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 研究的基本思路

顾颉刚曾对古史研究的基本思路有一总体把握，他指出：

我们对于从前人的说话，信仰是一种态度，研究又是一种态度。前代学者所以不能把历史学建设得好，就是因为他们的学问的基础建筑在信仰上，必须好的才肯信，不好的便不肯信。至于我们现在的学问的基础则建筑在研究上，好的要研究，不好的也要研究，在研究的时候无论什么材料都是平等的。况且这种材料在历史上也自有它的地位。[6]

这一研究思路，虽针对历史学的发展而言，但其实对《路史》研究有同等参考价值。梁启超也说：

中国人对于神话有二种态度：一种把神话与历史合在一起，以致历史很不正确；一种因为神话扰乱历史真相，便加以排斥。前者不足责；后者若从历史著眼是对的，但不能完全排斥，应另换一方面，专门研究。[7]

此种看法，对研究《路史》也有直接帮助。罗泌编撰《路史》是建立在信仰上古神话传说的基础上，他认为上古神话传说里那些兼具“神”“人”二重属性的人物，不仅曾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且创造过辉煌历史，故他撰修《路史》时，在材料的搜集、编排以及组织上，尽量将能反映上古帝王历史功绩的内容搜罗殆尽，这正是《路史》内容丰富但资料庞杂的重要原因。因此，近现代学者研究《路史》，往往偏重从历史角度来探讨，对《路史》的价值加以“排斥”。这显然有失偏颇，应该“另换一方面，专门研究”。亦即将对《路史》的文献整理与文本解读密切结合，先从文献学角度深入剖析《路史》的文本构成情形，再以此为基础详细考察《路史》的神话学价值。

在文献整理时，首先对罗泌家世进行详细考察，揭示出罗泌的家学渊源对他进行《路史》编撰影响甚大；同时也对《路史》的撰修、注释、版本、流传等情况进行探析，这对考察《路史》的文献学价值有关键性作用（第一章）。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指出《路史》具有文献构成丰富的特点，并从《路史》引用文献考察（第二章），以及辑佚学价值考究（第三章）等入手进行充分论证。

以《路史》文献学价值考察为基础，对《路史》所载上古神话传说进行深入剖析，探讨时主要涉及如下几方面的问题：（1）具体分析《路史》所载上古神话传说，分析之初先对罗泌《路史》的编撰背景及前期准备工作进行详细考察，然后对罗泌在《路史》中整合神话传说人物的方式及《路史》所引神话传说资料的来源给予重点关注（第四、五章）。（2）着重考察罗泌在《路史》中构拟的上古帝王谱系，指出，由于罗泌对待上古帝王的态度是信仰和崇敬，故他在构拟上古帝王谱系时，对内容庞杂的材料往往不加区分，但凡记载的内容与上古帝王有关，他都绝不放弃，取用无疑，所以才会出现明张鼎思所说的“其采典籍，则五纬百家，山经道书，一言一事，靡不摭拾，几于驳杂而无伦”[8]的状况（第六章）。（3）对神话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即神话、传说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简要的梳理，并结合罗泌《路史》的实际情况，指出在罗泌的意识里不仅不存在神话与传说间的差异，更主要的是也将神话与历史混淆不分。但这种将神话与历史不加区分的表述方式并非罗泌刻意为之，而是他内心深处的真实看法。因为在罗泌生活的时代，神话与历史的学科分界并不存在。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古史神话观，在探讨神话与历史关系时，曾指出人类社会早期神话与历史往往彼此交融、不易区分，这对认清罗泌的神话观有重要启发；而“神话历史”理论在“古史辨派”的基础上，对神话与历史关系的辨析，更符合罗泌《路史》中体现出的神话观（第七章）。

总之，如果说有一条贯穿书稿文献研究与神话研究的思路或线索，那就是尽量将探讨的背景设置在罗泌生活的南宋，从而实事求是地展现罗泌《路史》所含的价值及存在的问题，这不仅是文章写作过程中应该极力把握的核心，更是利用《路史》进行相关研究时必须认真贯彻的原则。当然，以上所说乃是撰写本书过程中要努力遵循的思路和实现的目标。但实际操作起来，难免会有论述不周或者考察不到位之处，那都是囿于闻见造成的。

