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及构建

通过阅读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学科·知识·权力》（Disciplines Knowledge & Power）、托尼·比彻（Tony Becher）与保罗·特罗勒尔（Paul R.Trowler）的《学术部落与学术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s of Disciplines）等书，能够大概了解国际学术界关于学科与知识权力的讨论。总的来说，基本认识是：学科的划分和知识的分类都与权力有关，但这并不主要指国家权力，而是学科、知识产生的一种类似规训的权力。知识是变化和更新的，随着知识的变化和累积，新的学科会产生，老的学科会消失。因此，在知识和学科划分方面，有的学科与知识体系，其客观性和普遍性比较明显，比如共同体成员受过相似的学科训练，有着共同的话语模式和成果标准，这被称为纯硬学科；有的学科与知识体系则是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缺少统一标准，其成果更多表现为阐释和解释，被叫作纯软科学。但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些学科，比如社会学、法学。政治学也属于这两者之间的学科，这就为政治学科的自主性带来了模糊性。目前中国政治学界关于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很热烈，但关于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以及构建，还没有清晰的所指。知识体系是由无数个相关知识的集合形成的特定知识领域，表现为一系列概念、范式、方法、命题、公理、逻辑、规律等。

按照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学科是大学的产物，或者大学是学科的产物。在大学语境下讨论学科与知识，是知识奠定了学科划分的基础；而学科通常由相关学科体系来体现、由课程体系来承载。知识体系应该包含着课程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但它们又是不同的事情。课程体系和学科体系的自主构建相对容易，也容易理解。课程体系的自主构建，大学便拥有“自主性”；学科体系的构建，一般是基于一国的学术共同体和相关教育、学术行政管理机构以及国家意志。总的来说，这两个体系的构建可以由一校、一国的教育行政力量主导完成。现在一些中国特色的一级学科、二级学科都是自主建立，和别国的学科对不上话似乎也没有关系。所以，课程体系、学科体系构建的自主性很强且容易实现。学术体系通常需要学术对话，要和已经存在的知识和学术对话，即使这样，以国别或者以地区为边界的自主建立也比较容易。最难和最缓慢的还是知识体系的构建。

目前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无论是“自主地构建”知识体系，还是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都面临这个问题。无论是来自世界范围的还是基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验提炼而成的知识最终都是要在被普遍接受、符合常识和逻辑、经得起历史和当下的验证的情形下才能成为知识体系。“知识体系”的提法过去说得比较多，但“自主”的知识体系则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强调的。为什么要强调自主性？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哪里？有人说，知识体系自主性的核心是主体性，就是谁主导构建的；还有知识体系中的概念、范式、方法、命题、公理、逻辑、规律或者议题，是由谁提出来的。问题是，知识体系内容本身的丰富性、科学性、有用性，为什么会比谁提出的、谁建立的更重要呢？人们在学习、掌握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等知识体系时，多数情况下更多的是关注知识体系本身的丰富性、科学解释性和有用性，虽然有些知识署有牛顿、瓦特、焦耳、欧姆、爱因斯坦的名字，或者冠以芝加哥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黑格尔学派、剑桥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等，但这种国别和名字并不是知识产权意义上的自主性。有人说，“自主性”就是要抢占学术话语，摆脱美国人、西方人提出的概念和方法。还有人提出，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就是不依赖他人，不受他人的干涉和支配，因此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关系到国家安全，所以必须强调国别性。也有人举了这样的例子：比较政治学和发展政治学的产生，就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产物。确实，“二战”后美国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直接促成这两个政治学学科分支的出现，它们是为国家发展服务而形成的学术产物，也支持了美国国家战略发展，但是作为这一战略产物的比较政治学和发展政治学，以及现代化理论，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添加性贡献是被政治学界认可的，这几个学科的概念、范式和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转型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遍解释力，亨廷顿从对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案例观察中得出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政治参与、政治秩序等，现在仍被中国官方所使用。知识体系应该体现和吸收该知识领域的一切科学研究成果，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与知识体系的开放性是并存的。

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是否应该包括独立性？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能否介入知识的产生、知识体系的确立？苏联李森科的生物学知识体系就是在苏联国家利益和斯大林的政治喜好加持下，以偶然的物种现象（人们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名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建立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在国家意志的干预下，他们否定了达尔文进化论，对现代遗传学的基本概念进行重新解释，建构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生物学遗传学体系，这个知识体系从大学课堂到研究院，独领苏联科学界几十年。后来在实行几十年后又被国家力量和学术界双重否定。当然这是一个极端反例。所以，当人们认为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价值主要是其独立性、原创性和普遍适用性时，是否也包括国家的主导性？

我们现在强调和讨论建立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是因为原有的知识体系不能提供对中国新的政治实践的新解释，所以我们在原有的知识体系上要添加新贡献、新知识。在具体构建的技术层面，建构自主性的知识体系的着力点在哪里？（要警惕着力点不是新内容、新知识而是想“新词儿”）。学术自信和知识自信以及学科尊严应源于为人类的知识体系能贡献新内容。但这是否就等于重新构建一个知识体系？是为知识体系添加新知识，还是重新构建一套体系？这些都是需要厘清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