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回顾与展望
一 罗泌及其《路史》研究回顾
罗泌《路史》成书以来，颇受学界重视，其论点多为后世学者沿用，保存的大量佚文也多为后世文献学与神话学研究者所取资；但据实而论，此类重视又多为表面的、浅层次的。就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学界对罗泌《路史》虽有所研究，但多零散不成系统，真正对该书系统研究者尚未之见，实属遗憾。综观学者对《路史》的研究实践，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文献研究层面。此前研究者也曾涉及《路史》成书时间与《〈路史〉注》的归属以及《路史》的辑佚学、校勘学价值的探讨，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如关于《路史》成书时间问题的探讨，李裕民认为《路史》的成书时间在乾道六年（1170）之后，并正确指出《路史》并非成书于一时，乃分阶段完成。[12]虽然李氏的考证尚有缺漏（详见第一章），但毕竟为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又如关于《〈路史〉注》的归属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是罗泌自注，一种认为是罗苹注。实际两种意见均不确切，《路史》正文乃罗泌所作，而注文乃罗苹“承父命”作。但此“承父命”并非指罗苹作注在罗泌去世之后，而是指罗苹在其父创作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作注，所以在罗泌去世（约1203年）之前，能够对《路史》的正文和注文的部分内容进行反复修改增订（详见第一章）。又如关于《路史》辑佚学价值的挖掘工作，自明代以来，曾有无数研究者宗行其事，使《路史》在辑佚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尚未有研究者从文本整理角度入手仔细梳理《路史》所载佚文，因此，此前的辑佚家虽曾大量利用《路史》来从事辑佚工作，却仍出现巨大漏辑现象（详见第三章）。
二是历史研究层面。《路史》书中保留了大量的古史资料，是研究古史不可多得的文本。虽然其中有些结论显得牵强，但“由于罗泌引据浩博，且以周代史料为大宗，包括了比较丰富的宋以后已经失传的古史资料，因而书中有些内容往往可以与现在的研究成果相合”。[13]故研究者利用《路史》所载古史资料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六章“所谓炎黄以前古史系统考”中就曾大量批判地吸收了《路史》书中的记载。[14]又如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从考古学、古音韵古文字学、古地理古民俗学等各个角度，对我国古代炎黄氏族文化的发展变迁作了全面的探讨，其观点之新颖，方法之特出，引用材料之广泛，均可称一家之言”。[15]王氏此书曾大量参考《路史》，指出，“迩以撰述炎黄氏族考，时时检阅”。[16]
此外，还有学者将《路史》与考古相结合。如杨成槛就将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资料相比勘，特别采用《路史·前纪》卷五《有巢氏》条关于有巢氏的记载，把河姆渡文化与有巢氏结合在一起。[17]侯毅结合《路史》的记载，认为唐尧和陶寺墓葬的大基墓主有共同的图腾信仰。[18]陈立基结合《路史·后纪》关于蜀山氏“王瞿上”的记载，考证出瞿上之地即今三星堆，并认为“这些文献记载和传说，和现在发现的考古资料情况基本上吻合”。[19]李先登结合考古材料与《路史》记载，认为蜀王鳖灵灭亡杜宇约在春秋初、中期之时，约为公元前7世纪初：“这与我们上述研究认为三星堆器物坑掩埋的时间，即三星堆遗址四期结束之时约相当于春秋初、中期之时也是相符合的。”[20]又有学者将《路史》与图腾文化研究相结合。如刘尧汉认为：“《路史·后纪·太昊下》注引《道藏·洞神八帝妙精经》说：‘伏羲姓风，女娲姓云。’这也表明，伏羲是以母虎为图腾的原始氏族部落的名号。”[21]卫惠林认为：“《纬书》及《路史》所传古代氏族名号中，大部具有显著的图腾色彩。最显明者如《循蜚纪》……《固提纪》……《禅通纪》内之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祝融氏、混沌氏、朱襄氏，此等古代氏族名号当皆为图腾动物、植物及自然现象之名号经过若干讹变之结果。”[22]何星亮结合罗泌《路史·发挥二》关于盘瓠的记载，认为“两蛮以狗为始祖，其石室前之狗像雕石与图腾柱相似”。[23]又有学者将《路史》与夏史研究相结合。如程平山《夏代纪年考》对《路史》与夏代纪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夏代纪年的数据主要有三个系统：儒家体系、《竹书纪年》体系和《路史》体系。其中，前两个体系价值大些，《路史》体系由于明显的错误，个别数据仅能够作为参考。”并且说：“《路史》记载的数据是区别于儒家体系和《竹书纪年》体系的一套体系。因此，《路史》的记载是不可信的，它是罗泌整理先秦史料的成果，但是在引文与考证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错误。”[24]而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对《路史》与禹都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否定了《路史》提出的禹都在“泽之阳城”的说法。