语的总汇”，是“专为住在澳门及其周围地区的中国人编写的，共有34页，包括1200个单词和词组，分为16个栏目，如食物、社会关系、自然物品、买卖用语、家私名称、度量衡等。在每个栏目之下有足够的日常生活交际用词。这些词或词组分栏排列，紧接其下用小号汉字注出读音”。[33]
卫三畏给出的几个例子显示，前面介绍过的中国人处理广州英语读音的方式是从澳门葡语承袭的。他还提到：“在这个小册子的封面有一个葡人的画像，身着1600年的衣装，头戴三角帽，洒了粉的发辫，穿短马裤，佩带短剑。”[34] 这表明澳门葡语在广州英语取得优势地位后，不仅没有消亡，而且还有所发展。印光任和张汝霖所编《澳门记略》篇末所附清代前期澳门葡语的词汇不到400个，而到鸦片战争前夕卫三畏所见的词汇书，则扩大到1200 个，反映这种语言经历了不断丰富的过程。而且，他认为这是类似的小册子中编得最好的一本。[35]
另一本广州英语的词汇书则没有得到卫三畏的好评，这不仅因为它极其简略，而且因为这本将英文称为“鬼话”的书，“有几个地方将事物和职位的名称完全没有必要地加上了污辱性的‘鬼’字”，不像前一本使用“外国”这个字眼。“仅它的书名就让人想要重新编一本。”他怀疑这本小册子与《澳门番语杂字丛抄》出自同一个编者。[36] 亨特也提到，直到1882年他著书时仍保存着一本叫《鬼话》的小册子，是“在广州商馆附近出售”的。[37] 这应该是他在广州期间（1826—1844年）购买的，因此很有可能与卫三畏所介绍的是同一种，但他在介绍时将原书的书名作了简化。这种“鬼话”，无疑是记载广州英语的珍贵文献，但他们所说的这一本，今日似乎已不复可睹。
不过，与《鬼话》名称不同但内容相似的广州英语词汇书，近年却有所发现。1998年，周振鹤先生撰文介绍了他在台湾访获的一种《新刻红毛番话》，并详加考索，力图为近400个广州英语的词汇注出相应的英文单词。[38] 笔者亦见到一本名为《红毛通用番话》的小册子，前文已经多次引用。两相对照，可以发现二者差别极微。这两种小书与卫三畏和亨特介绍的《鬼话》是否一样？虽然我们因看不到《鬼话》而难以完全断定，但据已有资料，还是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有极为相似之处。卫三畏介绍，《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只有16页，所收词汇少于400个”，“词汇被编排成4类，分别是数目、人与物、会话用语和食物名称”。[39] 这与《红毛通用番话》和《新刻红毛番话》基本上是一样的。两种《番话》所收词汇均少于400个，所分门类都是：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和食物杂用门，这些都与卫三畏所说的一致；《红毛通用番话》为8叶即16页，亦与《鬼话》相同，《新刻红毛番话》则为6叶即12页。亨特说他所见《鬼话》“封面上画着一个身穿上一世纪中叶服装的外国人——戴着三角帽，外配以有扣形装饰的大衣，手上还拿着一根手杖”[40]。摆在笔者面前的《红毛通用番话》的封面，与亨特的描述完全相符，亦与周振鹤先生对《新刻红毛番话》封面的描述一致。[41]
这就说明，这几种广州英语的词汇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基本相同的，很有可能是同一种词汇书的不同版本。关于这些词汇书印行的年代，卫三畏在1834年首次撰文介绍广州英语时所看到的词汇小册子还只是“手稿”即抄本，而在1837年他见到《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及《澳门番语杂字丛抄》，就立即发表了评述。[42] 这表明，广州英语的词汇书很有可能是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刻印流行的；在此之前，基本上是以辗转传抄的形式存在的。[43] 以上所提到的几种词汇书，应该都是鸦片战争前几年刻印的。
刻本并不一定比抄本完善。卫三畏所见到的抄本，有的“有相当可观的规模，所录词汇和短语达到3000个之多”[44]。可见刻本只是将最常用的词汇收录，便于初学者速成。而且，从抄本到刻印，中间经过多年的变化，错误辗转累积，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就在词汇书中出现许多莫名其妙的注音。但在有关手抄本甚为稀缺的情况下，这些词汇书作为可以见到的广州英语文献，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
数种刻本词汇书的出现，是广州英语进入鼎盛阶段的标志，也反映了19世纪30年代中西交往总体规模的扩大。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卷入中西商业与文化交往之中，才出现对大批刻印、不断再版的词汇书的市场需求。这些词汇书其实就是初学者的教科书和备查的词典。鸦片战争后若干年间，随着中西交往与冲突的进一步发展，“中外交往的共同语言”即广州英语在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作用更为突出，客观上促使这种语言走向更为完善的形式，表现为新的、更好的广州英语词汇书的出现。
