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态度与立场分析

凯斯·詹金斯在其所编著的那部被称为“后现代史学速成读本”的书中，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有关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讨论，较早提出了可以将西方哲学理论家与历史学家的回应态度概括为三派五类[4]。据此，我们大体可以把握激进派、传统派、中间派对于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的接受、拒斥与调和的多种立场，并从中发现他们所着重讨论的中心议题——在遭遇到后现代主义挑战之后的大写历史与小写历史（专业历史写作）受到怎样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激进派

该派的总体特点是全盘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虽然他们对后现代主义在大小写历史层面的影响上各有侧重，但其基本态度可等同于一般所理解的后现代派，对此国内学术界已多有研究，兹不赘述[5]。具体而言，这一派又大体可分为以下两类态度。

第一类指那些积极推进瓦解元叙述、推进大写历史崩塌的激进的理论家和历史哲学家。例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ques Lacan）、利奥塔（Lyotard）、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拉克劳（Laclau）、吉罗克斯（Giroux）、罗伯特·扬（Robert Young）、伊安·钱伯斯（Iain Chambers）等人。他们都积极评价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西方学术思想的冲击，尤其看重大写历史的崩溃。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使得那些被理性或男权为中心的元叙述所否定、排斥、忽视的人们获得了建构其自身历史、知识和权力的机会。这些学者承认大小写历史的非神秘化，并公开唤起人们对于这类知识与权力体系产生过程的注意，指出其编制历史的前提假设，明确强调其研究对象的被建构而非被发现的性质，即他们所称的“历史化过去”。

第二类指那些超越大写历史层面、积极展开对小写历史领域一系列批判的哲学家、史学理论家与历史学家。例如罗兰·巴尔特（Barthes）、福柯（Foucault）、安克斯密特（F.Ankersmit）、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琼·斯科特（Joan Scott）、戴安·伊拉姆（Diane Elam）、大卫·哈兰（David Harlan）、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等人。他们的基本立场是既乐于看到大写历史的崩塌，同时更加希望就此也打破小写历史或专业历史写作的神话。因此，他们趋于更为集中地解构小写历史，在理论上也表现得比前一类更为激进。凯斯·詹金斯自己理应也属于这一类中的代表人物。

（二）传统派

这一派的总体特点是对后现代主义抱有谨慎态度，或在不同程度上对其持批评、怀疑，甚至敌视态度。但他们也并非完全拒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西方历史观念的全部指涉，或在某些特定范围内可以理解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他们所主要反对的是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真理观的解构（代表传统的“确定论者”的观点）和对小写历史的解构（代表传统的专业历史学家的观点）。因此也可将该派细分为以下两类观点。

一类主要指那些来自“左派”或以“左派”面目出现的西方学者，例如克里斯托福·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艾里克斯·凯利尼克斯（Alex Callinicos）、伊丽莎白·吉诺维斯（Elizabeth Fox-Genovese）、诺曼·吉拉斯（Norman Geras）等人。他们一方面既乐于看到怀特、安克斯密特等人对小写历史的解构，同时一般也能承认（虽然有些不情愿）对元叙述的激烈批判——将其归于隐喻或讽喻的延伸；但另一方面却仍旧较为强烈地坚持要求保留实在性、真理、公正等作为解放思想、知识体系和历史的基础。他们在后现代主义中看到一种潜在的危险——相对主义，抑或说是一种极端的虚无主义。虽然他们可以赞同后现代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发展，及其对语言再现主义的天真想象的批驳；他们能够接受反本质主义的哲学，这使得他们对于进入文本的组织叙述方式、情节设置和隐喻有了新的意识；他们也可以接受对于历史学而言，现在比以往应该更多地意识到历史知识体系中存在的建构历史的手段。但尽管如此，这类理论家仍然认为没有必要赞同后现代主义彻底的相对主义观点，因为尚存在着比较哪种认识、思想、知识和历史写作更有效的方法。他们在经过种种思想的纷扰和涤荡之后仍然相信，在我们认识的世界中存在着保有“事实”和认识真理的方法，这足以抵御无休止的伪装和迁延。