书中指出：“泽州（今山西晋城县），指汉代濩泽县，唐以后改名阳城县，现在仍叫做阳城。泽之阳城系唐代后起之名，与夏禹相距数千年，毫无关联，不足为信。”[25]又有学者将《路史》与殷商史研究相结合。如蔡运章利用《路史》的记载论证了汤都“郼薄”即西亳。[26]《路史·国名纪丙》载：“邺，上甲微居，即桐也。……今汤阴有司马泊，司马村，或云太甲，盖以邺西桐有离宫商之墓地，而缪以上甲为太甲尔。”陈梦家认为：“邺上司马，《路史》以为上甲居，今河南汤阴境。但所谓上司马和商之墓地似乎即今安阳小屯。今小屯对岸有大小司马村。”[27]邹衡认为：“《世本》太甲徙邺之说，皇甫谧即已存疑。罗泌改太甲为上甲，于理为顺。陈梦家且举今安阳小屯村对岸有大小司空村为证，更疑罗氏汤阴之说，或为安阳之误。今安阳殷墟地区，已发现了先商文化漳河型遗址（见本书第叁篇页109），直接为罗、陈二氏之说提供了物证。”[28]关于盘庚迁殷原因，朱彦民总结说：“盘庚迁殷的原因之水患说：这是一个传统的观点……宋罗泌《路史·国名记（丁）》：‘盘庚之迁，本于洪水，都国垫溺为之，岂得已而不已哉。’……当今不少学者也都认为，上古时期黄河流域经常发生水灾，为了躲避水灾的威胁，殷人才不得不多次迁都。”[29]又有学者将《路史》与古蜀国研究相结合。（1）“巴人世系”研究。学者多引用《路史》文中的记载，因为“古代巴人之世系，见于记载者惟《山海经》与《路史》”。[30]（2）巴人来源问题。彭官章认为：“学术界普遍认为：巴人发源于湖北长阳武落钟离山，廪君是巴人的始祖，巴人是廪君的后裔。……廪君是‘氐之子’，因出于武落钟离山赤穴，故称之为‘赤氐’。此可从《路史·后记》中得到佐证：‘赤狄巴氏服四姓为廪君，有巴务相’。……罗泌将廪君放入氐羌系统是很有见地的。”[31]（3）古蜀王研究。有学者指出：“蚕丛氏，相传即蜀山氏。《路史·前纪·蜀山氏》云：‘蜀山氏，其始祖蚕丛。’又云：‘蜀之为国，肇自人皇，其始蚕丛、柏濩、鱼凫，各数百岁，号蜀山氏，盖作于蜀。’不仅将蚕丛氏与蜀山氏联系起来，而且还视其为蜀山氏的始祖。蜀山氏与蚕丛氏两者有关联，学界殆无疑义。”[32]又如蜀山氏与黄帝关系。蒙文通指出：“《路史·国名纪》说：‘蜀山（依《全蜀艺文志》引补“山”字），今成都，见扬子云《蜀纪》等书。然蜀山氏女乃在茂，详后《妃后国》。’《路史·国名纪》上世妃后之国又说：‘蜀山，昌意娶蜀山氏，益土也。’这应该是《常志》等所称‘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封其支庶于蜀’的说法所从出。可证蜀王为黄帝后世之说已见于《蜀王本纪》，只是清代洪、严诸家辑本遗漏了这一条。”[33]（4）巴蜀古国研究。如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利用《路史·国名纪》的记载，证明“郪”“果”“廪”“巫咸”等为“巴蜀境内的小诸侯”。蒙氏还利用王家祐的研究成果，指出王氏“从甲骨和金文考得巴蜀境内古诸侯十多个，如其更从《路史·国名纪》中和汉的牂柯、益州、永昌、越嶲、汉嘉（沈黎）、汶山、武都各郡的邑君来看，就有百数十个小部落”。[34]（5）对《路史》所载古蜀国资料的批评。顾颉刚认为罗泌“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系统”，“为了顾全十纪的编排，蚕丛们便须拉到极远，为了顾全蜀和中原的联系，蚕丛们又须拉到极近，那些没有确定时代的古人，高下由人摆布，真太可怜了！”[35]又有学者将《路史》与古楚国研究相结合。《路史》书中载有大量与古楚国相关的资料，学者在研究楚史和楚文化时也对这部分资料进行了利用。如何浩《楚灭国研究》据《路史》的相关资料，对楚国兼并诸小国过程进行了细致考察。这其实是研究楚何以发展强大，也是整个东周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之一。[36]而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渐》多利用《路史·后纪八》《国名纪丙》所提供的资料对楚所灭的濮、罗、归、越、賨、滇、麕、麋、芈蛮等国进行阐发。[37]关于“楚国南界究竟稳定在何处”的问题，蒋廷瑜认为：“主要是看对‘苍梧’怎么理解。《逸周书》记述向商周王朝进献贡品的古代部落有‘仓吾’。此仓吾即是苍梧，是进献翡翠的部族名，不是地名。宋代罗泌著《路史》，把苍梧与骆越、西瓯等同起来，视为百越部族的一支，也是这个意思。该部族生活的地方后来也名为苍梧，由部族名转化为地名。”[38]还有学者将《路史》与其他古国研究相结合。如关于杨国的国号、杨国封君的姓、杨国始封的时间等问题，王光尧结合《路史·国名纪》相关记载与杨姞壶铭文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考辨，纠正了一些错误的结论。[39]吴镇烽结合《路史·后记十》《路史·国名纪乙》《路史·国名纪丙》与梁伯敔簋中关于梁国的记载，认为伯益受封梁国当是事实，并指出梁伯敔簋对于梁国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40]何光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了大量此方面研究成果，如《庸国的兴亡及其与楚的关系》（《求索》1983年第3期），《嬴姓诸国的源流与分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东夷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等。其中对《路史》资料的运用可谓是巨细无遗，在客观上起到推动学术界充分利用《路史》资料的作用。
