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译介模式

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交流^[1]，是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建构和反映，以实现自我与他者的双向交流为目标。^[2]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方式，所有译介活动的最终目的因立场不同而又可分为两种：其一，通过译介了解、认识或者学习一个文化他者；其二，通过翻译活动让他者了解本土文化。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首先要满足的前提条件都是要与他者文化中的具体个体建立联系，否则所谓的跨文化交流便只能流于表面，难以深入。中国文学外译也同样如此，无论最终目标多么恢宏，首先还是要让中国文学译作在他者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知音，否则一切皆是空谈。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文本只有通过接受才能实现它的功能。文本在被接受之前，作者的创作意图只是暂时存在。接受首先使交流的情景变得完整，进而完善了文本的功能。文本通过接受才最终被实现。作品的生命并不源于它的独立存在，而是由它与人之间的互动所决定。^[3]因此要扩大中国文学、文化的海外影响力势必先要拥有读者，没有读者的阅读与接受，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本便失去了生命和存在的意义。

当前中国文学译介数量与接受效果的巨大反差引发了学界的集体反思。除了前文提及的谢天振之外，另有大批国内学界同人对于译介问题展开理论思考。吴攸、张玲认为，文学作品的“译”与“介”同等重要，“译”是基础，“介”是目的。^[4]徐玉凤、殷国明认为翻译研究不仅要关注翻译阶段，更要重视“前翻译”和“翻译后”阶段。^[5]刘云虹在谈到中国文学外译问题时指出：“‘翻译什么’要比‘怎么翻译’的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择当译之本’不仅关系到翻译成果在异域文化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更决定着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内涵与实质。”^[6]张春柏在分析中国文学海外接受不佳的原因时表示，翻译策略只是影响文本接受效果的因素之一。^[7]

上述学者在中国文学外译问题上的表述方式和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都表达了一个基本观点：中国文学外译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微观翻译策略的探讨上，而是应该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待翻译问题。不仅要关注“怎么样译”的问题，更要重视“译得怎么样”的问题，这里“译得怎么样”指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批评，而是译作完成之后的传播与接受效果^[8]，因为前者学界已争论千年，“忠实”已成常识，至于具体译法，就文学翻译而言，可以允许译者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与追求，但是“译得怎么样”的问题却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忽视，现在应当给予更多关注。沿着这一思路，在研究中就须将译介活动精细化为不同环节并对其逐个研究。那么，文学译介活动由哪些环节组成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文学翻译的本质和特点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