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当代中国民生事业存在的问题

当代中国民生事业发展变化很大，人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以及民生事业基础建设、民生事业制度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但是，正如上文所述，也存在很多难解之题，这不仅体现在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保障总量投入不足、居住与居民生活收支存悖论、城市交通发展滞后于经济社会建设等方面。

一 社会保障总量投入不足

目前，相对于民众的需求来说，全国的基本民生总量供给仍然不足，而且基础不牢，保障乏力，使得人们难以应对和抵御各种风险。从媒体报道的世界部分国家的社会福利情况看，美国等国家推行的是市场主导型的福利制度，法国、德国等则推行自治互助型的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占GDP在20%以上），北欧国家推行的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的福利制度（社会福利占GDP在30%以上）。中国目前推行的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福利制度，政府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投入虽然逐年增加，但总体上仍然偏低（社保和就业、住房以及教、科、文、卫等6项总投入不到GDP的10%），属于低福利、低保障度的国家（见图1-1）。

图1-1 当前部分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比较

注：此处中国的社会福利包含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6项支出。

资料来源：刘植荣《看看外国的社会福利》，《羊城晚报》2010年12月13日第5版；《中国统计年鉴2011》（电子版）。

此外，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分析，中国抚养系数结构发生变化，少儿抚养负担系数已经从1982年的55%降到2004年的30%以下，老年抚养负担系数则在1999年突破了10%，而且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2010年全国老年人口有1.7亿多人，占总人口的13%），老年抚养负担系数日渐增高。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社会保险费支付偏低、额度过少，如2010年全年人均领取的失业保险金仅为3000多元（每月仅250元/人左右）, 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加率达96.3%，但人均新农合基金支付仅为130元。

二 就业存在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

进入21世纪，中国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就业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新增就业人口供给与就业岗位需求之间的矛盾加剧。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看，全国劳动人口持续增加，2010年经济活动人口达到78388万人（占总人口的58.5%），比1978年增长了94.2%，比1990年增长了20.5%，比2000年增长了8.2%，增长速度逐步放缓，与人口增速一致，但就业人口总规模仍然较大，如2010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约1800万人，就业需求量仅约为1100万个，就业的结构性压力逐步加大。

另一方面，近20年来全国失业率持续偏高。如图1-2所示，目前政府登记失业率在4.0%～4.3%徘徊，这与人们看到的现实相距甚远。从各方调查的失业率来看，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失业率为8.12%, 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的失业率为9.6%（国际组织往往以10%作为失业诱致社会不安的警戒点），多数年份超出5%, 2010年约为8%。从失业人口构成看，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显示，以城镇失业为主（占83.3%）；年龄方面以35～54岁中青年劳动力为主（占59.0%）；受教育程度方面以初中以下为主（占56.0%）。广大年轻人无法就业，必成社会安全隐患。其中，1999年高校首次扩大招生规模以来，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尤为社会所关注（见图1-2）, 2010年大学本专科毕业生为575.4万人，分别是1978年的35倍、1995年的7倍；2001年以来大学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基本上在70%左右徘徊（近年低于70%）。就业无望导致“农门”子弟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也引发对教育这一百年大计的思考。此外，社会还一度存在着“隐性失业者”（看似在岗，其实很容易失业）、体制外的非正规就业稳定性偏低（比如农民工群体“今天来，明天走”）等问题。

图1-2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失业人口与失业率、高校毕业生数及就业变化

注：为绘图方便，图中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除以10。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蔡昉主编《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47页；李培林、陈光金《力挽狂澜：中国社会发展迎接新挑战——2008～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载汝信等主编《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8页；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数据；2009年、2010年调查失业率为估计数；大学本专科毕业生人数、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数据整理。

三 居住与居民生活收支存悖论

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合理比例关系始终是城乡居民基本民生需求得到满足的基本保证；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等的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差距不断扩大。国家推行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尽管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大为改观，但住房日益作为居民主要的消费品，大大影响了居民民生需求方面的收支。进入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城乡居民生活收支和居住之间开始形成严重的需求悖论。

在收入和消费分配方面，居民之间的收入和消费差距都在拉大。从表1-3看，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差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等的差距不断拉大。社会底层居民生活压力相对较大。

表1-3 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结构性差距变化

注：工资最高的行业：1980年、1990年为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及供应业，2000年为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2009年为金融业；工资最低的行业：1980年为社会服务业，1990年、2000年、2009年为农、林、牧、渔业。

资料来源：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此外，城市中下层住房类民生需求问题难以缓解。从表1-4看，城镇10%最高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在住房支出方面，差距是逐步扩大的，2003年达到最高，极比为5.81∶1; 10%最高收入户与20%中等收入户的比差，显然要大于20%中等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的比差。这表明上层（至少有1套房）比中低层（能有1套房就不错了）的居住消费能力强很多倍，中下层购房、租赁都显得非常困难。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这样的一线特大城市，天价房价吓跑了一些年轻小白领，有的干脆逃到二、三线城市工作和生活。电视剧《蜗居》就是中产阶层日常生活之困真实的写照。而从地区比较看，据《中国统计年鉴2011》显示，2010年，上海城市居民人均居住支出绝对值最高（2166.2元），其次是广东（1925.2元），再次是天津（1615.6元）；若从人均居住支出占居民消费性支出比例看，河北（占13.0%）、山西（占12.7%）排前两位，估计前者是由于京津地区或外省市白领居民流入河北，后者则是由于煤商参与大批购房。

表1-4 1998～2010年全国城镇社会阶层居住支出费用对比

资料来源：2010年、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电子版），《中国统计摘要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四 城市交通发展滞后于经济社会建设

铁路交通的“一票难求”、不安全，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让人们多有不满。从交通方面看，19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民工流、学生流、商人流的大量增加，城际火车“一票难求”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三个“黄金周”（五一、十一、春节）期间〕，尽管新建了动车组、高铁，加开了临时列车。国内航班延误也越来越“流行”，而且几乎没有充足的解释理由和相应赔偿。随着私家车购买政策的放开，城区道路容量不足、交通拥堵、公交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比如具有“首堵”之称的北京，自2001年一场大雪大堵以来，尽管先后施行了“公交优先”“增开地铁线路”“限号出行”“摇号限购”等政策，但仍然难以缓解交通拥堵压力，尤其是2010年9月17日、2011年6月23日十年难遇的大雨，2012年7月21日百年难遇的暴雨，更使北京交通几近瘫痪。据有关调查测算，被调查的全国50座城市中，17座城市上班花费的平均时间超过30分钟，北京最长达52分钟、广州48分钟、上海47分钟、深圳46分钟。这些问题一直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情绪，反映了社会建设严重滞后，总量投入不足，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