鸦片战争后广州英语的词汇书，现在存世的也不多。有一种约刻印于咸丰五年（1855）的《华英通语》，为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1860年访问美国时在旧金山获得，回国后为之增订，以假名注音，现收于《福泽谕吉全集》中，周振鹤先生曾予以介绍。它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按事物分类的词汇，一共有三十七类，如天文类、地理类、人伦类等；第二部分是不便分类的单词及简单会话，外加长句类……不管是单词还是句子，都用汉字注明其读音，再翻译成相应的中文意思”[45]。从这一段介绍来看，咸丰年间的广州英语较之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广州英语，在几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其一，它所收的词汇数量明显扩大，分类也更细，比《鬼话》或《红毛通用番话》之类的小册子丰富得多。其二，它已包含了英文单词，并置于首位，其次才是汉字（广州话）注音，再次是中文意译，这与以前在中文词汇下以广州话注“英语”读音的方式相比，实为长足的进步。其三，它也打破了原来只有简单词汇和短语的格局，提供了较多的表达语式，如简单会话之类。这反映广州英语本身开始具备它的书面形式。能够这样做的编者在当时依然不多。据该书序言，可知编者为“子卿”，他“从学于英人书塾者历有年所，凡英邦文字久深切究”[46]，受过正规的英语训练。
7年之后，由唐廷枢编著的一种更大部头的辞书在广州出版。唐廷枢为近代著名买办，他的父亲在1840年前后将他们三兄弟送到马礼逊学校（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学习，故人谓其“少游镜澳，从师习英国语言文字”[47]。唐廷枢在1841年进入该校肄业，1850年该校停办后，他又转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雅各在香港所办的学校继续学习。[48] 这两个学校都由来自英美的教师任教。10年学习使他打下了深厚基础。1851—1857年他在香港的司法机关充任译员，1858年在上海海关任总翻译， 1861年起在怡和洋行任买办。这种经历，表明他的英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是屈指可数的。1862年，广州纬经堂刻印了他的《英语集全》。张玉堂所作的序文云，唐氏在广东期间（很可能是执业于香港时），“留心时务，立志辑成一书，以便通商之稽考。但卷帙浩繁，一时未能卒业。迨北游闽浙，见四方习英语者谬不胜指，而执业请讲解者户限为穿。唐子厌其烦而怜其误也，于是决志取前未竟之书，急续成之，凡阅二年而脱稿，标题曰《华英音释》”[49]。从这段话可知，唐氏编纂该书开始于1858年之前，而重编旧稿则始于1860年，且原定书名为《华英音释》。
《英语集全》共6卷，线装4册，笔者所见的一部装订混乱不堪，各卷相互穿插，页码错综，须详加披阅，方可见其全貌。该书的规模已脱离小册子的阶段，而进入著作的行列。卷前有一篇英文短序和介绍英语常识的《切字论》《读法》两篇文章。作者已经认识到用汉字注英文读音的弊端，“若读者不留意于文字，只见字读字，当住而不住，不当住而住，不但傍 〔旁〕 人不识其所云，即自己亦不晓其所读也”。在没有更好的注音方式的情况下，唐氏发明了一些方法来区分音节、舌尖音、卷舌音等，反映他对准确读音的追求。[50] 全书正文共514叶，纲目详细，将英文词汇分成数十个门类，收词汇、短语、简单句子在6000个以上。该书的编纂方式仿佛今日的汉英词典。以汉语字词为主，下以中文注英文译音。旁边另有一行，上以西文字母注该汉字的读音，下为与该字相应的英文单词。
《英语集全》是兼备词典和教科书性质的综合性著作。书中英文表达正确，兼具口语和书面语，而在注音和句子的准确性方面，与20年前的广州英语几同霄壤。如果以读音不准，没有句法，不具备书面形式为广州英语的本质特征的话，则该书已不属广州英语的范围，而是标志着中国人学习英语语言知识的第二个历史阶段的开端。但唐廷枢实际上难以完全脱离广州英语的束缚，仍然采用广州话注音，例如，他将英文字母C注音为四，G注音为志[51]，便是典型的粤人读法。该书依然承袭广州英语的传统，可以说，它是广州英语发展的结果，二者之间有紧密的历史联系。
无论是《英语集全》，还是其他以粤音注英语的此类书籍，都已不能满足当时最重要的通商口岸上海有关人士的需求。于是，那里的有志之士便产生将这种语言本地化的想法。早在1860年，就有几名在上海的宁波人士，合资刻印了一种以宁波话注音的《英话注解》，编著者是冯泽夫。他在“自序”中指出编纂该书的原因是，“向有《英话》一书，所注均系广音，好学者仍无把握”[52]。该书是用宁波话注解，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预告了著名的洋泾浜英语的诞生。1874年，曹骧所编的《英字入门》问世，才赋予已经流传的洋泾浜英语以书面形式。他在“序”中陈述编书的理由，是当时缺乏以上海话注音的英语读本。他认为以往的《英语集全》等书虽“皆殚精竭虑，足以嘉惠后学，然所注均非沪音，我邑人欲习者，均以未易学步为憾……爰不揣鄙陋，辑译是书，注以沪音”[53]。到这时候，广州英语就结束了它作为中西民间交往通用语言的历史，正式让位于上海的洋泾浜英语。
四