二 研究的基本方法

本书是对《路史》研究的一次崭新尝试，这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梁启超曾说：“历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历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为要不断的予以新意义及新价值以供吾人活动的借鉴。”[9]此次研究正欲赋予《路史》以全新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是典型的文献整理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研究的实例。文献整理不仅是一个还原过程，即极力恢复文本原貌，使文本忠实反映作者的创作目的和创作意图；同时也是对文本进行疏通扩展的过程，将相关资料汇集起来，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而文本解读则是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对文本所体现出的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意图进行深入挖掘与阐释，以便更好理解文本中反映出的作者的思想以及文本本身的价值。

对《路史》进行文献整理时，需要排比史料，其方法有三。（1）孔子所说的“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之法。因罗泌撰修《路史》时，曾参阅过数量巨大的文献资料，并将其中与《路史》创作主旨相关部分征引到《路史》中；而为了便于行文，罗泌在征引资料时，又不能将所引资料完整无缺地照原文移录，故而造成许多资料与原始资料间存在诸多变相；复因罗泌征引的资料，有很大一部分在南宋以后已逐渐散佚，故整理《路史》时，虽也据相关文献尽量全面地找出《路史》所引资料的来源，但限于学识，有一部分内容暂时无法找到出处，于是在处理这部分内容时，就只能阙而不论，以俟来哲。（2）“考镜源流”之法。整理《路史》，面临一个重要难题，即书中所引材料的来源如何；而在研讨《路史》所载上古神话传说时，亦面临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得到圆满解答，必然要结合现有材料（包括文献所载、考古所得、民间流传），尽量找出来源，为深入研究打下基础。（3）“去伪存真”之法。罗泌《路史》所载内容，虽绝大部分都能在古书中找到来源，但罗泌在运用这些材料时，却并不完全忠实反映原材料的面貌，其中一部分内容固然因得到罗泌批判的吸收而有了新价值，但另一部分内容却因罗泌有意曲解而与真相不符。在处理这些内容时，就必须通过精密的考证以得到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在此基础上，通过资料长编，同时运用归纳法处理史料，让庞杂的史料具有系统和条理，从而实现梁启超予史料“新意义及新价值”的展望，也才能更加准确、真实、客观地完成本书所拟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为搞清罗泌的生平、学术道路及撰修《路史》的具体情况，在资料搜集时要做到“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10]，让整个研究条理清楚，层次分明。同时，计量法也是本书尝试使用的方法，且占据大量的篇幅。因统计数据和图表都可直观地说明问题，故为充分体现《路史》文献学及神话学价值，在特定章节格外倚重此法。

《路史》除含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外，保存的神话传说资料也极其丰富，为了对这些资料进行周详的考察，首先得对这些资料产生的时代先后与在实际生活中的流变情况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因此，除利用上述文献整理方法来处理这些资料外，应该综合利用神话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的方法，即在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中所说的“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组成的“二重证据法”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三重证据法”，亦即采用“综合的”研究法来探讨《路史》所载上古神话传说的相关问题。这正如孙作云在《盘瓠考》中所说：

就是从社会制度的研究来判断古史的真伪，用考古学上的实物来证明制度的有无，用文字学音韵学的方法来考证一个名词的得名之故，用民间的俗说、迷信以补文献的不足。我所用的方法不是限于一隅的，是综合的。我的态度，是“疑”了之后再“释”，“释”了之后再“信”。我不是徒然地疑古，也不是盲目的信古，我的方法是二者之合。再用具体的话来说，就是我以为古史的事实，大致可信，古书并非尽伪。我们要在神话之中求“人话”，疑古之中找“信史”。[11]

笔者虽不具备此等丰富的知识，也不能娴熟地利用如此多样的研究方法来解读《路史》所载神话传说资料，但亦将充分利用包括“三重证据法”、古史辨派的神话研究方法以及“神话历史”理论在内的众多研究方法，给予《路史》研究更为广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