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长时段与经典示范

在《泗州大水记》的文末部分，作者为了使自己对张伾的赞颂更有说服力，说自己是“学于旧史氏，借古人以谕公”，进而他将张伾的行为与两个汉代的故事相类比，即“刘琨返风而火灭，王尊临河而水止”。吕周任的引经据典，为我们进一步认识唐代地方官的上述应灾行为提供了线索。

所谓“王尊临河而水止”的故事取自《汉书》卷七六《王尊传》：

天子（成帝）复以（王）尊为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决为害。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马，祀水神河伯。尊亲执圭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庐居隄上。吏民数千万人争叩头救止尊，尊终不肯去。及水盛隄坏，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动。而水波稍却回还。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朱英等奏其状。下有司考，皆如言。于是制诏御史：“东郡河水盛长，毁坏金隄，未决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当水冲，履咫尺之难，不避危殆，以安众心，吏民复还就作，水不为灾，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赐黄金二十斤。”数岁，卒官，吏民纪之。208

西汉末年，东郡太守王尊面对严重水患，实施了一系列应灾行为。其中，王尊亲率官民、冒险亲为、吏民苦劝、誓死不离、吏民称颂、朝廷褒奖的叙事结构似曾相识，确实与吕周任笔下的张伾救灾故事极其相似。再来看看“刘琨返风而火灭”，《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刘昆传》：

建武五年（29），（刘昆）举孝廉，不行，遂逃，敎授于江陵。光武闻之，即除为江陵令。时县连年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征拜议郎，稍迁侍中、弘农太守。先是崤、黾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度河。帝闻而异之。二十二年，征代杜林为光禄勋。诏问昆曰：“前在江陵，反风灭火，后守弘农，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帝叹曰：“此乃长者之言也。”顾命书诸策。209

在史家的笔下，东汉初年，刘昆因其德政而致“反风灭火，虎北度河”，得到了刘秀的嘉许，并命史官载于史册。刘昆的故事与上引“王尊临河而水止”的案例颇有不同，王尊的故事更近似于实录，而刘昆的故事听来则颇为离奇，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神话，故事的背后当隐藏有复杂的历史面相。210实际上，究竟是神话抑或实录并不重要，对吕周任而言，刘昆故事所具有的德政观念才是关键所在。

按照吕周任的思维逻辑，王尊与刘昆的故事应是其描写泗州刺史张伾救灾故事的重要借鉴材料。无论是王尊亲临现场救灾的叙事结构，还是刘昆因德退灾的德政观念，均渗透在《泗州大水记》的字里行间。实际上，还有两个可供吕周任借鉴的前朝材料，故事的主人公一个是任荆州刺史的萧梁宗室萧憺，另一个是隋初任瀛洲刺史的郭衍。

关于萧憺救灾的材料，一个有力的实物证据来自至今仍屹立在南京郊外的萧憺墓石碑。石碑额题“梁故侍中司徒骠骑将军始兴忠武王之碑”，碑额文字清晰，碑文部分可见，仍可辨认2800余字，清人金石著作多有收录。萧憺卒于普通三年（522），碑文由徐勉撰文，贝义渊书，堪称现存萧梁碑刻中最具代表性作品。211现将碑文中涉及萧憺应灾一段文字迻录如下。

（天监）六年（508年），沮漳暴水，泛滥原隰。南岸邑居，频年为患。老弱遑遽，将至沉溺。公匪惮栉沐，躬自临视。忘垂堂之贵，亲版筑之劳，吏民忧□□□□□□□色方□□□□城，购□□金，所活甚众。□及□□□境叹服。德之攸感，皆曰神明。四郡所漂，赈以私粟。眉绾，莫不歌颂。是岁嘉禾，一茎九穗，生于邴洲，甘露降于府桐树。唐叔之美事，菽□贞并以□闻□□□□。212

萧憺，字僧达，为梁文帝萧顺之第十一子。天监元年（502）任使持节、都督荆湘益宁南北秦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封始兴郡王。上引碑文记述了天监六年荆州大水，萧憺携吏民抗灾一事。虽有部分文字漫漶，已无法识读，但与本文论题密切相关的信息却得以保留。其中，“公匪惮栉沐，躬自临视。忘垂堂之贵，亲版筑之劳”正与王尊、柳儒、张伾等人的应灾行为如出一辙。此外，正史亦对天监六年萧憺抗灾一事有所记录，《梁书》卷二二《太祖五王·始兴王憺传》：