这种没有句法、逻辑不清、词汇有限、读音不准的广州英语，是鸦片战争前100多年间中外交往的主要语言媒介。向西方读者详细介绍了这种语言的卫三畏以近乎谴责的态度说：“由于汉语习惯在其中的存在，在英美人士的听觉上引起的混乱，再加上糟糕的发音，使这种粗俗土语成为世界上最为独特的交流工具。”但他不得不承认，它是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共同语言”。[54] 它承载了一个多世纪影响深远的中西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层面的交流与冲突，沟通了两个缓缓相遇的世界。
按照卫三畏的叙述，广州英语和澳门葡语在地域上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即澳门葡语是在澳门的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通用语言，而广州英语主要在广州使用，它的流行之地还有广州附近的“黄埔和伶仃”。除极少数中国人可以使用马来语和孟加拉语的例外情况，广州英语是这个地区“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交谈的唯一媒介”。[55] 但实际上，由于清政府限制外国人在广州居住的时间，在非贸易季节只允许他们住在澳门，以致英美等国的贸易公司、商行在澳门建有住宅，有些人长期在那里居住。这在客观上为广州英语在澳门的流行准备了条件。同时，由于19世纪30年代伶仃洋是鸦片走私的基地，而外国鸦片贩子主要来自英美，交易的语言很自然地就是广州英语，这势必也给邻近的澳门带来影响。我们从中文史料当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林则徐给道光帝的一份奏折中所提到几个鸦片贩子，钟亚二“向在澳门找换银钱度日，与各国夷人多有认识，通晓夷语”；彭亚舍“向在澳门佣工度日，略晓夷语”；吴亚平则“向在澳门居住”，也是“略晓夷语”。[56] 与主要来自英美的鸦片贩子交流的语言，当然是广州英语，而非澳门葡语。这证明澳门也是广州英语流行的地点。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英语甚至已不仅流行于广州—澳门地区，而且开始传到广东以外。1834年，闽浙总督就向道光帝报告说，福建沿海“甚有奸民之贸易广东者，习学番语，即在澳门交接夷人，勾引来闽”[57]。至于鸦片战争后广州英语竟一度流行于上海一带，就更非卫三畏写文章时始料所及了。
广州英语充当所谓“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共同语言”，主要是在中外贸易和日常生活的接触中。卫三畏说有数以百计的中国人会说广州英语。我们从鸦片战争前后的有关资料来看，这些人包括通事、店主、买办、杂役以及部分行商等。正是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士，使用广州英语，直接与外国人接触。前文所引一个外国商人与店主的对话，证明有些店主会说广州英语。日常为外国商人服务的买办和杂役等，基本上都必须能够以广州英语与服务对象沟通。鸦片战争时期，曾有人为买办下了一个定义：“凡土人晓习夷语，夷人买卖，从中为之说合者，名曰孖毡。”[58] 曾经协助琦善办理“夷务”、后被清政府惩处的鲍鹏，则是未领牌照、私自充任买办的例子。[59] 他后来因为“通晓夷语”而被琦善从山东带回广州，与英国人交涉。至于与外国人交涉的杂役人等，也因生计需要，或多或少地学会一些“夷语”即广州英语。例如林则徐在1839年11月向清廷汇报禁烟情况的另一份奏折中，就提到贩运鸦片的几个人：给“荷兰国夷人番巴臣充当沙文”的黄添化、“捕鱼为业，平时驾艇在洋，常傍夷船湾泊”的彭亚开、“向系驾船载送客货”的邓三娣等，均“通晓夷语”或“渐习夷语”。[60] 183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日记中记载，广利行行商茂官（卢文锦）之弟正在“英国人和中国人的帮助下”学习英语[61]，此人可能是后来的茂官卢继光。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在江、浙沿海侵略，办理交涉的耆英需从广州调遣“英吉利素所深信”的行商前往协助，两广总督祁
除将怡和洋行伍敦元之子伍崇耀派去外，又加派“明白谙练，且能解夷语”的同顺行商人吴天恒之胞兄吴天显前往。[62]这都说明十三行商人中亦有习广州英语者。
这些人（特别是通事）是以广州英语为主要生活技能、以提供语言服务为主要职业的一个群体。由于职业原因，通事应该是英语水平最高的一群。当然，他们所谓的英语水平也是相对而言的。卫三畏对通事们曾有一番描述：“‘通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阅读最简单的英语文件；能听懂两个英国人之间普通对话的也只有2到3个。在英国的人们也许设想中国人会乐于接受教导，以使自己具有职业需要的素质，但我们知道，没有一个通事曾经向外国人寻求帮助，或者想过接受英语方面的任何课堂教育。他们从与外国人的对话中，从词汇书和本地教师的教导中拾掇词句。”[63] 但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可小视。他们虽然没有掌握正规的英语知识，但他们凭借对广州英语的熟练运用，不仅活跃在中外贸易的各种场所，而且还成为中外交涉中必不可少的桥梁。