三是神话研究层面。《路史》除具有丰富的文献学、史学价值外，还具有一定的神话学价值。《路史》是“以神话传说资料编写中国史前历史的著作”[41]，“其书取材杂芜，然恒有神话资料存焉；且所引古籍今多佚亡”。[42]“论历史自非信史，但从神话研究的观点看，因其征引丰富（尤其是罗泌的儿子罗苹所作的注），也有足供参考的。”[43]关于《路史》在神话学史中的地位，到目前为止，研究最深者当属袁珂无疑，他在《中国神话史》中的第一章第一节和第十五章第一节用了大量篇幅来分析阐释《路史》在中国神话学史中的地位。文章指出，《路史》“是一部神话传说性质的原始社会史，书中所记叙的，当然就是历史化了的神话传说”。“我们从神话研究的角度看，此书倒是很值得注意的。”“尤有奇者，是他（罗泌）所分前、后二纪，竟恰恰暗合原始社会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神话传说——即使是经过整理安排的神话传说——之足以‘史影’，看来具有一定的道理。”又客观指出，《路史》虽具有巨大的神话学价值，但罗泌“对神话传说采取的态度，不管是信也好，疑也好，或另作解释也好，其没有能够真正理解神话传说则一。这都由于作者既不能用科学的眼光去探讨神话传说的成因，又不能用文学艺术的心情去欣赏神话传说的美感，被笼罩在神话传说的雾氛中不能超拔出来”的结果，但“古代学者研究神话，一般都有理解不深的局限，自然不能苛求曾经在这方面有过一定贡献的罗泌”。[44]而更多研究者则是利用《路史》资料进行神话研究，相关文章不下百篇（详见本书“参考文献”部分），因数量庞大，不能一一加以评述，故仅选取其中涉及“盘古”“伏羲”“女娲”“蚩尤”者归为以下几类。
第一，盘古神话。（1）总论：如杨东晨、杨建国《开天辟地与盘古氏的传说和文化：兼论经纬书与野史中远古纪年的史料价值》等；（2）盘古传说形成：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十八《盘古的出现与三皇时代的移后》、陈向春《“元气”催生：论盘古传说的形成》等；（3）盘古神话形成时间：陈钧《中国神话新论·盘古新考》、王晖《盘古考源》等；（4）盘古神话的发祥地：黄世杰《盘古化生神话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广西大明山（上）》等；（5）盘古神话的流传：余云华《重庆民间盘古文化及其考古学支持》、谭达先《“盘古开天地”型神话流传史》、刘夫德《盘古考》等；（6）盘古与盘瓠：吕思勉《盘古考》、刘起釪《开天辟地的神话与盘古》等。
第二，伏羲神话。李建成《伏羲文化研究简论》认为，对伏羲文化的记载和研究，宋代《路史》是很重要的一部。[45]此看法颇为公允。但长期以来关于《路史》与伏羲之间的关联却少有人提及，直到闻一多《伏羲考》面世，才因其“研究材料的搜集使用方面不拘一格”[46]等原因，初步利用了《路史》关于伏羲神话的记载。此后，学者在研究伏羲及相关文化时都会参考《路史》，其成果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伏羲名号的来历：刘雁翔《伏羲传说事迹辨正》、刘俊男《神农父亲及其后代考：兼论伏羲名号的来历》等；（2）伏羲的出生地：漆子扬《伏羲生地考释》、陈泽《关于伏羲生于仇池考述》等；（3）伏羲的族源：易谋远《“伏羲的族别为西戎”说质疑：和刘尧汉先生商讨》、张潮《黄帝·伏羲·后稷同族考》等；（4）伏羲的形象：郭德维《曾侯乙墓五弦琴上伏羲和女娲图象考释》等；（5）伏羲的功绩：刘城淮《女娲伏羲神话论》、金棹《伏羲女娲神话的文化意象：关于宗教与科学的起源和二者关系的演变》、何光岳《伏羲氏的神话与史实》等；（6）伏羲与女娲：胡仲实《论伏羲女娲神话》、刘宗迪《伏羲、女娲兄妹婚故事的源流》等；（7）伏羲与良渚文化：董楚平《伏羲：良渚文化的祖宗神》、顾希佳《良渚文化时期的伏羲神话母题》等。
第三，女娲神话。杨利慧《女娲神话研究史略》指出，南宋罗泌《路史》在女娲神话研究中有重要地位。[47]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几类：（1）综合研究：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女娲溯源：女娲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测》等；（2）女娲补天：李道和《女娲补天神话的本相及其宇宙论意义》等；（3）女娲神话的流传：胡安莲《河南女娲神话的演变及其意义》、王子今《平利女娲故事的发生背景和传播路径》、李欣复《女娲神话之流布及现代解读》等；（4）伏羲与女娲：吕威《楚地帛书敦煌残卷与佛教伪经中的伏羲女娲故事》等；（5）女娲文化研究：李祥林《女娲神话的女权文化解读》、黎胜勇和李尚海《女娲山与女娲文化》、张崇琛《女娲神话的文化蕴涵》等。
第四，蚩尤神话。（1）蚩尤的出生地：曲辰《蚩尤其人其事》等；（2）蚩尤的形象：刘宝山《蚩尤探源》等；（3）蚩尤的功绩：唐春芳《论蚩尤在历史上的功绩与地位》等；（4）蚩尤的葬地：崔彩云《蚩尤与蚩尤冢考》等；（5）蚩尤与炎帝：刘俊男《炎帝就是蚩尤：兼论太皞神农与炎帝蚩尤之史迹》、郑莉《蚩尤和炎帝的关系考》等；（6）蚩尤与涿鹿之战：刘宗迪《黄帝蚩尤神话探源》、石朝江《蚩尤与炎黄逐鹿中原考》等。
通过对以上论著和论文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可知，《路史》可资利用的资料十分丰富，但这些论著和论文不论是从何种角度涉及《路史》之文，都是浅尝辄止，并未做深入研究。因此，《路史》所蕴含的各种价值需要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
