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统注释学中的批评意味

赋注不等于赋评，赋注的基本思路是以“释义”而“训理”，讲究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赋评则是针对具体作品所进行的评论或批评，及由此引发的文学理论阐扬。赋注与赋评的内在关系：从思维方式上看，赋评较为主观，以重感悟的评论为主，而赋注则较为客观，多偏理性说明；从语言表达上看，赋评以形象的文学性语言指摘赋文之高低轩轾，而赋注以抽象的学术性语言读解文本，不矜伐非毁，以尊崇文本为宜。二者既有本质上的区别，又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将其区别与联系佐以具体作品再予以梳理与探析，可以窥探赋评由注释走向评点并呈现独特的审美之理路。

一 由“古赋不注”到“注”的始兴[1]

西汉前期，司马相如、司马迁等赋家曾对时人的赋作有过深刻的评论，开中国赋学评注的先河。因早期赋作多使用口语，并以口诵的形式加以流播，具有较强的游戏功能和实用性，无须多加注释读者自然可以赏析。清人王芑孙所谓“古赋不注”[2]，其原因大抵如是。汉代辞赋创作多为“侈丽闳衍”之辞，且由于词义语音变迁等原因，至东汉时，前人的赋作已不易读懂，如贾谊《簴赋》、刘歆《遂初赋》等，这时赋注便应需而生。班昭注解《幽通赋》是最早的赋注作品，南北朝时，为赋作注的现象渐趋繁兴，据《隋书·经籍志》“杂赋注本”条记载：“梁有郭璞注《子虚上林赋》一卷，薛综注张衡《二京赋》二卷，晁矫注《二京赋》一卷，傅巽注《二京赋》二卷，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赋》三卷，项氏注《幽通赋》，萧广济注木玄虚《海赋》一卷，徐爰注《射雉赋》一卷，亡。”[3]引文详细记载了赋注的盛况。李唐以降，有李善注《文选》以及五臣注《文选》，二者均以赋的注解与评点称善。

目前按照注释人与赋家的关系，可将赋注分为“他注” “自注”“汇注”三种形态。概言之，赋文的注者须兼备才、学、识三方面的修养，倘若没有与赋家相当的学识，那么，一篇鄙陋拙疏、缺少讽咏涵濡思想的注文则不值得玩味。然而，无论注释者如何力求客观地接近与阐释作品，重建赋作产生的具体语境，然受限于注者知识结构与人生阅历，难以避免“误读”的发生。这使注释不同程度地带有注释者的主观情感。赋注中的三种形态，可以体现不同注家对于相关问题的看法与理解。对此展开研究，有助于考察赋体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学理关系。

二 “注”与“评”的互渗共生

“他注”与“自注”。曹大家注解班固《幽通赋》，是最早的“他注”。谢灵运的《山居赋》注，则是赋文自注的发端。两者在文本注释上各有开创，虽跨越时代，然注释风格与体例上却有共鸣。

因其久远，《幽通赋注》与《山居赋自注》完整的赋篇早已亡佚，目前所见注文或以征引、或以依附的形式得以在其他文集中留存。尤其前者多被征引得以再现风貌，《文选》中收录的班昭注解，均以小字夹于赋篇之中，基本是每两句一注。《四库全书总目》总结此种体例称：“于班固《幽通赋》用曹大家注之类，则散标句下。”[4]观览全篇，注家尤其在疏解词义、训释字义、串通文义等方面用力颇深，或许出于对班固的熟稔，班昭的注释不仅详赡，而且明确。谢灵运自注《山居赋》保存于《宋书·谢灵运传》中，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宋文》辑录有谢灵运《山居赋》，题名后小字简注：“有序并自注。”谢注采取小字形式，夹于相对完整的句子和段落中，内容与班昭注《幽通赋》类似，也主要包括训释语词、阐述文义、指明用典等方面。二者注文风格上颇有共识，胪举如下。

第一，文献征引。班昭注赋，四部文献均有征引。引文中所用的经部文献共计六种，分别为《诗经》《周易》《论语》《礼记》《尚书》《左传》。其中，征引《诗经》10次，《周易》8次，《论语》9次，《礼记》1次，《尚书》2次，《左传》4次。征引史部文献三种，依次为《史记》《汉书》《国语》，其中《史记》3次，《汉书》1次，《国语》1次。子部文献涉及七种，分别为《孔子家语》《淮南子》《鹖冠子》《庄子》《老子》《孟子》《吕氏春秋》，其中征引《孔子家语》2次，《淮南子》3次，《鹖冠子》1次，《庄子》5次，《老子》2次，《孟子》1次，《吕氏春秋》1次。相较其他而言集部文献征引较少，仅《楚辞》、贾谊集《新书》两种，其中征引《楚辞》2次，贾谊《鸟赋》1次。这些有的是直接引用，有的是间接引用，有的则是转引，体例的严谨和引文的详赡，增加了班昭注文的说服力。汉以后，班昭注文中所提及的史事被视为“信史”，经常出现在历代的各类注解文字之中。谢灵运的征引可谓详备精审，依照赋文内容设置参考，不拘泥于某一类或某几类文献。史书与时人著述均与经部文献相间而行，较好地展示了注家征引文献的丰赡性。尤可注意的是，采山铸铜的典故在《汉书·货殖传》中是作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的反面典型来批评的，谢灵运却不涉及价值评判，仅以“铜陵”来形容园林的富庶，体现了注家多元并举、敦厚持重的注释态度。