正式的通事一般由粤海关监督委派，领有专门牌照，负责与外商联系，充当中外交涉中的使者和译员，并办理与中外贸易有关的一些具体事务。如林则徐查禁鸦片时，就曾“传讯洋商，将谕帖发给，令其赍赴夷馆，带同通事，以夷语解释晓谕”[64]。鸦片战争前通事履行职责的一般情形，这里毋庸赘述。鸦片战争期间，会说“夷语”的广东通事，以及一些“通夷语”的买办人等，成为中国沿海地区军政官员争相征调的目标。前已引述耆英征调十三行商人之事。1842年6、7月间，因“英夷在江浙一带滋扰，现在船只日渐增加，恐分窜各处，即欲晓以大义，喻以利害，一时难得说话之人”，耆英首先想到的是“英吉利素所深信”的“洋商伍敦元一家”，但考虑到伍敦元“年逾八旬，恐不能前来”，要广东方面“即择该商兄弟子侄内，能同夷人说话了事者，酌调一二人，饬令星飞来苏”。可见其对能通“夷语”者的急切需要。祁
除派伍崇耀和吴天显应征外，“并选派通事二名，饬令随同飞速兼程赴苏”。[65]“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活动，俘获“白黑夷人”，亦依靠“广东送来通事二名，熟悉夷语”，方能“连日隔别诘问”[66]。其后再获英兵，他又“饬令参赞大臣文蔚、浙江巡抚刘韵珂，派员带同通事，随时讯问”[67]。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审讯英俘，也是靠“能传夷供之宋廷桂，及续经访出通晓夷语之何金”[68]。而琦善受命南下广州办理“夷务”之际，因一时无法访得合适人选，便在路过山东时将“自幼学习夷语”的鲍鹏带上。鲍鹏这样一个低级买办，因躲避林则徐追究其贩卖鸦片之责的逃犯，只因“粗晓夷语”，即具有广州英语的知识，先由他的亲戚、山东潍县知县招子庸举荐给山东巡抚托浑布，再由托浑布举荐给琦善，竟一度成为办理“夷务”的关键人物。1841年1月27日，琦善与义律在莲花冈船上谈判，屏退广州知府、十三行商人等向来办理交涉的人物，“只令鲍鹏一人在船传话”，原因是中方“仅止鲍鹏通晓夷语”[69]。战争已经把对外语人才的迫切需求凸显出来了。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外语人才亦为广州以外各口所需。于是能操一口“夷语”的广东籍通事，便一度成为江、浙、闽各地广为招徕的人才。即以19世纪50年代以后成为最大的通商口岸的上海而论，在开埠之初，“通事者仍系粤人居多”[70]。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当然随之超出了广州口岸的范围。
在鸦片战争时期，高级官员中也有人对广州英语感兴趣。这里以林则徐为例。他组织编译外文书刊之举措，所用的都是当时受过外国人专门训练的专门人才，主要有：曾受教于英美传教士的梁进德，先后在槟榔屿的天主教学校和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的袁德辉，曾就学于美国康涅狄格州教会所办康瓦尔学校（Cornw all School）的阿林（Alum），以及曾在印度塞兰坡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希曼（Joshua Marshman）所办学校学习了10多年的阿满（Aman）。他们都受过正规的英语教育，似乎与广州英语关系不大。不过，看来他们也难以完全摆脱广州英语的影响。如袁德辉曾于1839年在英文《中国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林则徐告示的译文，是“第一篇中国人用英语写的文献”[71]。但这篇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却是“运用中文表达习惯，并且像他们自己的文献一样，是没有标点的”[72]。至于林则徐本人，在当时情况下了解英语知识，更需借助广州英语。他在广州期间，曾辑录许多洋务资料，任陕甘总督时，其幕僚陈德培录其“千分之一”，名之为《洋事杂录》。《洋事杂录》中有一些用汉字书写的外文名词读音，显示了明显的广州英语风格。如“正月”注音为“占玉华利”（January），十二月注音为“地心罢”（December）。又如1到12数字，林则徐分别注音为“温、都、地厘、和、辉、昔士、西问、噎、年、颠、林、打拉”[73]，都与《红毛通用番话》中的注音大致相同。
广州英语在鸦片战争前后被应用的另一种情形则显然具有消极的意义。那就是它成为鸦片贩子交易的语言工具。上文已引用过林则徐的两份奏折，其中提到的几个鸦片贩子，都“通晓夷语”。有些鸦片贩子本人不通广州英语，便拉拢会说的人合伙。如一个叫谭升的人，在1837年春“路遇素识未获之新安县人章亚华闲谈，该犯因章亚华晓习夷语，起意商同合伙兴贩鸦片烟获利”，遂勾结到一起贩运烟土。[74] 在广东以外的地方贩卖鸦片，往往也必须借助广州英语作为交易语言。1834年，福建晋江就抓获一个叫王略的鸦片贩子。他曾在“广东澳门生理，常与夷人交易，能通夷语，稔知夷情”[75]。1833年底，他将鸦片船从广东海面引往闽洋。如果说当时的鸦片贩运网络依其距离外国鸦片船的远近可分为多个层级的话，那么广州英语就在关键的第一层级充当了罪恶的工具。这当然不是这种语言的罪过，而是它的不幸。
五
