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理论趋向

第一章 “接受”与“拒斥”之间——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回应

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这恰恰是当代西方史学界无法逃避的思想前提。正如英国史学理论家凯斯·詹金斯曾断言的那样：“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普遍的后现代状态之中”，“后现代性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赞同或反对的意识形态与立场，它恰恰概括的是我们所生存的条件：是当前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命运。”[1] 对西方史学界而言，后现代主义似乎不仅是一种可以简单接受或拒斥的哲学理论，它更像是一个描述当代西方思想气候的术语[2]。

我们尤其发现，作为西方学术界传统气息最为浓厚的历史学领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到来自其内部和外部力量的挑战，一方面是历史学自身对发端于50 年代的新史学（以社会史和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为特征）所暴露出的问题的自省，西方史学出现了由经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出现了从分析向叙事的转向；另一方面又受到以“语言学转向”或“文化转向”为标志的人文学科领域的学术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使得20 世纪90年代以后的西方史学界也不得不正面应对这种变化。在后现代学者看来，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直接造成了“大写历史的崩塌”，同时也间接触及“小写历史”的基本前提和工作原则[3]。因此，西方大部分历史哲学家、史学理论家、经验历史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涉足于这场讨论中，形成了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多种回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史学界近年来对后现代主义思考的深层发展，以及对其思想在知识建构方向上的有效性与实际后果的估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