第二，施注形态。《山居赋自注》继承了曹大家《幽通赋》的施注密集的特征。赋的注释一般都密度较大，注文较详，若与史书中的其他篇目相互对照，这一点更为明显。班昭注《幽通赋》基本每隔两句一注，句与句之间留有间隔。这种注释密度紧凑、稳定又有规律可循的体例，非常便于读者的区分与研读。这种体例犹如后世的夹批，不仅是注释，已具备批评的雏形。隔句出注的体例被后学广为效仿，谢灵运自注《山居赋》、李善和五臣注《文选》中的赋篇，皆隔句出注。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当属六臣注《文选》。

第三，释典诂物。《山居赋》注文中大量用典，通过用典可以发现几个典故之间有着鲜明的逻辑顺序。首先，借用孙权与周瑜不谋而合的典事，意在阐明作者卧疾山顶，观览古人遗书，无比惬意闲适的心境。其次，征引上古传说时代的缙云与放勋之事以自比，叙述自己才智与品质非凡绝伦，但不以功名为志向，在功成之后隐居。这是因为赋家受玄学思潮的影响，既有“隐遁”的主题行为，又要彰显其洁身自好的品格。再次，援引张良弃职随赤松云游与范蠡三迁皆有荣名之事，颂赞了前贤高风亮节、功成身退的精神，而且以张良、范蠡之事作比，表达了自己对于优雅、恬淡生活的向往之情。最后，牵犬、听鹤的故事流露出古人成也官场、败也官场的心路历程。谢灵运出身高门，以济世之才自诩，然而由晋入南朝宋，深为刘裕猜忌，内心的期许与现实格格不入，其苦痛矛盾可想而知。这是当时士人的普遍心理，《南史·刘穆之传》亦有相似记载：“长人谓所亲曰：‘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践危机。今日思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5]谢灵运以李斯、陆机自喻，表示自己仍有朝不保夕之虞。而退隐山居，对生活细节充满热情和眷恋，正是谢灵运以史为鉴，寻求精神上自我救赎的一种努力。班昭家学渊源深厚，博览群书，不可能意识不到烦琐章句的弊病，于是不再一味“就事论事”、死校字词，而采取通达训诂的方式作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一过程，又是通过层层递进、抽丝剥茧式的训字疏文来达到的。由此可见，《幽通赋注》既有扎实的文献功底，又有相应的理论水平，称其为赋注中的翘楚，并非过誉。

第四，注释用语及注音。班昭注赋，本是源自经学、章句学传注的传统。班昭注解《幽通赋》时，主要以精注名物为主，辅以通俗浅显的详解。如“道修长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句，班昭注曰：“夐，远邈也。周，至也。”接着对“至”作进一步考释：“言天道长远，人世促短，当时冥默，不能见征应之所至也。”该注见《尚书·泰誓》篇：“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汉孔安国传云：“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6]可见，班昭的注文虽简洁，却十分精当。这样既利于读者研读，又益于抄阅。

谢注不仅借鉴《说文解字》《字林》等专业工具书进行标注，还以《左传》《博物志》《论语》《礼记》等文献予以佐证。这种做法的益处约略有二：一则有利于疏通字义，一则可以辅助串解赋篇。其谨严征实的注音方式为后学所效仿。由于大赋的文体需要，作者为了表现某一地方的物产丰富，通常极力铺陈，不惜辞藻，将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字词一并罗列其中，可“作志书类书读”。因此，字词的注音通常也十分枯燥。然而谢注在注音之余，对事物的色彩、形态等加以简要说明，并在一类事物的结尾加以总结性的概括，使烦冗的注音文字也获得了生活气息，读之有趣。例如文中所列的鱼类，谢灵运特意对“鲈”略作说明，谓其“一时鱼”，大概是说“鲈”是时令鱼，其性质犹如今天的应季水果或蔬菜。鱼的色彩是“辑采杂色，锦烂云鲜”；形态是“唼藻戏浪，泛苻流渊”“或鼓鳃而湍跃，或掉尾而波旋”；脾性是“皆出溪中石上，恒以为玩”。让读者识别烦冗难懂的文字之余，注家用细腻的描述以增加赋文的画卷之美。

谢灵运自注《山居赋》，是赋学研究历史上的首例，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宋代吴淑所撰《事类赋注》，吴淑自己作注，正是在谢灵运《山居赋自注》的基础上承袭而来。此外，谢氏开启的“自注”体例，不仅在同类题材中影响深远，而且对后世的史学著作亦有陶染。班昭《幽通赋注》，是第一篇为他者作注的内容，注文体例谨严，语言凝练，在赋学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汇注”。汇注是赋注的一种综合形态，因多人注解而成，所以呈现出不同的赋学理念。李善注与五臣注赋的风格异同，具体可参见第二章“赋注释要及其批评内涵”，此不赘述。李善注和五臣注各有所长，前者注重章句，后者讲究义理。所谓“释事忘义”，指李善重视典出，却忽略了语词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超出了初学者的知识水平与接受能力；而五臣注较为通俗，在疏通句意方面做了大量努力[7]。因此，五臣注的出现是对李善注的继承与拓展，是“选学”自身发展的体现，更是继汉代经注之后的一种实验与厘革。这种批评虽不成体系，但独具特色。如汇注中的凡例与校勘，能展现出注家的风格与批评态度；而自注中的重典事，作为类书的注解，尤其在“名物”阐释上：“标明的是赋之‘体物’特征，亦即‘赋者，言事类之所附’的创作原则，因而赋注在极大意义上成为赋的‘名物’解释，并由此构成特有的批评体系。”[8]这些均是赋作由最先的注音、释词渐渐走向赋学批评的开端，为后世赋学评点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