广州英语的存在，注定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它虽然大体上可以满足鸦片战争前后以贸易为主体的中西交往的需要，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就在广州英语大行其道之时，已经有一些具有远见的中国人，开始自发地寻求正确的英语知识。这是在反省了广州英语的固有缺陷之后进行的可贵努力。除上文已经提到的林则徐的四位译员之外，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例子。
1805年春，一个叫容三德（Yong Sam-tak）的广东青年，专程到伦敦的一个寄宿学校学习英语。后来他与第一个到中国大陆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值得注意的一笔。[76] 这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中国人到海外学习英语的记载。1812年，一个叫秦三才的22岁的青年，从澳门附近的乡村，第二次前往美国纽约（他第一次到美国的时间在1810年之前），希望“获取英语知识，以便能做一个通事”。显然，他已经不满足于在他的家乡可以很方便地学到的广州英语，而是试图到彼邦掌握纯正的英语，跻身高等通事的行列。但在开始时，他因为没有经济来源而“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栖身于中国移民群中打工度日。直到1816年，他才得到一位尼奇太太和她的儿子约翰·尼奇（John Nitchie）的帮助，到一位神学院教授开办的主日学校学习英文，同时由约翰·尼奇在晚上教他语法等方面的知识。在此后的一年里，他的英语水平迅速得到提高，能够将马礼逊翻译的中文《圣经》的某些章节回译为英文。[77] 1824年，后来成为林则徐译员的阿林（William Alum）和他的兄弟阿兰（Henry Martyn Alan）到美国康涅狄格州教会所办的康瓦尔学校学习。该校先后有5 名中国人就读。[78] 1832年，另一个叫阿林（Ah Lun）的15岁的中国少年，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米都城（Middletown）学习。当两年后他陪同美国传教士伯驾到中国时，已经有了相当的英语基础。[79] 没有条件到海外求学的人，也在广州寻求机会。1830年，裨治文刚到广州，就有3个10—15岁的少年跟随他学习英语。[80] 中国人集体接受正规英语训练，则是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1818—1843年），以及先后在澳门和香港开办的马礼逊教育会学校。[81]
鸦片战争后，尽管广州英语依然风行，以后更有洋泾浜英语代之而起，但毕竟渐渐难登大雅之堂，不仅民间寻求正规英语知识者日众，而且官方也开始重视这一问题。1861年1月13日，奕䜣等上奏设立同文馆，以改变“语言不通，文字难辨”的状况。不过它在开办之初，仍需借助广州英语之力。奕䜣等奏陈：“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佛、米三国语言文字之人，请敕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82] 这当然只是应一时之需，后来便聘请洋教习。到上海设立广方言馆时，李鸿章一开始就认为会英语的“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不可靠，不仅“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而且“其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83] 所以该馆在开创时期，即聘请先后在马礼逊学校和美国受过教育的黄胜和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任英文教习。
还应该提到的是，外国人也是广州英语的使用者。他们可以很快“学会这种完全漠视读音和句法规律的语言，它对与中国人进行的商业交往已经足够。他们可以很快熟悉这种土语，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会将学习中文看作一件无用之事，一种无法完成的任务”[84]。相应地，这些外国人中既有寻求正当交易的商人，也有追逐肮脏利润的鸦片贩子。
最先试图为改变广州英语“谋杀”纯正英语状况而努力的是英美传教士。第一个到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在广州生活了20多年的时间，一直致力于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他于1815—1822年间出版了6巨册的《华英词典》。除编写过其他几种供西方人士学习中文的工具书外，他还“编纂过一本100 页的英文语法书”，“供马六甲英华书院使用”。[85] 卫三畏在1836年还提道：“在广州有人正在编纂一本帮助中国人学习英语的书，已进行了一年半，但尚未完成。”[86] 次年，他再次撰文强调出版这种著作的重要性：“一本通俗易懂的文选和词典，能教给本地人外文词汇正确的以汉字和英文标注的读音，还能指导他们在说话时注意一下性别、时间，将是改善目前的不规范的广州英语的极好方法。”