二 罗泌及其《路史》研究展望
学术界对罗泌及其《路史》的研究，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由最开始仅将其作为“别史”“杂史”“伪史”看待[48]，到后来由于文献学家的参与，对《路史》辑佚学、校勘学价值进行挖掘，再到后来因神话学家的介入，将其视为神话资料总集[49]，得到神话研究者的广泛重视。这样一个逐渐深入的研究过程，不仅体现了研究者对《路史》认识的逐渐全面、深刻，更体现出随着研究方法的多样，《路史》具有的多样价值也得到研究者的广泛认同。总之，必须承认，此前对《路史》的研究，虽然在深度和广度两方面均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但毕竟已经在多个方面为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研究者一直以来都未曾从《路史》的文献构成角度进行过详尽的梳理考察，也因为《路史》作为一部记载上古史、上古神话传说内容极其丰富的书籍，对它的解读确实无法“彻底摆脱‘辨伪学’和‘古史辨派’的影响，其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在使用史料时不能不顾及辨伪学家为某些文献打上的‘伪书’、‘伪史’的印记”。[50]所以大多数的研究者对《路史》的了解，都还停留在顾颉刚所说的“伪史”的范畴。这确实不利于对《路史》进行深入研究。
其实，如果换一种角度来思考，也许就不至于被束缚在“伪史”的框架里，而能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罗泌及其《路史》。宋代是中国上古史研究的重要历史时期，名家名著层出，如刘恕的《通鉴外纪》、苏辙的《古史》、胡宏的《皇王大纪》、罗泌的《路史》等，就是其中颇有影响的著作。宋代何以会出现上古史研究的热潮？是什么力量支配着这一研究趋向的展开？这一研究趋向是否反映了社会的某种需求或者研究者共同的价值取向？具体到《路史》，罗泌是在一种怎样的社会和思想背景的支配下从事这项工作？《路史》的编撰又是否寄托了罗泌对南宋这个偏安王朝的某种深切关怀？这些都是在研究《路史》时应该格外关注的。只有将《路史》研究根植于对这样的历史背景的探讨基础上，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罗泌及其《路史》，从而真正揭示出它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价值以及存在的不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路史》，不仅不会简单地将它视为“伪史”而否定其价值，将讨论的核心直指其背后隐藏的深层价值，而且更有助于我们借此了解宋代上古史研究的整体趋向，对将来从事与《路史》相类似的著作的解读奠定基础。这也正如陈寅恪在冯著《中国哲学史》上卷的《审查报告》中所说：
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51]
陈氏坚持史学家必须尽力保存历史的客观真相，不能稍有“穿凿附会”。所以他这番话不但在当时为针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弊而发，即在今天的众多研究领域也还不失其时效。陈寅恪对于曲解史实、附会古今一点最视为史家的大戒，纵使犯戒者是他所尊重的前辈学人，他也不肯轻易放过。[52]如沈约在《宋书·陶渊明传》中说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53]陈氏认为这是最可信的记载。但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则认为陶潜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混浊，才不屑为官，并非真是“耻事二姓”。[54]对此，陈氏委婉地指出：
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向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之以疑沈休文之实录也。[55]
故针对罗泌及其《路史》研究而言，就必须时刻注意尽量摆脱当代的价值标准，回到历史上的价值标准，穷其时代因素，究其环境影响，“推其所以然之繇，辨其不尽然之实”[56]，如此，所下的判断，方能臻于相当客观的水准[57]，从而尽量真实地揭示《路史》的价值，而不“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否则我们的研究必将出现陈寅恪所说的，“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而这将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同时，正如李学勤所说：“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58]我们坚信，在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理念的介入下，对《路史》的研究将突破“伪史”的框架，取得长足进步。
[1] 顾颉刚等编：《古史辨》，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册，第75—76页。