（天监）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坏，憺亲率府将吏，冒雨赋丈尺筑治之。雨甚水壮，众皆恐，或请憺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独何心以免。”乃刑白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邴州在南岸，数百家见水长惊走，登屋缘树，憺募人救之，一口赏一万，估客数十人应募救焉，州民乃以免。又分遣行诸郡，遭水死者给棺槥，失田者与粮种。是岁，嘉禾生于州界，吏民归美，憺谦让不受。213

在史家的笔下，萧憺道出“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独何心以免”之语，充分体现出“王尊临河而水止”所具有的经典示范意义。面临“江溢堤坏”的危急局面，萧憺“亲率府将吏，冒雨赋丈尺筑治之”、“乃刑白马祭江神”竟与《汉书》所载“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马，祀水神河伯”的行为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同时，萧憺也如王尊一样经历了官民苦劝、誓死不离现场的过程。虽然萧憺的故事中并没有朝廷褒奖一事，但史家却添加了“嘉禾生于州界”的美好结局，而“吏民归美”则体现出对于萧憺个人应灾行为获得的社会认同。

从文字的内容和结构上看，碑刻与正史两种以萧憺救灾为中心的文本，其取材的来源似乎并不相同。正史描写详细生动，碑文记述则简明扼要。但就在碑文所记萧憺应灾的为数不多的文字中，萧憺亲自参与救灾这一重要的核心行为，碑文却完全没有将其忽略，反映出碑文的创作者徐勉对这一应灾行为的重视与认同。

再来看郭衍的故事。《隋书》卷六一《郭衍传》：

（开皇）五年（585），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属县多漂没，民皆上高树，依大冢。衍亲备船栰，并赍粮拯救之，民多获济。衍先开仓赈恤，后始闻奏。上大善之，选授朔州总管。214

隋初，瀛洲遭水患，刺史郭衍亦是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参与灾后救援，最后也获得了朝廷的褒奖。经过史家的剪裁，该故事从叙事的生动性到人物描写的鲜活性均不及上引诸条材料，但我们仍然需要强调的是，作者虽然惜墨如金，却单单将郭衍亲历亲为的举动选择出来着意描述，明显反映出作者对郭衍这一应灾行为的认同。

从西汉末的王尊到东汉初的刘昆，从萧梁的萧憺到隋初的郭衍，再到唐代的柳儒与张伾，在汉唐间长达数百年的时光里，毫无关联的不同时空下的六个人的身上却反复发生着具有类似情节的故事，引人深思。当然，我们依然不能根据以上这些具有独特性的叙事而得出一个长时段的普遍性结论。但是这些长时段中的重复案例却提示我们，在汉唐时代，地方官亲历亲为的应灾举动虽然并不具备普遍意义，却具备经典的示范意义。

这一示范意义的获得并非来自叙述对象本身行为的特殊性，而主要取决于该行为的受认同程度，那些来自多方的认同为经过选择后的史实提供了流传后世的可能性。王尊得到了朝廷的褒奖，刘昆受到了光武帝的赞许，萧憺得到了吏民称颂，而柳儒亦受到玄宗的玺书慰问。目前虽然没有找到张伾得到朝廷褒奖的证据，但《泗州大水记》对张伾的赞颂则可视为知识精英的认同。215这种来自各方对应灾独特行为的认同，反映出汉唐时代人们对地方官个人行为的特殊诉求。

然而，个人行为示范意义的强化，实际上意味着体制的不健全。较之前代，唐代的应灾体制已有进一步完善，但体制的弊端依然十分明显。从整体上讲，唐代的应灾体制是“救大于防”、“抚大于救”。同时，就地方官个人因素而言，一些官员瞒报、谎报灾情和徇私舞弊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官员为了及时救助百姓，甚至不惜违反法令，擅自开仓赈济。216我们暂且不论上述个人行为意图的好恶，仅从制度层面讲，这些行为显然游离于法令之外，朝廷对此基本上持否定意见。而在各类地方官救灾的个人行为中，地方长官的亲力亲为因其具有的独特性而得到了各方的一致认同。该行为的独特性不仅表现在亲力亲为的外在层面，更重要的是其虽非在法令之内，却又不违背制度原则，这是其获得高度认同的前提。而人们对这一行为认同更重要的评判原则是一定要获得圆满的结果。之所以认为王尊等人的行为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皆因他们的个人特殊行为最终战胜了灾患，而那些虽然亲历亲为却并没有获得良好结局的地方官们便不会被载入史册，因为他们并不“经典”。

总体上讲，唐代的灾害救助仍然主要依靠相关体制维系，但地方官的个人因素亦不容忽视。从正史到碑刻，从墓志再到《泗州大水记》，地方官在法令之外且合理的个人行为在整个汉唐时代均得到了人们的推崇。这种具有特殊性的历史面相，活化了灾害史的历史形象，应当是今后唐代灾害史研究继续关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