他还说：“出版这样一部著作，也许是一个以发扬实用知识为目标的协会的业务范围内的事情。”[87] 这个“协会”，系指1834年成立于广州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它在1841年资助出版了一部《广州方言中文文选》（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该书出版于澳门，作者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这部778页的大部头著作，其正文分为3栏，左边一栏为英文句子和段落，中间一栏用广州话将其汉译，右边则用罗马字母将广州话的发音标出。作者表示，编著此书是想达到“向欧洲人提供与中国人进行交往的工具，并在中国人中传播英语知识”的双重目的。[88]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同文馆、广方言馆等机构任教的洋教习如丁韪良、林乐知等，则具体地将卫三畏、裨治文等人“传播正确的英语知识”的想法付诸实践。
1862年《英语集全》的出版表明，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后广州对外贸易与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已经丧失，但广州英语的余音尚在。很难确定广州英语是在什么时间消逝的。从洋泾浜英语在19世纪后期乃至20世纪初叶仍在上海大行其道的情况来看，广州英语在岭南地区可能也还有一定的市场。这样计算起来，广州英语存在了大约两个世纪。它虽然有如上所述的诸多缺陷，但它毕竟充当了中外交往的工具，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不可替代的。这是其主要历史意义所在。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很不地道的广州英语也为英语语言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现代英语中的不少词汇即来自广州英语。这一点，需要语言学家作专门讨论。
前文已经指出，广州英语是从澳门葡语演化而来的，因此它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创造。应该说，澳门葡语的出现较之广州英语更具有创造性。但在语言交流史上，澳门葡语也不能说是汉族人学习异族语言的最早尝试。翻检旧籍，可以发现更早的事例。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翰林院侍讲火源洁著成一部《华夷译语》，“以汉字译写胡语”[89]，即用汉字为蒙古语词汇注音，形式与后来的《红毛通用番话》相同，但较后者更为规范，对喉内音、舌头音、顶颚音、急读带过音、急读合口音等，均加以注明。火源洁“乃朔漠之族，生于华夏，本俗之文，与肩者罕”[90]，因此才编写出较后世的《鬼话》之类的小册子远为高明的《华夷译语》。当然，蒙古民族后来与汉民族发生密切的关系，同清代中国人与西洋人的关系不同。但清代孙毓修在重刊该书时写了一篇跋文，说“火源洁本元人，仕元，有朝鲜、流 〔琉〕 球、日本、安南、占城、暹罗、鞑靼、畏兀儿、西番、回回、满喇加、女真、百夷十三国译语，元时有汇刻本，亦名《华夷译语》”。又云：“《经厂书目》载增订《华夷译语》十一本。”[91] 则一代语言大师火源洁所著“译语”类的著作，非仅限于蒙古语，还涉及多个国家的语言。
火源洁的努力，说明了他所处的时代，人们已主动开展对异族语言知识的追求，表明“以汉字译写夷语”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从元代到清代，中国人在掌握外族语言方面的传统和热情表明：限制对外交往和排斥外来文化，即所谓“闭关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统治者巩固权力的手段，而非中华文化固有的本质使然。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山大学历史系程美宝博士、研究生肖艳芳的帮助，谨此致谢！）
[1]章文钦先生发表过专题论文《广东葡语和广东英语初探》，载《岭峤春秋——岭南文化论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该文以论纲的形式，对“广东葡语”和“广东英语”的情况作了简略的介绍。刘圣宜、宋德华《岭南近代对外文化交流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对此也有所介绍，见该书第85—88页。
[2]周振鹤先生的《红毛番话索解》（《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对广州英语的词汇书《红毛番话》产生的背景进行了概略的论述，着重尝试为400 个左右的广州英语词汇找出相应的英文单词；他的《随无涯之旅》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收有《书同文与广方言》《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别琴竹枝词笺释》等文章，侧重论述19世纪60年代以后流行于上海等地的“洋泾浜英语”的有关情况，但也对此前的“广州英语”的情形有所涉及。