[2]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3] 裘锡圭、曹峰：《“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文史哲》2007年第4期。
[4] 《尔雅·释诂》：“路、淫、甫、景、废……大也。”（《尔雅注疏》卷1）则“路”之训“大”，“路史”即“大史”。罗泌取其书名作“路史”，正预示其书中材料包罗万象。
[5]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页。
[6] 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页。
[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80页。
[8] （明）张鼎思：《豫章刻〈路史·前纪、后纪〉序》，载（宋）罗泌《路史》，《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36年排印本，第3页。
[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1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163页。
[11] 《孙作云文集》第3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1页。
[12] 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5—67页。
[13] 朱林宝：《中华文化典籍指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14]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305页。
[15] 方厚枢：《中国出版年鉴》，中国书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页。
[16] 王献唐：《王献唐遗书：双行精舍书跋辑存》，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81页。
[17] 杨成槛：《河姆渡遗址文化与越族先民》，《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4年第2期。
[18] 侯毅：《论我国古代的氏族部落联盟》，载山西省考古学会等合编《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19] 陈立基：《趣说三星堆——古蜀文化探秘》，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20] 李先登：《夏商周青铜文明探研》，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21] 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虎宇宙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22] 卫惠林：《中国古代图腾制度论证》，《民族学研究集刊》1943年第3辑。
[23] 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
[24] 程平山：《夏代纪年考》，《中原文物》2004年第3期。
[25] 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8页。
[26] 蔡运章：《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27]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50页。
[28] 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版，第198页。
[29] 朱彦民：《殷墟都城探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30] 田敏：《〈山海经〉巴人世系考》，《四川文物》1998年第5期。
[31] 彭官章：《巴人源于古羌人》，《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32] 范勇：《蚕丛考》，《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S2期。
[33]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0页。
[34]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第27—30页。
[35] 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35页。
[36] 李学勤：《〈楚灭国研究〉序》，载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37] 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渐》，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9页。