显然，这一类学者在后现代主义对差异和变化的赞美及其反本体论的、反认识论的、反方法论的姿态中，看到一种思考方法——它可以瓦解其“左派”的激进立场，而这恰恰被视为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其主旨所在，即对当代消费资本主义的总体批判和修正。比如，吉拉斯（Norman Geras）典型地指出了他们所看到的问题：“如果没有真理，也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如果真理完全相对化或内在化为某种特殊的话语或语言游戏……或最终的词语、有助于成功的框架、信仰体系的文化特性或司法实践，那么也就无所谓不公正……任何假定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和抗议者被剥夺了他们最后的也是最好的武器，即讲述真实发生的事情。他们只能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对于真实发生的一切而言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在道德上和政治上，任何事情皆可如此。”[6] 于是，后现代主义对于真理的原则性基础的削弱最终使其无力反抗资本主义的实践和其他道路的选择，抑或说绝对的相对主义是为资本主义不公正现象开脱责任的右派策略。

另一类则专指那些对后现代主义挑战小写历史、专业历史写作持批评、否定立场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这类学者属于捍卫小写历史的传统主义者，他们以学院派专业历史学家的名义表达了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看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佩雷斯·扎戈林（Perez Zagorin）、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等人。他们对利奥塔关于大写历史的激烈批判并无异议，但却对后现代主义解构小写历史的做法持敌视态度。他们指出，后现代史学在安克斯密特和怀特这样的激进分子手中，剥夺了小写历史的合法地位；而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大小写历史保留下来，那么历史就会在后现代主义的气氛下灰飞烟灭。比如，英国家庭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劳伦斯·斯通就提醒人们，在泼掉大写历史的这盆脏水时，不要连同正规的小写历史这个婴儿也一起丢掉。在他们看来，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取消了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的基础和依据，其结果就是致使历史学——尤其是在法国和美国——日益陷入一种自我信任的危机之中[7]；他们抱怨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正在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对客观性的信仰和运用科学方法认识过去的努力[8]。

英国著名传统史家杰弗里·埃尔顿是反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典型代表。他坚信后现代主义会转瞬即逝而很快为另一种极端的流行思潮所取代，历史学家应当学有所本，不能随波逐流；他呼吁年轻的历史学者应当抵御来自德里达、福柯、怀特等人的那些带有“威胁性的”“破坏性的”“荒谬的”“无意义的”“完全相对主义的”“虚无主义的”思想诱惑[9]。英国剑桥大学的现代史学家理查德·艾文斯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历史学正遭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严峻挑战，整个历史学专业处于危机之中；后现代主义者好似站在历史学大门前的“智慧的野蛮人”，他们消除了历史与虚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写作与历史理论之间的边界，消除了一手材料与二手材料之间的意义界限，动摇了历史学赖以存在的科学基础[10]。澳大利亚学者凯斯·温德斯舒特甚至专门撰写了一本题为《谋杀历史》的书，意指文学批评和社会理论，包括语言学、解释学、后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各种流行理论是如何消解历史、如何对历史学科的规范和史学研究造成破坏的；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对真实的寻求，而这些理论是以牺牲“事实”和歪曲历史来迎合理论为代价的；如果历史学家继续陷入后现代主义的无底洞中，“他们将使他们自身及其学科归于灭绝”[11]。另一些史学家则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并没有多少新鲜之处，多数都是历史学发展中早已了解和素有的观点。例如，英国史家约翰·托什在《历史学家论历史》的序言中认为，当前的争论明显触及历史学科的基本原则，而且某些来自哲学、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者也热衷于后现代主义和历史学的结合，但是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并不像其表现得那样具有创新性”；对于历史学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及其学科地位问题，长久以来历史学家就抱有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态度，这是历史话语自身建构的结果[12]。

（三）中间派[13]

这一派的总体特点是在一定意义上尝试将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旧有的某些传统思想或实践相互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在新旧历史观念之间的游离或调和性立场。他们既看到后现代主义观念所带来的有利之处，又同时注意到其自身具有的严重缺陷。他们一方面欣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西方社会体系、权力结构、知识系统和历史传统的去神秘化的做法，但又无法放弃现代科学的基本理念和追求确定性的方法，更不愿看到思想、学术、历史领域沦落到没有标准而恣意妄为的境地。他们希望可以通过对后现代主义观念的某种取舍达到摒除各种偏见和极端作法的目的，而得到更大范围的共识。

持这类态度的比如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林恩·亨特（Lynn Hunt）、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托尼·班尼特（Tony Bennett）、拉斐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等人。下文所论及的一些历史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的观点中也透露出某种类似于该派立场的倾向。