[3][美] 亨特：《广东番鬼录》，冯树铁等译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4]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432.
[5][美] 亨特：《广州番鬼录》，第45页。
[6]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p.431，432.
[7]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p.431，p.431.
[8]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赵春晨点校，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9][美] 亨特：《广州番鬼录》，第45页。
[10][美] 亨特：《广州番鬼录》，第45页。
[11]S.S.William，“Vocabularies for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Chinese Repository，Vol.6， p.278.
[12]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429.
[13]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p.429-430.
[14][美] 亨特：《广州番鬼录》，第44页。
[15]道光十一年（1831）邵正笏奏报英国人“违例”，“有汉奸在夷人处课其子弟”为其中一项。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后《中美望厦条约》第18款规定：“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人等教习各方言。”（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4 页）这样就解除了外国人学习中国语言的禁令。
[16][美] 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卷合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6页。
[17]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432.
[18]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432.
[19]周振鹤：《红毛通用番话》，广州璧经堂刻本，第5页。
[20]周振鹤：《红毛通用番话》，广州璧经堂刻本，第3、4页。
[21]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p.434-435.
[22]周振鹤：《红毛番话索解》，《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23]卫三畏在介绍广州英语词汇的一篇文章中又提供了一些例子，见S.S.William，“Vocabularies for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Chinese Repository，Vol.6，p.277。
[24][美] 亨特：《广州番鬼录》，第46页。
[25][美] 亨特：《广州番鬼录》，第44页。
[26]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434.
[27]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431.
[28]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196、226页。
[29]《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308—309页。
[30]《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1、2卷合订本，第65—66页。
[31]S.S.William，“Vocabularies for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Chinese Repository，Vol.6， pp.276-279.
[32]S.S.William，“Vocabularies for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Chinese Repository，Vol.6，p.278.
[33]S.S.William，“Vocabularies for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Chinese Repository，Vol.6，p.277.