[38] 蒋廷瑜：《楚国的南界和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1980）》，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
[39] 王光尧：《从新出土之杨姞壶看杨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2期。
[40] 吴镇烽：《先秦梁国考》，《文博》2008年第5期。
[41] 姜彬：《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6页。
[42] 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4页。
[43] 袁珂：《古神话选释·女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44] 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380页。
[45] 李建成：《伏羲文化研究简论》，《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46] 赵锋：《对闻一多〈伏羲考〉的阐释》，《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47] 杨利慧：《女娲神话研究史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
[48] 这是比较通行的观点，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主要包括传统的目录版本学家和史学家。如《四库全书》、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就把《路史》归于“别史”行列；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骆兆平编《新编天一阁书目》等把《路史》归于“杂史”行列；把《路史》归为“伪史”行列的，主要以近现代史学家为主，如顾颉刚。顾氏虽未明言《路史》当归入“伪史”行列，但在《论〈竹柏山房丛书〉及〈庄子内篇〉书》中却给出了这种暗示：“《竹柏山房丛书》收到。此书信《三坟》，信《伪古文尚书》，信《洞冥记》、《三元经》等书，颇使我失望。……但这书虽不能给我‘辨伪’的资料，却可以给我‘伪史’的资料，反正是有用的。”（顾颉刚等编：《古史辨》第1册，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信中提到的《三坟》等，在《路史》中同样大量存在就是明证。
[49] 《路史》是中国神话的集大成之作，丁山早已指出：“罗泌融会先秦的经、传、诸子以及汉后谶纬家言、搜神志异之书，以成《路史》，可谓集古代神话之大成！”（《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610页。）神话学家袁珂也有类似的观点：“用神话因素的东西来填补远古历史的空白，是道家之流和某些史学家的惯技。道士徐整已开其端，唐代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又继其后，而集此工作之大成者，乃是宋代罗泌所作的《路史》。……（《路史》）可说是一部神话传说性质的原始社会史，书中所记叙的，当然就是历史化了的神话传说。”（《中国神话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赞同，如有学者认为《路史》“以神话传说资料编写中国史前历史的著作。……作者对于神话传说资料转化为历史，加以整理排比，企图建立古史的体系，自然多是蹈空之论。但书中所引用的古籍今多佚亡，所以也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古代神话传说资料”。（姜彬：《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6页。）
[50] 曹书杰：《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5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280页。
[52] 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75页。
[53] 《宋书》卷93，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288—2289页。
[54] 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载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上编，第269页。
[55]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8页。
[56] （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二》，中华书局2011年标点本，第952页。
[57] 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58]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长春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