[34]S.S.William，“Vocabularies for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Chinese Repository，Vol.6， p.277.
[35]S.S.William，“Vocabularies for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Chinese Repository，Vol.6， p.277.
[36]S.S.William，“Vocabularies for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Chinese Repository，Vol.6， p.278.
[37][美] 亨特：《广州番鬼录》，第47页。
[38]见周振鹤《红毛番话索解》，《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39]S.S.William，“Vocabularies for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Chinese Repository，Vol.6，p.278.
[40][美] 亨特：《广州番鬼录》，第47页。
[41]周振鹤：《红毛番话索解》，《广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42]S.S.William，“Vocabularies for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Chinese Repository，Vol.6， pp.276-279.
[43]除卫三畏的文章之外，我们现在可以了解的较早记载，是道光七年（1827）开始到广州从事茶叶贸易的徽商江有科的一册札记，其年份未详。该札记“分言语问答、茶名、布头名、年月日时礼拜、各港、职事人物、衣服等门类”。对某些常用的英语单词、短语都用汉字注明意义和读音。“如‘系’字下注‘爷士’（yes）……札记中用这种方式注释英语多达数百字”。见张海鹏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页。江氏这册札记，可能是广州英语词汇书课本出现前的一种抄本。
[44]S.S.William，“Vocabularies for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Chinese Repository，Vol.6， p.276.
[45]周振鹤：《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随无涯之旅》，第194页。
[46]周振鹤：《鬼话、华英通语及其他》，《随无涯之旅》，第194、197页。
[47]张玉堂：“序”，唐廷枢：《英语集全》，广州纬经堂1862年刻本。
[48]Carl T.Smith，Chinese Christians：Elites，Middlemen，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36，40.
[49]张玉堂：“序”，《英语集全》。
[50]唐廷枢：《英语集全》卷首。
[51]唐廷枢：《英语集全》卷首。
[52]冯泽夫：《英话注解》卷首，上海棋盘街著昌堂光绪丙戌年版。
[53]曹骧：《英字入门》卷首。笔者所据为上海书局光绪二十二年石印本。
[54]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p.431-433.
[55]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431.卫三畏还提到，黄埔的中国人所说的英语比广州人说得好一些，因为外国贸易船只通常停泊在黄埔，“他们经常可以听到船上的人说地道的英语”。
[56]《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54—756页。
[57]《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41页。
[58]《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奏陈整饬洋务以绝弊端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629页。
[59]《刑部进呈会审鲍鹏供单》，《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59页。
[60]《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26—728页。
[61]Eliza J.Bridgman（ed），The Pioneer of American Mission to China，The Life and Labor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New York，1864，p.48.
[62]《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671页。
[63]S.S.William，“Vocabularies for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Chinese Repository，Vol.6， pp.23-24.
[64]《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509页。
[65]《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671页。
[66]《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195—196页。
[67]《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316页。
[68]《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53页。
[69]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 册，第402 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 册，第473、480、491、559页。
[70]冯泽夫：《英话注解》，“自序”。
[71]Chinese Repository，Vol.8，p.167.
[72]Chinese Repository，Vol.8，p.168.
[73]林则徐：《洋事杂录》，《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74]《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760页。
[75]《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142页。
[76]Eliza A.Morrison（ed），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London，1839， Vol.11，pp.71-81.
[77]The Indo-Chinese Gleaner，Vol.1，Malacca，February，1818，pp.78-83.
[78]Chinese Christians：Elites，Middlemen，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pp.56-57.
[79]George B.Stevens（ed），The 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and Hon.Peter Parker， Bost on & Chicago，1896，pp.94-96.
[80]The Life and Labor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p.58.
[81]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8—334、336—352页。
[8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79页。
[83]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李鸿章全集·奏稿》第1册，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页。
[84]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430.
[85]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435.
[86]S.S.William，“Jargon Spoken at Canton”，Chinese Repository，Vol.4，p.435.
[87]S.S.William，“Vocabularies for Chinese to Learn English”，Chinese Repository，Vol.6， p.279.
[88]Chinese Repository，Vol.11，pp.223-230.
[89]火源洁：《华夷译语》卷首“华夷译语凡例”，清涵芬楼刊本（出版时间不详）。
[90]刘三吾：“序”，《华夷译语》。
[91]《华夷译语》下册卷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